十大下台元首 作者：晓亮【完结】 　　内容简介： 　　他们都曾登上了权利的顶峰，但也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下台 第1章　黎明沉没的南洋巨鲸——苏哈托 第2章　葬身沙漠的和平鸽——萨达特　 第3章　一闪即逝的东方慧星——赫鲁晓夫 第4章　“水门”露丑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第5章　终成阶下囚的铁腕将军——诺列加 第6章　被丑闻击垮的日本首相——竹下登 第7章　魂归异域的专制君主——巴列维 第8章　出身农家的南韩魔王——朴正熙 第9章　名噪一时的流亡总统——马科斯 第10章　多行不义而自毙的奸雄——多伊 第1章　黎明沉没的南洋巨鲸——苏哈托 　　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出生在黎明，辞世在黎明，因此被称为“黎明之子”。他领导印尼人民冲破了殖民主义看漫长的黑暗统治，迎来了国家独立。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却没能建立一种新制度。他是一位有魅力的革命家，长相英俊潇洒，对政治充满激情，又擅长于演说，他是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结合的产物。兼容并蓄、求同存异是他的人生哲学。这一哲学使他成功又使他垮台。政治不仅需要妥协犯调和，而有时则需要铁腕。 第2章　葬身沙漠的和平鸽——萨达特 　　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骁将，率领埃及人民赢得了十目战争；他是一位和平的使看，是他首倡与以色列和谈，用和平的手殷收复了失地；他是一位外交的能手，是他打破了美苏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僵局。他被称为一位改变现实的人。战争，使他成为英雄；和平，使他垮台。他没有战死于疆场，却丧生于同胞的枪口之下。尼罗河卷走了他的骨厌，金字塔记下了他的丰功伟绩。 第3章　一闪即逝的东方慧星——赫鲁晓夫 　　他是南俄民间歌女的儿子、顿涅茨矿区的盲流工匠、——个乡村牧童，然而他却依靠目己玩弄权术、见风驶舵的本领爬上了苏联的最高领导职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却力图改革斯大林模式。他虽冲破了铁幕，却没有打破旧的冷战格局。他倡导和平共处，却不断与美国发生危机。他是一个连俄语都讲不好的蹩脚政治家，却使美国总统仿透了脑筋。他是一个谜，他的垮台更是一个谜。 第4章　“水门”露丑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1968年，理查德·米尔豪森·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在这之前，他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六次危机》的书。在这部书中，尼克松详细地记述了他自1947年正式投身政界后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所经历的六次政治风浪——六次危机。这六次政治风浪，汹涌险恶，有几灰简直就是政治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险些将他投入灭顶之灾中，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或使他的肉体灰飞烟灭。使尼克松颇感庆幸和自豪的是：幸运之神对他特别关照，在幸运之神的庇护下，尼克松驾驶着他的生命之舟，顶狂风，战恶浪，避暗礁，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安全地渡过了“危机”。展望未来，尼克松并未被以往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这样一个献身政治的人来说，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危机”。饱经政治风霜的尼克松对此做了思想准备，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有魄力，在未来的“危机”中，迎风斗浪，化险为夷，一如既往地安渡“危机”。不出尼克松所料，1972年，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第七次危机真的降临了。这第七次危机就是震动了全世界的“水门事件”。与前六次“危机”所不同的是：在第七次“危机”中厄运代替了幸运。 第5章　终成阶下囚的铁腕将军——诺列加 　　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是位众所周知的独裁人物，人称‘“铁腕将军”。他属印地安和哥伦比亚血统，卷发，细眼浓眉。这位人称“凤梨脑袋”的私生子，有着超人的聪明才智。他从一个贫穷的孤儿成长为一名将军，并跃居总统宝座。他搞军人统治，对内专横跋扈。他是位实权人物，曾使巴拿马五位总统含恨离开宝座。他生性责婪、好色，生活放荡不羁。然而这样一位将军在他垮台以后却被巴拿马人民视为英雄。诺列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垮台的？这些谜将由下文揭开。 第6章　被丑闻击垮的日本首相——竹下登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精明强干，长着一副娃娃脸，在日本政坛上被人称为“阿信”。他以自己特有的玩弄权术的手段登上了首相宝座。正当他欲展宏图之际，一桩政治丑闻——里库路特特大贿赂案，使他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显赫政坛几十年的“阿信”被贿赂案的浪潮所吞噬，从此在政坛上消声匿迹。而这一丑闻则成为自民克30多年执政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本文将给您展现“阿信”的发迹和他垮台的宝过程。 第7章　魂归异域的专制君主——巴列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的伊朗国王礼萨·汗虽然宣布伊朗保持中立，但明显倾向希特勒德国。1941年，盟军进入伊朗，决定将礼萨·汗驱逐出境。在盟军的压力下，1941年9目16日上午9点多一点儿，当时的伊朗首相福鲁吉在众议院向主体议员宣读礼萨·汗的文告：“朕，伊朗国王，遵奉上帝和国家的旨意，在此庄严宣告引退，并让位给我的爱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继……”。9点30分，这个文告被众议院批准。10点多钟，礼萨·汗把他的长子巴列维叫到他的身旁，满怀深情地说：“如果你能够及时地宣誓就任国王，这是当务之急，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保住伊朗孔雀宝座。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要把你从国王宝座上撵走。所以，你就得要有耐心，并且善于审时度势，看风转舵。这次战争总会结束的。兰战争真的结束时，你一定要仍然是伊朗国王。到了那时候，你就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下午3点15分，巴列维在众议院宣誓就任国王：“腾，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国王，在上帝和祖国面前，谨向祖国和宪法宣誓效忠。”15年前，他父亲也就是在这里宣读过这样的誓词。21岁的新国王巴列维宣誓就任国王后立即急匆匆地赶回王宫，拜见被迫逊位的父亲。巴列维赶到王宫时，他父亲礼萨·汗已在10分钟前离开了王宫。踏上了流亡的征途。从此，巴列维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两年多以后，即1944年3月，礼萨·汗在流亡地毛里求斯岛死去，魂归异域。礼萨·汗去世36年以后，他的继承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与其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逃亡异域，丧命异邦。父、子两代国王，殊途同归，生命的结局竟然如此相象，耐人寻味，令人感叹。 第8章　出身农家的南韩魔王——朴正熙 　　南朝鲜前总统朴正熙，人称“专制魔王”。1961年5月发动政变上台，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对外亲美反共，阻挠南北统一。在人民反朴斗争屡遭镇压之际，朴集团内部称四大金刚的总统警卫室长车智澈、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青瓦台秘书室室长金正濂，陆军参谋长郑升和之间勾心斗角，发生内讧。朴正熙在内江中死于他亲手提拔的金载圭手中。专制魔王朴正熙终于成为历空的陈迹。本文将给您展现朴正熙集团勾心斗角内幕和朴正熙被刺的详细情节。 第9章　名噪一时的流亡总统——马科斯 　　1965年11月，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压倒优势的多数击败竞选对手莱逊当选为菲律宾1964年独立后的第六任总统。同年12用30日他身穿民族传统礼服就职。在就职仪式上，马科斯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坛，进行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论内政方针、谈对外败策，信誓旦旦，慷慨激昂，持续半个小时的演说精彩热烈，曾被19次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马科斯在1969年第一任总统期满后，以推行社会改革为政纲竞选连任。 　　1972年，马科斯第二任总统任期将届满，依照菲律宾宪法他将不得再连任总统。为了在总统的宝座上呆下去，为了建立他的马科斯王朝，马科斯寻找借口，悍然宣布军营，以枪杆子维持他的政权。由于马科斯的倒行逆施，菲律宾在经济上濒于崩溃，在政治上危机四伏，人民群众的怒火如即将愤发的火山1983年马科斯的健康恶化，继位权之争这到白热化。在这一年8月21日，马科斯指使人在马尼扭机场暗杀了他的头号政敌贝尼尼奥·阿基诺，以此为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马科斯不断地品尝着苦果：众叛亲离、遭到人民的反对、被美国后台老板丢弃、于1986年2用25日带了几十名亲信被迫仓皇出逃，流落异域。1989年9月28日10时40分马科斯病死檀香山。一代王朝，覆灭于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 第10章　多行不义而自毙的奸雄——多伊 　　1990年9用10日，38岁的利比里亚总统塞缨尔·卡尼翁·多伊在人们的咒骂和唾弃声中一命呜呼。多伊死后，他的尸体被停放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所小医院里让人们自由参观。多伊的尸体一丝不挂地摆放在一张病床上，看上去，那尸体活象一个怪物：双耳被割去，剩下了两个黑窟窿；双手上的十个指头被割去，仅剩下光秃秃的手掌；那雄性的象征——男性主殖器被齐根割去，留下了一个黑糊糊的小坑……。不少好奇者闻讯后都去医院象观看怪物一样地去参观多伊的尸体，欣赏这个作恶多端者的可耻下常对多伊早就不满的蒙罗维亚居民，听到多伊被处死的消息后欢呼雀跃，为了表示庆贺，自由战士纷纷向空中鸣枪，那劈劈啪啪的枪声好似喜庆的鞭炮。多伊之死，人们没有丝毫悲哀的表现，反而象过节似地庆贺多伊之死，并异口同声地说，多伊死有余辜。 　　正文 　　第1章　黎明沉没的南洋巨鲸 　　——苏哈托 　　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出生在黎明，辞世在黎明，因此被称为“黎明之子”。他领导印尼人民冲破了殖民主义看漫长的黑暗统治，迎来了国家独立。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却没能建立一种新制度。他是一位有魅力的革命家，长相英俊潇洒，对政治充满激情，又擅长于演说，他是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结合的产物。兼容并蓄、求同存异是他的人生哲学。这一哲学使他成功又使他垮台。政治不仅需要妥协犯调和，而有时则需要铁腕。 　　1.1　夜，忽明忽暗 　　1965年9月30日夜晚，星星不停地闪烁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由于地处热带，所以并不觉得凉爽，蒸热的湿气闷得人透不过气来。而这个时候在温带的大部分地区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雅加达街道上的人们在休息乘凉。 　　印度尼西亚国家元首、终身总统、伟大的革命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人民协商会议的受命者苏哈托，身着小西服领青年装，头戴黑色无搪帽，正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馆的印度尼西亚技术人员协商会议上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总统的声音冲破了寂静的夜晚。这个从沙玻到马老奇的印度尼西亚千岛之国。到处在播送着总统的演说，群众收听时就象在旱季的闷热天听到雷声一样。 　　突然，总统的声音有些嘶哑，接着是一阵咳嗽。看来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几分钟后，总统稳住自己，端起桌面上的茶缸喝了几口，又接着讲了下去，声音还是那样悦耳，充满激情。 　　苏哈托总统的健康状况，长久以来是人们忧心忡忡揣测纷坛的话题。他拒绝了他的维也纳医生说他的肾病需要开刀的劝告。他之所以固执不肯开刀据说是因为一个传统的占卜者曾告诫他说，他会死在刀下。他喜欢请求中国医生，并采用了针灸疗法。1965年1月，在茂物的一次典礼上，苏哈托给为他诊病的中国医生授奖，并对谣传他病已垂危嗤之以鼻。 　　同月，在总统府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苏哈托对外间流传有关他健康的谣言表示关注。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国使节否认这些谣传并宣扬自己健康良好。确实，他的精力还是充沛的，他还可以在深夜的宴会上始终保持神采奕奕与众周旋，尽管那些贵宾们已无精打采地等待这位总统退席。然而有迹象说明他的体力正在日益衰退。虽有高级医务顾问的照料，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的征象还是不能完全掩饰得了。他变得动不动爱发脾气；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会见他们讲话时有语无伦次的情形。8月5日，在一次公开的群众集会上，他病倒了，于是引起了他病重的谣传，也加深了人们对于行将出现的权力争夺的担忧。这一次，他忽然中断演讲，显然是由于身体不舒服，虽则几分钟之后，他又铿锵有力地接着讲了下去。 　　总统刚才中断的讲话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然而这对争取夺权的政治派别来说却是一个行动的信号。也就是在苏哈托总统发表演说的同时，一个政变的行动计划在紧锣密鼓之中进行着。 　　1965年10月1日凌晨，一个令印度尼西亚人惶惶不安的午夜。月亮隐没了，星星隐没了。浓墨般的夜幕把整个雅加达城捂得透不过气来。 　　在雅加达以南约10英里的哈利姆空军基地。汽车的灯光划破了万籁俱寂的夜空，一辆满载着武装士兵的军用大卡车从哈利姆空军基地出发了。六辆驶往雅加达，一辆开往雅加达的卫星城市马腰兰。他们的任务是绑架七名陆军将领，借口是奉总统紧急命令召他们去总统府。 　　哈利姆空军基地是这次政变发动者的中心。它位于雅加达郊外，一条不大引人注意的公路通往这个庞大的综合建筑群，它包括简易机场、兵营、军事设施、飞机库和宿舍，中间有些小村子、水稻田和小块荒地隔开着。这里有个地方叫鳄鱼洞，是政变者专门关押反对派的地方。1965年7月以来，这个空军基地就成为志愿兵军事训练中心。在训练志愿兵以响应苏哈托“粉碎马来西亚”运动的借口下，进步的和革命的空军军官已为这次政变训练了数以千计的青年和妇女。这次政变后来被称为“九·三0运动”。 　　“九·三0运动”指挥中心有两个主要组织：一个是“进步的革命的军官总部”，其领导人有奥马尔·达尼空军少将、苏巴佐准将、拉蒂夫上校、赫鲁·阿特莫佐空军中校和翁东中校。另一个组织是共产党的指挥部，配备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迪·努·艾地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以及特别局的局长加马鲁沙曼，别名西亚姆。虽然这两个总部分立，但经常保持联系。 　　与此同时，在印尼左右形势的另一股势力是陆军及其有关机构。他们对苏哈托越来越倒向共产党及左翼势力一边感到不满，他们也在等待，伺机夺权。在9月30日晚苏哈托发表演说的时候，陆军的许多将领并没有在现场。如后来控制局势的苏哈托将军。他既没有参加体育馆的大会，也没有在收音机或电视机旁。那天晚上，他到哪儿去了？其中一个最绘声绘色的说法是，苏哈托在亲信的巫师的紧急忠告下，那天晚上到河水汇合的地方做礼拜了。据说，巫师曾告诉苏哈托，凌晨两点之前不要回家。如果他回家，将会大难临头。而这个时候正是“九·三0运动”发动政变逮捕反对的陆军将领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苏哈托由于不在家而幸免于难。 　　凌晨刚过，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在陆军总部门前站岗的士兵此时早已疲惫不堪，搭拉着脑袋，抱枪倚墙，不停地打着哈欠。 　　突然，一个政变的士兵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边上来结束了哨兵的性命，政变的士兵一窝蜂迅速包围了一个个陆军军官的住所。三名将领帕尔曼少将、苏普拉普托少将和苏约托中将未及抵抗就已被捕、并被活捉到哈利姆。另外两名进行了抵抗，被当场击毙。其中潘贾伊坦中将在其住宅前的花园中被击毙，哈约诺少将在卧室里欲夺枪抵抗，被政变者当场打死。陆军参谋长亚尼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请他去总统府，他感到不妙，于是佯装穿衣，企图掏枪抵抗，被当场击毙。被杀三人的尸体，被丢进停放在外的卡车上带回哈利姆。但是只有第七名将领纳苏蒂安在听到一阵枪响后，急忙从后墙逃走，他身上仅穿了一条短裤。在跳墙时，不慎跌断了脚踝骨，他忍着疼痛，一步一拐地逃到伊拉克大使馆，逃得一条性命。 　　然而他的一个副官膝德安中尉，面貌酷似纳苏蒂安，被政变者逮走了。纳苏蒂安的女儿，在房内被乱枪击中，几天后死黎明时分，当卡车回到哈利姆空军基地时，政变者为首战告捷而欢呼跳跃，喊口号和唱党歌。把被俘的陆军将领关进了鳄鱼洞。 　　在政变者绑架陆军将领的同时，另外的一些政变部队占据了广播电视台和电话局。到了上午，政变部队以飞机场为基地，仿佛已经控制了局势。 　　1.2　铁腕将军控制局势 　　10月1日凌晨，哈夷·阿古斯·沙林街98号，苏哈托的住宅，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迹象。 　　周围一切都是寂静的，偶尔有些三轮车夫懒洋洋地踩着三轮车经过。没有吉普车的噪音，没有不寻常的活动，没有政变者来劫持这位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司令，他不象那6位高级将领一样遇难。后来问起这件事，苏哈托将军冷淡地说，他不在被绑架的名单之中，“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可以留到以后处置的二流军官。”低估了苏哈托，是政变者的失误之一。这导致了政变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被屠杀。 　　苏哈托的邻居、当时担任地方社会组织秘书的马舒里先生，天亮前得到一个陆军上尉的告急消息。这个军官从一个电视技术员那里获得情报。这位电视技术员在回家途中发现纳苏蒂安和哈约诺将军的住宅附近有些不寻常的活动。由于这个有着典型爪哇人礼貌的上尉不愿意冒险触犯上级，所以马舒里这个邻居就主动叫醒了苏哈托将军。这时已是10月1日清晨5时30分。 　　苏哈托后来回忆说，他首次听到含含糊糊的报告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回忆说，“我洗了个淋浴，穿上军服，由于司机还没来，我亲自驾驶吉普车。在我前往陆军战略司令部途中，我遇到一些戴绿色贝雷帽的士兵，他们是属于陆军战略司令部指挥的，但是他们不向我敬礼。” 　　早晨6时30分过后不久，苏哈托进入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独立广场东街3号的总部（靠近独立宫）。当时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值班军官和雅加达卫戊司令已经了解陆军将领被绑架的详情，并立即向他作了简要汇报。 　　上午7时20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广播了政变者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第1号公告，该公告说，它成功地制止了“将领委员会”发动的政变。根据这项公告，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苏哈托总统的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的手中。 　　一般人并不熟悉这个人。但苏哈托却记得很清楚。当苏哈托将军担任解放西伊里安（前荷属新几内亚）作战部司令时，翁东曾经是苏哈托在中爪哇梭罗时的一个下属军官，翁东后来奉令在西伊里安空降。由于他知道翁东是一个有着极左思想的人，因此，苏哈托断定革命委员会和“九·三0运动”是一个极左派的政变。 　　10月1日早晨，还有许多情况仍然弄不清楚：“九·三0运动”在首都和在各省的实力；被劫持的陆军将领的命运和下落；苏哈托总统的作用和卷入这个运动的程度。在情绪激动、谣言四起和猜测纷纷的情况下，苏哈托已下决心对付局势。他说：“我手下的军官赞同我担负起领导职务，因为我是唯一能行使职权的战地司令官。以前，当亚尼将军不在时，徽曾被委任为陆军代总司令。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在能够取得联系的范围内，尽可能了解有关雅加达所有军队是否忠诚的情况。其次，我命令所有忠于我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而禁止离开营房。我希望避免同刚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人引入歧途的军队发生流血事件。我试图说服尽可能多的叛乱者同我们合作。” 　　苏哈托所要对付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陆军战略司令部对面的独立广场上的两营部队。他们的倒向很重要。这两营部队曾奉命“保护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是从中爪哇第454营和东爪哇第530营调来参加计划在10月5日举行的建军节阅兵典礼的。他们已在前一天接受了苏哈托的检阅，并没有出现靠不住的迹象。 　　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士兵很快就同这两个营的士兵进行了接触。苏哈托将军亲自和驻守在陆军司令部对面的这两营军官谈话，并告诉他们，翁东中校在苏哈托总统有生命危险的借口下，将利用他们来反对国家的真正利益。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协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 　　下午3时，苏哈托表现出强硬姿态。他对这两个营的指挥官发出最后通牒。“我给你们30分钟去集合队伍并投降，否则我将粉碎你们。”在苏哈托的高压威胁下，除第454营的一个连外，这两营军队最后投降了，举起了白旗，放下了武器。 　　这个连撤到了首都郊外的哈利姆空军基地革命委员会总部。 　　苏哈托扼要地把情况通报给他在雅加达所能接触到的司令官，包括海军、空军和警察官员。与此同时，他命令雅加达和爪哇以外的司令官让部队处于戒备状态。苏哈托甚至用无线电和远在北苏门答腊棉兰的伊德利斯将军通话，当时他正待命率领该师部队进攻马来西亚。苏哈托要求伊德利斯立即派一个旅到雅加达。后来这个旅按时在10月中旬抵达雅加达，参加了镇压在中爪哇的共产党人的起义。 　　10月1日下午5时，获得陆军战略司令部告急的消息后，陆军伞兵突击团从首都以南的营地赶来。这支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当时在沙尔沃·艾狄上校的率领下，奉调前往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的芝利利坦，而该团的一个营则留下来增强陆军战略司令部总部能动用的部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总部设在万隆的西里万吉师的第一机械化部队到达雅加达。这个精锐师并非第一次奉命镇压共产党的起义。印尼人不会忘记，西里万吉师在镇压1948年共产党领导的茉莉芬起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只是到这个时候，苏哈托将军才掌握了主动权。下午6时30分，他下令在尽可能不开枪的情况下，占领位于独立广场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和中央邮电局。“我本来在上午就可以用武力占领这两个地方，但我认为引起当时就已在意料之中的流血，那是愚蠢的。我宁愿采取不声不响的行动，所以，大约在下午7时，不用挑起激烈的巷战，我就大体上控制了首都的局势。” 　　纳苏蒂安将军于下午4时左右来到陆军战略司令部。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个反政变的陆军中心的力量。苏哈托上午就已从纳劳蒂安将军一张简短的便条中获悉，这位4星将军脱险的消息。纳苏蒂安脚上缠着绷带，头上也有一些擦伤，看起来疲倦不堪。 　　1.3　苏哈托总统迂回周旋 　　9月30日晚上，苏哈托总统在史纳延体育馆举行的全国技术人员协商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后，大约在当晚11点钟回到独立宫。 　　他首先冲了个淋浴，因为天气太热，加上他动情地演说，因而出了一身汗。他洗完澡，穿上了宽大的浴衣，这时侍者已端上了茶点，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换上了一件方格衬衫，一条灰色马裤。这是他妻子黛维夫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为了迎接她，他特意穿上这身她喜欢的衣服。然后他驱车前往印度尼西亚饭店去接他的日本妻子黛维。而她在苏哈托出席史纳延体育馆会议的时候，已在尼尔哇纳夜总会度过了一段时间。黛维夫人年轻漂亮，具有东方女性的一切魅力。她身穿艳丽的大花连衣裙，一头黑油油的披肩长发，戴着一幅大号变色镜。在苏哈托总统赶来之前，她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她抱怨苏哈托来晚了，苏哈托总是笑嘻嘻地表示歉意。然后两人同往史利比区卡托·苏布罗托街黛维夫人的豪华住宅。总统就在那儿过夜。 　　10月1日上午6时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苏哈托从梦中惊醒，他一手按了床头的台灯，离开身边的黛维夫人去接电话。他获得关于市区发生“不寻常事件”和纳苏蒂安将军及莱梅纳部长住宅遭到袭击的第一次报告。当他询问是否可以回到独立宫去时，黛维夫人住宅的警卫人员给予肯定的回答，于是苏哈托在少数警卫人员护送下动身。在前往独立宫途中，到达印度尼西亚饭店附近时，总统接到治安员萨伊兰上校的无线电话，要求总统不要进入独立宫，因为那里很不安全。他要求总统继续前往另一个妻子哈雅梯夫人在格罗戈尔的住宅。 　　总统在哈雅娣夫人住宅时，接到了更多的消息：将领被绑架、纳苏蒂安将军的女儿受重伤和纳苏蒂安逃走。苏哈托听取了这些报告后说，这些事件对他来说是“太突然了。”然后他问萨伊兰上校：“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 　　萨伊兰没有立即回答。他命令苏巴托少校跟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的司令宫联系，但没有与陆军战略司令部苏哈托联系。最忠于苏哈托总统的苏巴托少校只和部长、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联系后就回到哈雅娣夫人住宅。因为奥马尔·达尼是政变的参与者，他告诉苏巴托，其他地方都不安全，尤其是陆军战略司令部。他说让总统来哈利姆吧，这里最安全。 　　苏巴托向总统作了汇报后，苏哈托当时也弄不清那一方已控制局势，于是决定去哈利姆。 　　当苏哈托坐着直升飞机来到哈利姆时，他得到了空军少将奥马尔·达尼和空军准将雷奥·瓦蒂梅纳的欢迎。政变的领导人达尼和苏巴佐准将向总统报告了已经发生的事件。 　　苏巴佐曾经作为政变一方的代表在上午6时左右到达独立宫，试图会见苏哈托总统，但他没有如愿，两手空空地回到哈利姆。直到上午9时过后不久，他才有机会向总统报告情况。当苏巴佐谈到国防和统筹部长、武装部队参谋长已经逃走时，苏哈托总统的反应是要求弄清情况。苏哈托总统十分同情政变的左翼势力，因为长期以来陆军势力已成尾大不掉的局势，直接威胁苏哈托总统的地位。苏哈托总统对绑架将领的评论是：“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自然的。” 　　同时提醒政变参加者，纳苏蒂安的逃脱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总统的出现对政变者以很大的精神鼓舞，但苏哈托犹豫不决，避免明确表态，这使当时的局势更加混乱。政变者由于准备不足，难以对付苏哈托的攻势。在政变部队即将陷入困境的时候，苏哈托派出第二个使者到达陆军战略司令部。使者在下午7时30分到达，这时苏哈托忙于组织一支特遣部队，准备给空军基地的政变部队以致命的打击。苏哈托和陆军战略司令部仔细研究后，决定继续进行军事准备，同时派遣自己的使者到哈利姆劝总统尽快离开空军基地，因为攻击即将开始。苏哈托由于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威望，使苏哈托难以对他下手，也不可能一脚把他踢开。所以他还是作为最高统帅的忠实军官的面目出现。由于作战的需要，陆军战略司令部迁到史纳延体育馆。 　　苏哈托的到达和派出的使者，并没有能挽救政变失败的命运，因为苏哈托将军牢牢地掌握了军权，他指挥的部队在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政变的领导人劝苏哈托总统乘飞机到日惹去，总统没有接受，而是听从第二副总理莱梅纳的劝告，在几乎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当晚10点乘小车到达雅加达以南40英里的茂物总统行宫。这时，空军基地便成为政变部队与苏哈托部队冲突的战常进攻哈利姆的特遣部队在陆军伞兵突击团团长沙尔沃·艾狄上校率领下，于10月2日凌晨3时到达空军基地的外围。陆军伞兵突击团的部队、第328古羌营、一个装甲车连和一个坦克连已经作好了进攻的准备。但在冲突前敌对双方用印度尼西亚人传统的方法进行协商。 　　哈利姆空军基地负责防御的德宛托空军准将和他的对手沙尔沃·艾狄上校，尽力避免在武装部队之间发生流血事件。 　　德宛托说服沙尔沃·艾狄，前往茂物进行一次最高级协商，因为几小时前苏哈托总统已经离开空军基地到他的茂物行宫去了。当这两位司令官去茂物时，他们的军队继续面对面地对峙着，准备战斗。 　　在茂物行宫，总统命令在印尼士兵之间避免发生流血冲突。当艾狄带着总统命令回到陆军战略司令部时，苏哈托已完成了他的军事部署。因此他能在下午1时左右离开史纳延陆军战略司令部到茂物去会见总统。苏哈托、苏哈托和武装部队的其他司令官在行宫停留了5个小时。会议期间潜伏着紧张局面，但始终没有发生直接对抗。总统宣布，陆军领导权现在由他掌握。他指定陆军部长第三助理普拉诺托少将临时主持陆军日常工作；同时委任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将军“按照我提出的政策负责恢复治安和秩序。” 　　苏哈托毫无表情地接受了总统以坚定语气表达的意志。 　　雅加达的许多晨报早已发表了分散陆军领导权的总统命令。 　　这项消息和陆军情报中心发布的消息互相矛盾。陆军情报中心发布的消息说，“苏哈托少将暂时掌握陆军领导权。”这两项公告的日期都是10月1日。 　　苏哈托与总统的会谈，越来越陷入困境，尤其反对苏哈托总统分散陆军领导权。他气冲冲地说：“在军队生活中，同时正式任命两个指挥官是从来没有的事。”于是他决定撇开普拉诺托将军，自行其事，牢牢掌握陆军的领导权，使苏哈托分散陆军领导权的命令变得毫无作用。 　　苏哈托回到陆军司令部时，用武力夺取哈利姆空军基地已不成问题。因为翁东中校已乘坐空军达哥打飞机去日惹的艾地主席那里。苏哈托总统让空军少将奥马尔·达尼及其家属在他的茂物行宫避难。次日凌晨，苏哈托的部队占领了哈利姆，政变完全失败。 　　10月5日，苏哈托为被害的陆军将领举行葬礼。葬礼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灵枢用装甲车运到加里巴达英雄公墓。参加葬礼的多是军人，也有不少围观的群众。苏哈托总统没有参加葬礼。 　　虽然政变已经平息，但苏哈托与苏哈托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显然，通过这次政变，苏哈托将军实权在握，苏哈托总统大权旁落。但苏哈托总统尽力挽回，力图重振雄威。 　　苏哈托在茂物行宫召集了两次“两项人民命令”内阁的会议，他邀请了著名的共产党部长，如鲁克曼和约多。10月6日，在谈笑声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苏哈托宣布，“九·三0运动”应被看作是印尼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委员会将自行解散。11月6日，在茂物举行了第二次内阁会议。苏哈托在苏哈托实权在握的情况下，不得不任命苏哈托为部长、陆军总司令，结束了普拉诺托的插曲。但两人的关系疏远了。这在两个人的脸上反映出来，当时独立宫的气氛是冷冰冰的。在这次会议上，总统仍然认为印尼共产党是印尼革命的主要支柱之一，他力图撤销冻结共产党在各地区活动的命令。这一命令是军事行动最高指挥部苏吉普托少将于10月4日颁布的，苏哈托与苏吉普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苏吉普托是苏哈托的坚强支持者。当苏哈托缩小杀害将领事件，而苏吉普托却要求对共产党人采取强烈行动时，苏哈托毫不让步地说：”你懂啥！这是高级政治。“苏吉普托反唇相讥：”总统大人，你靠边站吧！“ 　　1.4　巨鲸与鲨鱼的殊死较量 　　苏哈托用武力镇压了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政变，实权在握，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苏哈托总统因包庇和支持政变而大权旁落。为了对付政变失败后的局势，重新掌握政权，苏哈托命令组织苏哈托阵线。 　　1966年1月15日，苏哈托总统在茂物发表演说，第一次提出成立苏哈托阵线。第二天，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号召组织一个应包括城市和农村，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哈托阵线，“以反恐怖对付恐怖”。他通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向全国呼吁，强调成立一个更加忠于领袖的团体、以增强现有组织的忠诚。苏班德里约主张把纳苏蒂安、苏哈托和沙尔沃·艾狄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因为他们要对杀害25万共产党人负责。” 　　既然苏哈托总统和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已宣布成立苏哈托阵线，苏哈托明知这是冲着他来的，然而他不能公开加以反对。于是苏哈托指示手下的人建立“建国五原则阵线”，并说苏哈托阵线是建国五原则阵线的一部分。这样就把苏哈托阵线纳入了建国五原则阵线。任何想要表示同“伟大的革命领袖”团结一致的个人和团体，都必须向军事当局登记。任何人都不得比其他人更忠于苏哈托。苏哈托阵线被如此紧紧地包围，以致毫无生存的气息，最后各地区司令官终于宣布没有必要成立苏哈托阵线，并加以禁止。 　　苏哈托企图以苏哈托阵线来组成另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组织的努力失败了。苏哈托在这一回合中输给了掌握侧攻这一卓越斗争艺术的对手，但这还不是斗争的最后一个回合。苏哈托在建立群众基础失败后，集中全力搞上层组织。从1966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苏哈托总统不断努力加强他在最高指挥机构，特别是在内阁和军事行动最高指挥部的权力。 　　1966年2月21日，苏哈托总统宣布组成“改组后的两项人民命令内阁”。当时，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势力和拥护苏哈托的左翼势力都很强大，双方势均力敌。苏哈托不能不确认苏哈托将军行使部长、陆军参谋长的职权，但他“体面地免除”了一些著名的高级将领、坚定的反共人士如部长、武装部队参谋长纳苏蒂安将军和部长、海军司令马塔迪纳将军的职务。然而，这一行动更刺激了苏哈托势力采取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 　　2月24日，苏哈托在国家官主持新部长的宣誓就职时，苏哈托指派青年学生示威进行抗议，苏哈托不得不宣布在国家宫门前实行戒严。2月26日，苏哈托正式下令取缔受苏哈托支持的学生组织“卡米”，同时暂时关闭了印度尼西亚大学，在雅加达实行戒严，并派出好几营突击部队和装甲车，异乎寻常地显示了军事力量。苏哈托命令他的扎克拉比拉哇警卫营镇压受苏哈托支持的青年学生和袭击其总指挥部。这个行动遭到了苏哈托将军的还击，他命令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军队保护印度尼西亚大学不受袭击。 　　卡米被取缔后，2月27日，苏哈托又组织了中学生行动阵线“卡比”。继续以学生为枪炮反对苏哈托。总统和苏哈托将军之间不断发生冲突。3月11日事态发展到高峰。 　　当时，国家宫正在举行内阁全体会议。会上，苏哈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谴责帝国主义，同时也指责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部长。他以坚定的口吻说：“你们必须接受我的领导，听从我的指示。你们之中如果有人不能跟随我，好吧，那就老实说吧。我非常乐意接受辞职报告，并任命别人来接替你……”苏哈托刚要求动摇不定的部长离职时，他的一位侍从武官庞邦·威查纳尔哥上校走进会议厅，交给总统一张便条，告诉他“一支来历不明的军队”（据后来泄漏的消息说，这支军队是由沙沃·埃迪率领的陆军伞兵突击团的士兵，他们摘掉徽章，执行苏哈托交给的“显示自己力量”的特殊任务。）正逼近国家宫，包围会议大厅。苏哈托马上站起来，借口发生“重大事态”，直奔他的直升飞机，后面跟着没穿鞋子的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两人。3人匆忙乘直升飞机回到茂物行宫。 　　当时苏哈托借口扁桃腺发炎没有参加这次内阁会议。这实际上是耍外交手腕。在苏哈托召开内阁会议的同时，苏哈托、已苏基·拉赫马特少将、M·优素福准将以及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阿·马赫茂德准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苏哈托采取行动。 　　在苏哈托回到茂物后，由3名将领巴苏基，拉赫马将军、M·优素福将军和阿·马赫茂德将军组成的代表团找上门来。他们是从雅加达跟踪而来的，乘的是汽车；比飞机慢。到达茂物已是3月11日下午2时。他们奉苏哈托派遣，带来了一份最后通牒性质的信件。他们要求把总统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苏哈托。苏哈托怒气冲冲，这次谈判直到下午7时30分。 　　虽然他最亲密的助手苏班德里约和哈鲁尔·萨勒极力反对，但苏哈托还是慑于对手的强大压力屈服了。他签署了所谓的“指示信”，把行政权力移交给了苏哈托将军。它责成苏哈托将军保证治安和秩序，以及保卫“伟大的革命领袖”的人身安全和权力。 　　根据“三月十一日命令”，苏哈托将军以总统的名义签发了第1／3／1966号总统法令，宣布在共和国全部领土上正式解散共产党。尽管文件还有含糊不清的地方，但苏哈托势力认为，颁布这个文件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3月12日，在沙尔沃·艾狄上校的领导下，军队在雅加达举行了显示力量的示威。同一天，由3月11日担任使者的3位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茂物保卫总统的人身安全。3月15日，在苏哈托将军的邀请下，苏哈托回到首都。在当天下午的会谈中，苏哈托汇报了总统命令的执行情况。他极力渲染雅加达的恐怖气氛，并告诫苏哈托不要过低估计示威者的决心。第二天，会谈继续进行，主要议题是内阁的改组问题。 　　苏哈托提出，苏班德里约和其他内阁成员令他和军部不能容忍，希望苏哈托取消他的内阁。他以为苏哈托会自动放弃自己的内阁，甘当一个傀儡。出乎苏哈托的意料之外，苏哈托总统为了恢复其领导权，再一次作拼死的努力。由4位副总理和鲁斯兰·阿卜杜干尼部长协助制定并在3月16日发布的总统第一号通告中，苏哈托坚定地宣布：“根据印度尼西亚具有的民主和‘黎索宾’（指革命、社会主义和领导权）的精神，我提醒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贯彻伟大领袖朋加诺（印度尼西亚语”朋“bung意即兄弟或同志，苏哈托喜欢被称为朋加诺。）的所有教导乃是他们的绝对责任。”同时，苏哈托严厉警告，有人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总统，甚至最后干预总统的助理班子。各部部长唯有总统才能任命，任何其他人不得过问。” 　　苏哈托的通告使苏哈托和军事司令官感到吃惊。没想到总统到了这个地步还敢反抗。软的不行就上硬的。苏哈托立即采取行动，决定逮捕15名内阁部长。苏哈托再次以总统的名义于3月18日颁布这项逮捕令。18日，15名内阁成员全部被逮捕，无一人漏网。当时苏班德里约还在苏哈托保护下，呆在总统府。一名记者曾目睹了总统卑躬屈膝的情况。说当他被迫离开总统府以便逮捕苏班德里约时，他低声下气地哀求雅加达警备司令阿米尔·马哈茂德：“阿米尔，不要杀他。” 　　与此同时，苏哈托将军任命了一批临时部长以填补内阁的空却。 　　在逮捕了苏哈托的内阁部长之后，苏哈托着手重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国会、最高咨询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政府机构。 　　这时重建的机构完全由苏哈托把持，苏哈托要求苏哈托总统“遵守宪法。” 　　1945年宪法既然授权总统任免部长，苏哈托认为苏哈托总统应组织一个新内阁以更换临时部长。3月27日，一个新内阁宣告成立。6名副总理中包括苏哈托、亚当·马利克和日惹的素丹哈孟库·布沃诺，几乎全是拥护苏哈托的人及其亲信。3月30日，新内阁宣誓就职。由苏哈托总统在国家宫宣读新部长名单，这使他感到难堪。他读了单子上前几个人名之后，他感到无法忍受，因为这些人全是拥护苏哈托的人。他突然宣布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他转身就走，把这张名单交给了第一副总理莱梅纳，让他把名单念完，自己径直离开了大厅。 　　1966年6月20日至7月6日，在史纳延体育馆召开了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开幕时，气氛仍很紧张。学生和其它行动阵线的人员不断出现在雅加达街头。拥护苏哈托和反对苏哈托的人截然对立。 　　苏哈托总统6月22日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上出现的情景，与往日在政治舞台上的样子大不相同。没有拿鲜花的姑娘，也没有雷鸣般的“朋加诺万岁？的欢呼声。只有装甲车和一个态度生硬的武装警卫。这个警卫与其说是保卫他的安全，不如说是防止他和人民接触，监视他的行动。 　　这次会议颁布了几项重要决定：其一是由苏哈托将军担任总统职务，其原因是苏哈托身体不适；其二苏哈托“伟大的革命领袖”这一头衔仍保留，但仅作为名誉而无合法权力；其三撤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1963年关于任命“伟大的革命领袖”为终身总统的决定。这次会议正式剥夺了苏哈托的权力，大大加强了苏哈托的地位，是苏哈托与苏哈托权力斗争中的转折点。 　　1.5　政治生命的终结 　　尽管有了“3月11日命令”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的法令，苏哈托不愿永远藏在幕后，当一个影子总统。必要时他要到前台来。所以必须剥夺苏哈托的头衔。 　　这个行动从1966年12月16日就开始了。当时印度尼西亚法律学者协会和印度尼西亚法官联合会发出了“正义与真理的声明”。它扼要地提供了苏哈托总统卷入1965年9月30日共产党人政变的情况，主要是根据对奥马尔·达尼的审问结果进行逐点审议。因此声明要求：总统同共产党及流产政变的关系，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调查。声明敦促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以及最高检查官进行干预。声明被递交给包括苏哈托将军在内的国家最高当局。“新秩序”力量坚决支持对苏哈托采取法律行动的要求。 　　许多尖锐的攻击刺中了苏哈托的痛处、他变得更加恼怒。 　　对于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事件，他拒绝负责和提供一个完整、具体的说明。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才就他对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9点声明讲话”提出了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说明是以信件的形式于1967年1月10日提出的，内容空泛，使“新秩序”力量感到不满意。苏哈托总统说：“九·三0事件”的发生，对他来说完全是意外的，那是三种因素促成的：印尼共产党领导执行了错误的方针，阴险的“尼哥林”（“尼哥林”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略称，此词由亚尼将军所创造。）的颠覆，以及有些人是“疯子”。 　　苏哈托这时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许多老战友劝苏哈托辞职。这时传来了“九·三0事件”著名人物、陆军准将苏巴佐被捕的消息。他在各地隐藏了一年多之后，于1967年1月12日凌晨在哈利姆空军基地一名空军军士的家里落网了。苏哈托获悉这个消息时，脸上顿时苍白了。 　　2月7日，苏哈托总统写信给苏哈托将军、宣布他准备结束他在政府中的领导权，不过他坚持保留国家最高领导权。但这个声明为时已晚。次日，苏哈托和内阁以不满意为理由加以拒绝。苏哈托要求召开另一次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来解决苏哈托问题。 　　苏哈托总统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了。2月16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1967年3月7～11日召开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解决苏哈托问题。对苏哈托来说，自动提出带有条件的辞职，总比被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解除职务好。因此，苏哈托总统于1967年2月20日宣布，为了迅速结束当前的政治冲突，他愿意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将军。这一次又遭到了苏哈托的拒绝。使苏哈托难以接受的是，苏哈托企图保留共和国总统、人民协商会议受命者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三个头衔。 　　1967年3月7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在纳苏蒂安主持下召开了。地点仍是位于雅加达和巴油兰近郊之间的史纳延体育馆。 　　天不作美。一大早晴朗的天，万道霞光。然而当参加会议的成员、来宾、观察家们以及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进入体育馆时，忽然风起云涌，乌云滚滚而来，一道道闪电从空中划过，接着传来一阵阵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装备着重武器的保安警卫人员把数以千名的学生阻挡在距离会场相当远的地方。前几天，大雅加达军区司令已下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行动。 　　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纳苏蒂安，这位大难逃脱的将军在主持会议，他和四个副主席的左侧是国会议长夏伊胡，苏哈托将军坐在右侧。由于天下雨，人人都淋得像落汤鸡。湿漉漉地头发贴着疲惫不堪的脸。苏哈托这位四星将军穿着湿漉漉的普通军装，脸上的微笑显得那么勉强。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苏哈托将军被国会任命为代理总统。苏哈托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或政府活动。“他不再真正实际地掌握国家领导权了。”3月12日，印度尼西亚最高立法机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它对苏哈托总统的任命，剥夺苏哈托所有宪法上规定的和潜取的职权。在普选前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任命苏哈托为代理总统，直到人民协商会议在普选后选出新总统为止。 　　然而，苏哈托慑于苏哈托在人民中的威望，没有正式剥夺苏哈托总统的头衔，也没有立即把他送上法庭审讯。在会议结束时，有个西方记者采访纳苏蒂安，要求这位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就苏哈托将来的地位作个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说明，并提出为什么要保留苏哈托总统的空头衔。纳苏蒂安将军引用了一个谚语说：“当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在丛林里遇到一只老虎时，他称呼这只野兽‘祖父’；假如他碰到一条鳄鱼，他称呼这条爬虫‘师父’，换句话说，在朦胧的丛林里，人们说老实话是不行的。”确实，他们对苏哈托这只老虎感到害怕，在人民群众拥护苏哈托的丛林中，战战兢兢地生活着。 　　苏哈托总统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6　黎明的道路 　　1901年6月6日星期四，早晨天刚刚发亮，苏哈托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为此他得到一个雅号，叫黎明之子。他的父亲叫拉登·苏克米·沙斯罗迪哈佐，正如“拉登”这个头衔所表示的那样，是一个爪哇的土著贵族。他的母亲伊达尤·尼奥曼·拉伊，是巴厘一个婆罗门（僧侣）家庭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个穆斯林，母亲是个印度教徒，所以双方结合可费了一番周折。结婚之后，苏克米夫妇就住在辛加拉查，直到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苏加米妮。女儿生下后不到两年。苏克米经申请获准，调到苏腊巴亚（泗水），也就是在这里，苏哈托出世了。取名为库斯诺·索斯罗·苏哈托，不过在他童年时期，前面两个名字就弃而不用了，自后按照爪哇老百姓的方式，一直单单叫他苏哈托。 　　苏哈托的童年，说实在是够平凡的。出世后头几年有段时期，他的祖父母可能为了减轻他父母的负担，将苏哈托带到东爪哇南部土隆加贡他们老家。他就是在那里的乡村小学开始读书的。6岁左右，他家先从苏腊巴亚搬到附近的诗多阿佐镇，紧接着又搬到惹班。在惹班，他父亲被提升为一所二级乡村学校校长。家里搬到惹班之后，苏哈托就回来了，进入他父亲的学校，继续上小学。 　　他小时候是由佣人沙里娜看管，沙里娜对他影响很大。他把她当成理想化的人物，当作印尼妇女的象征，特别是作为构成全国人口主体的“小百姓”的代表。后来他在雅加达的塔姆林路建了一座“沙里娜”百货大楼，作为对她的纪念，苏哈托自称，在他一生中她是最有影响的唯一人物。“我是从她那里懂得热爱普通老百姓的，她本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她却有着不寻常的智慧。” 　　他父亲虽是一个小学校长，但薪金却很微薄，他和父亲住在惹班时也好，和祖父母住在土隆加贡时也好，确实尝到了贫困的滋味。每天只能勉强吃上一顿米饭。他是异族通婚所生，这对苏哈托影响很大。他深受爪哇传统文化的哺育，同时又是由他宣布求同存异的印度尼西亚统一的原则。苏哈托小时爱看皮影戏，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他影响较深。他在演说中常用皮影戏作比喻。苏哈托在小学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顺利地一级一级读上去了。 　　1916年，苏哈托进入荷兰语中学。他父亲通过朋友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关系使苏哈托进入荷兰语中学，并安排他住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这对苏哈托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佐克罗阿米诺托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主席，是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当时印尼处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运动，通过这位领导人对苏哈托产生了极大影响，促成了苏哈托民族意识的觉醒。佐克罗阿米诺托成了苏哈托政治活动的师傅和楷模。在中学里，他饱尝了作为殖民地学生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可以借阅苏腊巴亚神学会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他离群索居、博览群书，涉猎各种政治思想：杰斐逊的民主思想、韦布的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自称吸收了黑格尔、康德和卢梭的学说，还阅读伏尔泰的著作。 　　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他接触了一些促使他政治觉醒的人们，尤其是结识了东印度共产党（1942年改名为印尼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荷兰人亨德利克·史尼佛利特（史尼佛利特后来用马林这个名字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他的副手阿道夫·巴尔斯以及瑟马恩、慕梭、阿利敏等人。 　　苏哈托从佐克罗阿米诺托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善于把各类人物团结起来以及雄辩的口才。1917年他参加了青年组织“特里·科罗·达尔摩”，1918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爪哇青年会。他开始给《印地使者》报写稿，迈入新闻界，1921年，苏哈托从苏腊巴亚荷兰中学毕业，进入万隆工学院。在这里，他扩大了他与万隆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接触。他在这里认识了荷印混血种领袖埃内斯特·多威士·德克尔及其同盟者集普多博士等人。 　　1926年在他学徒阶段结束时，他已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了。1926年苏哈托从万隆工学院毕业，获得工程师学位。毕业后他在克萨特里亚专科学校担任教员，但因他在教学中富有煽动性而被解聘。此后，他和万隆工学院的同学安瓦里合办了一个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在这期间，他创立了研究总会。 　　他的家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1927年，苏哈托创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协会，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这一组织此后改名为印民民族党。 　　1929年12月9日，他举行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集会被捕入狱，被判4年徒刑，1931年12月31日，他被释放。他从狱中出来后立即投入印尼民族主义运动。1932年10月，苏哈托加入印尼党，并被选为主席。不久，苏哈托再次被捕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印尼。苏哈托利用日本人赶走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1945年日本投降。8月17日，他宣布印尼独立。并提出了建国五项原则：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仰神。从此团结各派力量，共同对付荷兰殖民者的卷土重来。 　　1950年8月14日，印尼通过了临时宪法，15日，苏哈托正式宣布印尼为共和国。1963年5月1日，印尼政府收回了西伊里安。为了团结各派力量，苏哈托提出了“纳沙贡”学说，声称他的内阁将代表印尼革命的主要思潮：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长期以来，在苏哈托、陆军和印尼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苏哈托始终处于权力中心地位，起着平衡作用。1965年由苏哈托的病危引发了共产党人的政变和陆军苏哈托势力的反扑，最后导致了苏哈托总统的垮台。 　　1.7　充满魅力的革命家 　　苏哈托总统，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导人。苏哈托长得英俊动人，对此他颇为自我欣赏，他过分自信到了傲慢的程度。他的出现能象魔术般地振奋群众。苏哈托对政治充满了激情。他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他的演说能使人激动、兴奋不已。一次，他在演说中说：“我被革命迷住了，完全被它融化了。它那浪漫主义色彩使我发狂，使我着魔……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革命在兴起，革命的火焰熊熊，革命的雷声隆颅…来吧，兄弟姐妹们，把那熊熊烈火煽得更旺吧，让我们大家都变成木头，投入革命的烈火吧！” 　　苏哈托在数千群众参加的大会上讲话。他讲了不到半个小时，群众都听迷了，最后他象念经似地不断喊着：“默迪卡！” 　　这是印尼革命的战斗口号，意思是：自由、尊严、独立。群众也一次又一次地喊着“默迪卡”来回答他，全场激动得发狂，令人难以置信。苏哈托的激动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他满面红光，洋洋得意。 　　30年代，苏哈托不断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流放，这一经历使他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始终难以消除。即使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独立之后，他仍继续他对前殖民主义的革命，努力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西伊里安。他成功地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在独立之后他的革命却带来了灾难。因为他只会破坏，不注意建设。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把革命变成了宗教，革命成了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苏哈托执政后期，国内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然而他仍热衷于政治运动。口号代替了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从而忽视了国内建设。 　　苏哈托表里如一，身上毫无矫柔造作之气。他对人民群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群众的激情是他生活的养料，就象食粮和水一样重要。革命燃起激情，引导人民无止境地革命。 　　看过《赫鲁晓夫回忆录》的人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哈托一开口就要求赫鲁晓夫资助建设一座巨型体育馆。了解苏哈托的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却迷惑不解，他原以为苏哈托会要食品或者武器的。但苏哈托要的是他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地方。著名的史纳延体育馆是苏联人在60年代初贷款并提供技术人员援建的庞大的综合体育馆的一部分。 　　苏哈托在史纳延体育馆曾举行过多次群众集会、阅兵典礼。在这里出现过军乐、旗帜和激动的人群。苏哈托在这里多次呼风唤雨，操纵群众，鼓舞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为他狂热地高呼：朋加诺万岁！苏哈托万岁！体育馆的墙壁上装饰着“打倒‘尼哥林’！”“美帝国主义见鬼去！”“粉碎马来西亚／等巨幅标语。墙上贴有革命巨人的招贴画，他们突出的大眼睛，肌肉发达的四肢，吓坏人的表情，足以使观众激动不已。 　　一小撮标有美元符号的怯懦的帝国主义鼠辈们，看起来很容易被漫画巨人踏倒在地。每次召开会议，都有迎接伟大革命领袖的美丽的宾尼加栋卡依加姑娘组成的鲜花队。（“宾尼加栋卡依加”的字面意思是“殊途同归”，也是印尼国徽上的字。宾尼加栋卡依加姑娘是一群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穿戴地方服饰的漂亮少女。苏哈托很喜欢这种特殊的仪仗队。）主席台上挂有总统的巨幅肖像。苏哈托曾在这里享受凯旋和胜利的欢乐。 　　苏哈托是一位不卑不亢的人，毫无许多小国领导人会见大国代表时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他没有任何自卑感。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他觉得自己与对方不仅是平等的，而且还更优越。他英语说得很好。他所住的宫殿里到处摆设着印度尼西亚贵重的艺术珍品，还可以看到许多漂亮的女人。 　　然而，苏哈托喜欢简朴的东西。在他的盥洗室里，既有现代化的淋浴设备，也有老式的水桶。他喜欢用水桶洗澡。尽管他过着较奢侈的生活，但却与本国最穷苦的老百姓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喜欢在车队经过的路线上停下来同人们握手交谈。他定期到农村去走走，和群众在一起，夜里就睡在破烂不堪的农舍里。印度尼西亚人在乡村看到自己的总统一点儿也不惊奇。一次，当他送别一位到茂物来拜访他的外国大使时，大使的眼光停留在仙的直升飞机上。“你有没有乘过直升飞机？”苏哈托问。大使说：“没有。”于是，苏哈托带着他登机作了一次短途飞行。当俯瞰着下面的农庄、田舍时，苏哈托决定作一次意外的降落。降落后，一群带着惊异眼光的当地居民围了上来。他和他们握手交谈，和他们谈笑，最后率领他们集体唱歌，歌声传遍田间野洼，没有保安人员在常在同他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重温故旧一个多小时后，他和他的一行又登上直升飞机，回去处理日常公务去了。 　　苏哈托喜欢出国访问，每次他都彬彬有礼，笑容可掬。他常穿着一套黄褐色制服，头戴穆斯林小圆帽，手拿象牙镶嵌的轻便手杖，显得精神抖擞，仪表堂堂。他常越过警戒线同男人握手，同儿童交谈，还亲吻妇女，被吻的许多妇女都高兴得尖叫起来。这一举动使警卫人员大为恐慌，但群众却非常高兴。 　　苏哈托在生活上也比较放纵。一次，他去突尼斯访问。据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苏哈托访问我国时，我们有许许多多重要问题要谈，而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一个女人’。”苏哈托至少结了6次婚。在他执政期间，关于他在性行为方面的本领和性欲有种种谣传和故事。 　　苏哈托有一个重要的纲领：摆脱殖民统治。他围绕这一点提出自己的主张。实现这一目标之后，他的统治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是他仍能抓住人心，一方面是由于“默迪卡”这一口号所产生的激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生气勃勃、磁铁般地吸引着人民；还因为他那趾高气扬的态度正符合人民崇拜英雄的心理。 　　尽管印尼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岛国，但苏哈托领导下的人民却很贫困。他向人民提供的不是物质繁荣和财富，而仅仅是精神上的幻想，为了纪念1945年8月17日印尼从荷兰获得独立，他发表了长达5100页的经济计划，但只是一纸空文，从未付诸实施。他能粉碎一个旧制度，却不能集中注意力进行建设。原料是有的，印尼的人口不算少，自然资源也比任何东南亚国家丰富，只是缺乏正确的政策。苏哈托暂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注意自己的问题，但他从来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苏哈托任总统职位接近尾声的几年，倒是他最明显地坚持了原则的几年。他完全可以谴责印尼共产党以拯救自己，他可以回顾茉莉芬事件，说他们奉行了过时的策略，是“人民的敌人”。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以解脱自己。并且他拒绝否定共产主义在他一贯寻求的一致精神中的地位。真是令人钦佩。 　　1.8　失去月光的日子 　　由于苏哈托以及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没有明确剥夺苏哈托的总统头衔，没有强迫他迁出国家宫，因此苏哈托仍在首都的国家宫中邀请“私人宾客”，前往医院探视；日战友，以及参观名胜古迹。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然而这使新秩序的人们感到极为不满。1967年5月6日，代总统宣布关于进一步处理朋加诺的第62号决定书，不准他再使用国家元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等头衔。禁止苏哈托开挂总统旗帜，但准许他“在接受政府正式邀请参加国家节日时”，照旧穿上他心爱的制服并佩带所有缓带和勋章。金丝鸟笼般的茂物行宫留作苏哈托的官邸。苏哈托感到寂寞无聊，为了给单调的生活增加一点娱乐，便在茂物行宫举行多次文艺表演会。在表演会上他对朋友和来宾发表演说。而这一点却激怒了苏哈托将军。他担心这种表演会会发展成为“旧秩序”人物的政治集会。尤其是苏哈托于1967年6月6日在雅加达的宫中举行诞辰宴会，使苏哈托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苏哈托的演说总是那么富有激情，富有煽动性。苏哈托的态度强硬起来。 　　1967年年中，国内紧张局势再度加剧。民族党的强硬派认为曙光已经出现。民族党机关报《平民火炬报》刊登了前总统的一幅巨照，并写上“朋加诺万岁！”为他祝寿。 　　这时陆军势力再次强硬起来。1967年7月7日，4个爪哇军区的司令官同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陆军伞兵团团长一起，在中爪哇日惹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这个“日惹誓言”提出了6项要求。这些司令官强烈要求，对那些企图恢复“旧秩序领袖苏哈托博士”的权力的人，必须采取严厉措施。这样，民族党在各个地方和各区的支部被冻结、“停止活动”、“暂时禁止活动”或者“完全禁止活动”。 　　7月19日，最高检查官苏吉·亚尔托少将宣布：若干高级军官和文官企图策划在7月底发动暴动，使前总统苏哈托重新掌权，因此应对他们采取行动。第二天，大雅加达军区参谋长谈到在首都逮捕了14人，在各省的清洗工作也逐步展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中爪哇和东爪哇，军区司令官命令把仍然挂在办公室、公共场所和会议厅的前总统苏哈托肖像取下，换上“神鹰国徽”或者代总统的肖像；大雅加达军区司令颁布一项命令，“工程师苏哈托博士”没有得到雅加达军事当局的批准，不得进入首都。苏哈托在此之后实际上被软禁在茂物行宫，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法接近他。清洗工作大规模进行。仅在中爪哇帝波尼哥罗军区，就有1000多名军官和现役军人被认为有拥护前总统倾向而被清洗。这些人被迫退伍。 　　在国庆前夕发生的“藏旗事件”是一个小小的插曲。1967年国庆节即将到来，独立宫的工作人员在准备国庆典礼的工作中，到处寻找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时升起的第一面红白色国旗。这面旗被称为“国家宝旗”。它由苏哈托的妻子法妈娃梯夫人缝制。1945年以后，每年8月17日印尼国庆，都要升起这面国旗以示庆祝。现在这面国旗失踪了。装“国家宝旗”的箱子钥匙由前总统带到茂物行宫去了。最后，苏哈托交出了钥匙，但是官员们打开箱子时，里面却是空的。 　　苏哈托新秩序的强硬派要求用武力强迫苏哈托交出国旗。而代总统苏哈托以印度尼西亚人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有礼貌地邀请苏哈托到雅加达来完成一项民族使命，在一次隆重的典礼上移交国旗。由于健康状况欠佳，苏哈托被护送到他的第4夫人拉特娜·黛维的住宅。在那里等待这位前总统的是武装部队的4个司令官。这些司令官隆重地向苏哈托致敬，而苏哈托仍以一副民族英雄的姿态，交出了“国家宝旗”。 　　1968年3月27日晚上9时58分开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宣誓就职的庄严典礼在雅加达国家宫举行。仪式只进行了45分钟。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纳苏蒂安发表了3分钟的讲话，宗教事务部长达赫兰念了祝词。苏哈托发表了就职演说。第二天早上7点15分，苏哈托总统乘坐雄鹰航空公司的DC——8“西里万吉”号飞机前往日本和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 　　几天之后，苏哈托收到前总统苏哈托给他的一封信。苏哈托在信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宣称他不想再度担任总统。同时他向苏哈托提出了一些要求：他要求准许他离开茂物行宫，迁居到他在茂物或雅加达的私人住宅。并给他较多的个人行动自由。这些要求被批准了。苏哈托搬到当时已不在家的日本妻子黛维夫人在雅加达郊外的住宅，那里警戒森严，与外界隔绝，过着最孤独的生活。 　　黛维在他被正式罢黜之前就离开了，并于1970年初获准同他离婚。哈里亚蒂也跟他离了婚，而尤里克·尚额尔根本就没有正式嫁给他。由于不但被夺去了权力，而且被割断了人生不可少的同外界的接触，于是他的体力和智力逐渐衰退了。后来他只是在他女儿的婚礼上和在法玛娃娣家里很少几次的家庭聚会上露过面。偶尔他驱车到内地的彭贾克地区旅行。谁要是偶然瞥见这位过路人，一定会感到震惊，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老人，秃着头，没有戴上他常戴的无檐帽，身体显得日渐衰老了，衣着也很随便。 　　后来，法玛娃梯也同他离了婚，只剩下哈蒂妮是他唯一的合法妻子。他已老态龙钟了，走路要人搀扶，讲话也含糊不清。他已成为一个伤感、多病的老头。政界要对他进行审判的呼声没有了。他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1970年6月16日傍晚，苏哈托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随即被送到雅加达军人医院，延至星期日（6月21日）黎明逝世。 　　他既已去世，苏哈托总统的政府也就可以对他宽大了。很快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官方发言人既提到了他的缺点，也追述了他的业绩，他又一次被视为这个国家的国父。 　　临死前，苏哈托表示想再见见他的前妻黛维。她在他去世的前一天飞到雅加达，并带来了替他生的，但他还没有见过的女儿。在他死的那个星期日，哈蒂妮和黛维一道恳求苏哈托将苏哈托葬在他在巴都图利斯家中的花园内。苏哈托生前选择这个地方安家，因为他相信附近的石碑上面刻有15世纪的碑文，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源泉。但苏哈托不愿意在离雅加达这样靠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朝圣处所，拒绝了她们的请求。 　　6月22日，星期一，苏哈托被安葬于勿里达他母亲的墓旁。 　　第2章　葬身沙漠的和平鸽 　　—萨达特 　　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骁将，率领埃及人民赢得了十目战争；他是一位和平的使看，是他首倡与以色列和谈，用和平的手殷收复了失地；他是一位外交的能手，是他打破了美苏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僵局。他被称为一位改变现实的人。战争，使他成为英雄；和平，使他垮台。他没有战死于疆场，却丧生于同胞的枪口之下。尼罗河卷走了他的骨厌，金字塔记下了他的丰功伟绩。 　　2.1　阅兵式上枪声 　　金秋十月，天气渐渐凉爽。地处北非的埃及更是一片秋色。璀璨的阳光照耀着埃及的沙漠和原野，到处金光闪闪。 　　1981年10月6日，对埃及人民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8年前的今天，埃及人民在萨达特总统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战争，突破了以色列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取得了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今年的10月如同往年一样，埃及人民照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今天，太阳刚刚从尼罗河中升起，为庆祝活动准备的人们已在开罗东郊金字塔形无名战士墓碑所在的胜利广场上忙碌。早上8点多钟，太阳照得大地一片通红，位于开罗西南郊的大金字塔，简直像是用纯金铸成的，远远望去，它如同一座飘浮在沙海中的金山。连尼罗河的河水也泛着金光。晴空万里，微风和煦，真是一个好日子。 　　埃及人民为举行庆祝活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开罗高耸云天的豪华大厦、街道上五颜六色的汽车，披红挂彩，一派节日的气氛，埃及人民更是身着盛装，喜气洋洋。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成千上万的公民以各种方式和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庆祝中东十月战争胜利8周年。 　　10点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模仿金字塔式样建造的无名战士墓所在的胜利广场，几十面埃及国旗在晨风中飘动。对面的梯形检阅台上一排排政府要人、达官显贵，还有各国驻埃及的使节、专家和记者，以及他们的眷属们都聚集在这里，观看即将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检阅台的上方悬挂着阿拉伯文的大幅标语，在外国人看来，如龙飞凤舞，令人眼花缭乱。 　　十月战争曾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亲自领导和指挥这场战争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来说，这一天自然是他最荣耀的节日。萨达特身着笔挺的军装，佩戴绿色的总统肩带，胸前挂满了勋章，今天显得格外精神。他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面前摆满了话筒，因为今天他要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电视台、广播电台要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 　　受检阅的部队在广场外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远远望去，千军万马，黑压压一片；真象一道铜墙铁壁。在广场两边挤满了来自埃及各地的观众，他们也在翘首等待观看这一壮丽庄严的场面。 　　上午11点25分，阅兵式开始了。 　　三声礼炮响过，军乐奏起，被检阅的一列列威武雄壮的国家武装部队整整齐齐地从检阅台前走过。走在最前面的是步兵，他们以整齐的英国式步伐通过检阅台。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数以千计的坦克和装甲车。大军走过，黄尘滚滚，太阳也显得黯然无光。 　　今天，绝大多数埃及人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阅兵式的实况转播。电视台的解说员用自豪的声音说：“看啊！精锐无敌的埃及军队开始接受总统的检阅。8年前的今天，正是这支队伍勇敢地冲过苏伊士运河，攻破了以色列‘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萨达特总统和全体主席台上的官员站了起来，向他们自己的队伍行军礼。士兵们齐刷刷地把头偏向右边。这时在广场旁边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万众欢腾。总统容光焕发地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一刻钟后，晴空开出朵朵“白花”。伞兵表演开始了。观众席上一片欢声，萨达特频频热烈鼓掌。在伞兵进行表演的同时，地面上，步兵、炮兵、坦克、装甲车、导弹，依次从检阅台前通过，队伍整肃，井井有条。 　　当4辆一排的炮车通过检阅台时，播音员解释说：“看，这是我们的‘战争之神，！”当时这一切正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 　　突然，一辆炮车在检阅台前停了下来，驾驶员从炮车上跳了下来。萨达特和在场的官员以为这辆炮车出了故障，而在场的许多观众正在观看空中的飞行表演，根本没把这辆车突然停下当回事。 　　这时从另一个车门里跳下3名士兵，他们象离弦之箭，冲向主席台，手脚麻利的一个士兵向主席台扔了一颗手榴弹，4个人狂呼着“光荣属于埃及”的口号，向检阅台猛冲。萨达特的私人秘书哈菲兹反应最快，大喊一声：“刺客！”他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想保护他。萨达特显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哈菲兹大叫：“总统，趴下！总统趴下！” 　　但他依然屹立着，仿佛在想：我身为总统，如何能在众目暌暌之下趴在地上，那样做实在有失体统！也许他在想，有真主保佑，他们不可能打中我。 　　哈菲兹见总统那样固执，明知事情要糟，急中生智，操起一把椅子想为总统遮挡一下，但是已经晚了。 　　这时一颗手榴弹在离萨达特仅5米的地方爆炸了。萨达特应声倒下，他的胸部和肩部受了重伤，鲜血直流。几名士兵手持苏制冲锋枪向检阅台猛烈地扫射。哈菲兹也中弹栽倒，躺在血泊之中。 　　当密集的子弹猛烈地射向检阅台时，警卫人员惊恐万状，观众席上发出尖叫声，人群像一窝蜂似地涌向出口处，检阅台上的官员和眷属东躲西藏，有的钻到了桌子底下，有的用椅子护住身体……。 　　进行实况转播的无线电波里传出了大约40声枪响。传出了播音员情不自禁的喊声，“叛徒、叛徒！同胞们！埃及……”播音员哽咽着，声音嘶哑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电视屏幕上一团漆黑，传来出事现场的嘈杂声……萨达特，因为身着军装，佩带绿色总统肩带，格外引人注目，所以成为子弹射击的目标。一阵扫射之后，凶手们转身奔回卡车，总统卫队和保安人员开始还击，当场打死一名凶手，另外3人因受伤被活捉。整个袭击和还击的过程不到30秒钟。 　　萨达特立即被一架直升机送往开罗最好的医院——玛玛迪医院。但医生断定萨达特的心脏和大脑已完全停止了活动。 　　萨达特夫人放声恸哭。她抱怨说：“我料到他会被暗害的，劝他穿上防弹背心，他不听，他认为那样太没有男子汉气概了。” 　　在这次事件中，除萨达特外，还有7位官员遇难，30多人受伤。 　　枪杀事件发生后，埃及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25分钟。10月6日晚上8时，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悲痛地宣布萨达特总统在7小时前的军事检阅中遇刺身亡。宣布为萨达特总统逝世哀悼40天，并于10月10日为他举行国葬。 　　萨达特身亡后、根据埃及宪法，埃及人民议会议长苏菲·阿布·塔列布接任为临时总统。临时总统塔列布当晚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为期1年。第二天，埃及议会提名副总统穆巴拉克为总统候选人。10月12日，埃及举行全民投票，穆巴拉克当选为新总统。 　　萨达特总统离开了人间，也离开了总统的宝座。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位叱咤风云，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十月战争的伟大英雄，没有战死于疆场，却死于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位战场上的英雄，而且是一名争取和平的卫士。为了和平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2.2　“战”与“和”的艰难抉择 　　埃及同以色列的敌对可以追溯到30年前。 　　1948年5月15日，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的次日，就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兵戎相见。以色列扩张主义者把巴勒斯坦人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从此便与阿拉伯人结下了深仇。 　　埃及同其它阿拉伯国家一道同以色列进行了几次重大的实力较量，但由于以色列一直得到美国的直接支持，加之阿拉伯国家之间分歧多端，因而一直未能扭转军事上的不利态势。埃及总统纳赛尔曾发誓一定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并厉兵秣马、精心备战。然而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在埃及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在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了“六·五”战争。埃及3／4的作战飞机在战争的头两天便被摧毁。失去空中掩护的埃及装甲部队溃不成军。西奈半岛整个落入以色列人手里。这次惨痛的失败对纳赛尔造成很大刺激。他再三恳求苏联人履行诺言，帮助埃及恢复遭受重创的军队，但苏联一味拖延、搪塞。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终因心力交瘁，溘然长逝。 　　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接过了埃及总统这副重担。他上台后仍然奉行不结盟政策。他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这同纳赛尔总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萨达特认为，“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而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这是萨达特40年代在埃及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监狱中所悟出的一个哲理。正是这一哲理，促使萨达特在内外政策上作出了重大调整。 　　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建立的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他上台后不久，就允许新闻自由。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1974年他制订了《十月工作文件》，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同年，他还颁发了43号法令，以便吸收外国资本和引进先进技术。 　　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萨达特表现出果敢的性格。纳赛尔去世后，他派代表出访世界各国，并向它们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两人谈话时，周总理问特使：“纳赛尔年仅52岁，你知道是谁把他整死的？”特使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周恩来说：“是俄国人，纳赛尔是让勃列日涅夫给气死的。”总理的语言形象而准确。埃及特使恍然大悟。萨达特一方面继续催促苏联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同美国暗中接触，探索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但此时苏联和美国热衷于合伙制造“不战不和”的僵局。萨达特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 　　而这时埃及处境极为困难。一是运河东岸、西奈半岛的几十万难民流离失所，他们要求收复失地、返回家园；二是埃及经济困难，每年损失6亿美元。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一年的军费高达15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1／4.负债累累，1971年到期债务高达3.3亿美元。这时以色列开始在被占领土上推行犹太化，赶走阿拉伯人，迁入犹太居民。此外，埃及武装力量在“六·五”战争之后一直处于全面动员的状态，大批军队长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前线，成年累月在沙漠中进行训练和演习。萨达特总统曾经形象他说过，官兵们一直在“用沙子充饥”。官兵们强烈要求投入战斗，为“六·五”战争的失败洗刷耻辱。 　　当时以色列自恃有美国的支持，气焰甚高，一再发出战争叫嚣。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不能不寄希望同以色列再决一雌雄。1972年10月，萨达特在一次武装部队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所有的和平之门都向埃及关闭了，看来我们只有进行战争。我们不能等我们获得原子弹后才去解放我们的土地。哪怕我们全都牺牲，我们要让后代知道，我们没有给埃及人丢脸！”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打响了。头几天，埃及军队几乎获得了全胜。他们突破了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当埃及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支伪装成埃军的以色列部队乘着夜色渡过了大苦湖，绕到了驻守在运河东岸的埃及第3军团背后，并于10月23日完成合围，切断了它同后方的联系。战局开始变得对以色列有利，埃及的损失越来越大。 　　萨达特终于发现，他其实是在同美国人作战。战争初期，以色列损失的飞机、坦克很快便从美国得到补充。美国还源源不断地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最新式的武器，其中包括被称为“聪明的能思索的”白星眼式炸弹和幼畜式炸弹。这两种能自动寻找目标的制导武器在以色列向苏伊士运河西岸进军时起了决定性作用。萨达特决心接受停火。他说，我不能同美国打仗，也无法承担再一次使我们的武装部队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 　　10月末的一个早晨，埃及作战部长贾马西中将接到武装部队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梅尔的命令，要他立即着手去同以色列方面谈判双方军队脱离接触问题。 　　当贾马西如期赶到双方约定的谈判地点时，联合国代表、芬兰的西拉斯沃将军会见了他，却不见以色列代表的影子。贾马西将军愤愤而回。后来才知道搞错了时间，因为埃及与纽约时间差7小时，贾马西应该半夜前往才是。谈判在以色列防线内10公里处进行。埃方代表到达的时候，以色列代表已在外面迎候。这是一个指挥中心，四周是用油布覆盖着的坦克、装甲车。谈判桌就放在蓬布下面。以方代表团由亚里夫等8位军官组成。双方代表坐下后，亚里夫示意给埃及代表送茶和咖啡，被埃及人谢绝了。 　　“我是亚里夫将军，”以方代表团团长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想知道埃及代表团成员的名字。” 　　“我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奥尼将军。” 　　贾马西有意不说真名。他知道坐在面前的这位是以军参谋长，他曾在情报部门提供的以军头目的照片里看到过他，不过贾马西发现这次他戴上了眼镜。 　　亚里夫盯着贾马西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说：“你不是贾马西将军吗？作战部长，10月战争中搞偷袭的策划者，为何不直说你的姓名呢？”贾马西冷静地回答道：“同西欧人的传统一样，我们埃及人对姓氏并不讲究。我也知道你亚里夫曾经是军事情报局局长，现在是总参谋长，果尔达·梅厄的政策顾问。”亚里夫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把话题一转，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起以色列的和平计划。贾马西阻止他说。“我不是来同你谈和平的，这是政治问题，留给政治。家去谈吧。我们是军人，我们的话题是军事。我要求以军撤回到10月22日的界线，·双方根据联合国决议实现军事脱离。”亚里夫把头一摆说：“你说的10月22日的界线在哪里？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这条界线是很难划定的。”会谈从早上8点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在实质性问题上毫无进展。 　　11月16日，基辛格飞抵开罗，向萨达特提出了包括埃以双方脱离接触、交换战俘、向被困的埃及第3军团提供给养等6点建议。双方就美国的这些建议继续谈判，最后虽然就交换战俘及允许埃及向第3军团提供给养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脱离接触问题上，双方仍然争论不休。以方提出双方军队回到10月战争以前的界线。这意味着埃及军队将从苏伊士运河的东岸退回到西岸去。贾马西立即反对说，以色列军队应该退回到巴勒斯但境内的国际界线去。谈判的道路几乎堵塞了。可是在一次会谈时，以色列的泰勒将军对贾马西说：“不要在界线问题上争论不休了，也许我们应该从运河东岸撤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尽管泰勒告诉他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但贾马西还是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了萨达特。萨达特对此表示惊讶。 　　1974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基辛格再度访问埃及。这时，贾马西已被提升为总参谋长，基辛格告诉贾马西，以色列已同意从东岸撤出。但要求埃及必须削减部署在东岸的部队，以军的坦克撤走后，埃及的坦克不能进入这一地区。贾马西不同意以色列的条件。基辛格对贾马西摊牌说：“埃及至多只能在东岸保持30辆坦克。”并以教训的口吻要贾马西从政治着眼，说这是整个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贾马西回答说：“我是军人，不谈政治。从军事上考虑，我不能答应这么做。”两人僵持不下，贾马西转身离席，走进盥洗室。他对基辛格只允许埃及在自己的国土上进驻30辆坦克感到屈辱，止不住泪流满面。但片刻后，他又坚定地回到房间里同基辛格继续会谈。当贾马西把美国提出的条件告诉伊斯梅尔后，伊斯梅尔也吃了一惊。然而他们不曾料到这是萨达特事先就同意了的条件，事后，萨达特召见了贾马西。听取了他的汇报，并赞扬了他的工作，说服他一切都要从和平利益出发，眼光要放远些。萨达特见贾马西似乎还有疑虑，便解释说：“有美国人作保，以色列人大概不会玩弄诡计吧！”贾马西同意了萨达特的意见。但他立即对东岸力量作了调整。增加了反坦克导弹，用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替换了原有的火炮，以防不测。 　　埃以双方在101公里处经过几番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埃及谈判代表贾马西不无欣慰地对萨达特说：“谈判成功了。第3军团得救了。我们不但保住了东岸的所有阵地，并且在一些地方还向前推进了至少20公里，”萨达特对此也感到满意。他下一步打算是敦促召开由美、苏及有关各国参加的日内瓦和平会议。但由于以色列反对在会议上讨论巴勒斯但人民的合法权利问题，而阿拉伯国家内部则在究竟是组成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代表团还是各国独立组团以及由谁作为巴勒斯但代表的问题上争执不休，以致日内瓦和平会议迟迟开不起来。 　　萨达特的和平进程遇到了阻碍，他开始酝酿一个更为积极的计划。能不能与以色列领导人直接会谈呢？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一想法，但却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助手们说：“美国人和苏联人都不相信阿拉伯人会迈出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这种偏见，就从我们做起罢。” 　　1977年11月初，萨达特应齐奥塞斯库的邀请，在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陪同下访问了罗马尼亚。他们下榻在风景秀丽的西纳亚山间别墅。这是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渡假地，坐火车两个小时便可到达首都布加勒斯特。萨达特在这里同齐奥塞斯库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不久前以色列总理贝京刚访问过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向萨达特总统谈了贝京访问的情况，鼓励萨达特与贝京直接对话。他说：“贝京是真正希望和平的。尽管他非常保守，有时甚至很固执，但他却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敢做其他人未必敢做的事。”齐奥塞斯库见萨达特很注意地听他讲话，便进一步说：“总之，你完全可以下这个决心。” 　　齐奥塞斯库的这番话对早已有此打算的萨达特来说无疑是一支催化剂。第二天晚上9点，萨达特把法赫米叫来，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有一个可怕的念头，对你来说也许太不可思议。但我以为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眼前的僵局。我准备直入虎穴，到耶路撤冷去面对以色列人宣布我们的和平条件。”萨达恃看着法赫米问：“你认为如何？”法赫米听后大惊失色。连声追问：“要去哪儿？你说是去以色列！”萨达特见他惊愕的样子，冷静地反问道：“为什么不呢？我们不会放弃阿拉伯人民的权利。我们这样做可以在全世界面前置以色列于困境，他们决不会回避和平。”惊魂未定的法赫米再一次问萨达特：“你说的是真话吗？你真要去以色列吗？”萨达特肯定地回答：“当然是。不过这是我的想法，现在请你拿出意见来。” 　　法赫米见萨达特神态严肃，口气坚决，这才认真起来，急匆匆地去找几个外交顾问商量。他们都不同意萨达特的冒险行动。于是便连夜拟了一份新建议，即由萨达特提议召开由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以色列、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首脑以及巴解领袖阿拉法特参加的高级会议。会议可以在耶路撒冷开，但要在联合国驻以机构里并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举行。如果以色列拒绝这项建议，必然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第二天一早，法赫米将建议呈交萨达特。萨达特看后表示可以一试，并立即转告美国总统卡特。 　　就在萨达特从罗马尼亚启程回开罗的时候，卡特总统传来了回音，说是美国正在为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努力，而萨达特的新建议只会给这种努力增添麻烦。本来就对法赫米这一建议持怀疑态度的萨达特，此刻更坚定了访以的决心。 　　回到开罗后，萨达特立即着手访以准备。他找来了自己的秘书摩萨·沙伯利，要他起草一份准备在人民议会上用的演讲稿。萨达特谈了若干发言要点后沉思了片刻，对沙伯利说：“我到时候可能要讲些出人意料的话，请你在讲稿中留点余地。”接着萨达特又到民族安全委员会去透风。他感慨地对委员们说：“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谋求第三者出面调停我们之间的争端，其结果怎么样？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我们当事者才有切肤之痛！”萨达特扫了委员们一眼，大声地说道：“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直接对话解决埃以之间的问题呢？我已经准备同他们在任何地点会谈，哪怕是去耶路撒冷！” 　　第二天，萨达特在人民议会举行的会议上突然对全体议员宣布：他将于最近访问耶路撒冷。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出自萨达特之口。俄倾，全场哗然，议论纷纷。萨利姆总理、马雷议长等人事后议论道：他（萨达特）象施放了一个试验汽球似的投放了一枚政治炸弹，大家都给炸蒙了，而他却格外冷静。马雷议长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防止这一消息扩散出去，他迅速跑到毗邻会场的总理府与全国各报纸的总编们联系，要求他们不要发这条消息。萨达特得知后、马上找到马雷对他说：“我不是在演戏。要知道这是平常严肃认真的事，这条消息一定要发！” 　　一个外国记者得悉这一消息后，打电话向萨达特的新闻秘书证实。秘书不敢答复，向总统请示，萨达特接过电话明确地回答：“这是真的，我将出访以色列。” 　　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感到突然，但在萨达特的脑子里却是酝酿已久了。他是在充分考虑了现实后作出这一决定的。萨达特清楚地知道，埃及在以往的几次战争中已经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如果继续与以色列对峙下去，埃及的国力将消耗殆荆十月战争使萨达特认识到，单凭埃及的力量是无法与有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军事机器抗衡的。十月战争中曾是埃及战友的叙利亚也已无法经受一场新的战争。而一些远离战场的阿拉伯国家却一味地鼓动埃及与以色列作战。另一个令萨达特感到担忧的因素是：埃及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建在尼罗河上世界最大的阿斯旺水坝紧密相连。一旦以色列炸毁高坝，整个埃及都会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萨达特不能不考虑这种潜在的危险。他对助手们说：“如果埃以会谈结果能避免一场新的战争，那我们还犹豫什么？我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必须考虑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危。” 　　2.3　笼罩在征途上空的阴霾谜雾 　　萨达特充分估计到耶路撒冷之行会遭到阿拉伯国家首脑们的非难。他一再声明，这次行动完全由他个人负责。在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萨达特带了埃及新闻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专程飞往大马士革，拜访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希望能得到这位十月战争的伙伴对他访以一事的谅解。萨达特对阿萨德说：“去耶路撒冷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并不期望叙利亚的支持，我只希望我们不要因此成为死对头。”阿萨德总统默不作声。萨达特接着说：“一旦会谈成功，将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因为阿拉伯民族的正当权利是我要谈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果会谈失败，我准备独自承担一切责任。”萨达特看了阿萨德一眼继续说：“我完全有勇气向埃及人民宣布我的失败，我准备让出总统的位子。” 　　会谈一结束，萨达特迅即返回开罗。尽管阿萨德的态度不甚明了，但萨达特满以为叙利亚至少不会采取敌对立常场。孰料他刚到开罗，就听到大马士革电台杀气腾腾的威胁：“谁敢去以色列就要谁的脑袋！”并且，就在他与阿萨德总统会谈之际，叙利亚社会复兴党头目们已在秘密地策划，在大马士革机场扣留萨达特，然后以人民及政府的名义对萨达特的“叛徒”行径提出指控。他们决定在机场上举行欢送仪式时动手。 　　并且已经派人去机场实地布置。可是，他们迟了一步，等阿萨德获悉复兴党头目的这个计划时，萨达特的专机已飞离大马士革了。当然，企图惩罚萨达特的不止叙利亚社会复兴党。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得到叙利亚支持的巴勒斯坦闪电游击队组织也扬言要刺杀萨达特。他们在一项声明中说：“萨达特将被追到天涯海角，直到死刑得到执行为止。”对萨达特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倚为心腹的埃及高级官员中也有人对他举起了反旗。 　　“法赫米宣布辞职了！”这条消息，几乎象萨达特总统宣布访问以色列一样使外界震惊。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萨达特倚为心腹的埃及副总理兼外长法赫米会在这种时候引退。对萨达特来说，这无异于背后被捅上一刀。萨达特知道法赫米反对他的耶路撤冷之行，但绝没有想到他会亮出辞职一招。那天说好由法赫米陪萨达特同往大马士革与阿萨德总统会晤的，但临上飞机前，萨达特却接到报告：法赫米因身体欠佳需在家静养几日，不能陪总统前往大马士革。萨达特认为此事来得溪跷，不由满腹疑窦，但因时间仓猝，只得下令专机起飞。稍后，马雷议长到法赫米家探望去，见他安然无恙，惊讶不已。法赫米告诉马雷，他生病是假，准备辞职是真。马雷一听，不敢怠慢，立即转告代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马上电告正在叙利亚访问的萨达特。萨达特指示：接受法赫米的辞呈。 　　法赫米估计萨达特的行动不但会遭到阿拉伯各国的反对，而且埃及人民也会起来反对萨达特的这一冒险举动。他料定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不会取得成功，因此早早地使出了辞职一招，为自己找好退路。孰料萨达特访以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成功。这是法赫米始料不及的。他后来千方百计托人说情，试图再回到萨达特身边工作，甚至不惜屈尊当个外交顾问或其它由萨达特指定的工作。但萨达特却断然予以拒绝，以后干脆连回音也不给了。这些都是后话。 　　法赫米辞职不久，又传来埃及驻叙利亚大使馆被炸的消息。肇事者试图以此来威胁萨达特总统，阻止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萨达特刚从大马士革回到开罗，又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的来信，奉劝萨达特放弃这一计划。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萨达特毫不动摇，反而以更坚定的信念踏上了飞往耶路撤冷的专机。 　　2.4　飞往耶路撒冷的和平鸽 　　1977年11月19日，特拉维夫东南约40公里的本——古里安机场。夜幕降临以后，停机坪前突然出现了大批军警和便衣保安人员。紧接着，几辆高级轿车驶入机场。灯火立即被严格地管制起来，除了微弱的跑道灯外，整个机场几乎被黑暗淹没了。在宽阔的跑道一侧站满了以色列的政府要员。他们个个身着整齐的服装，怀着复杂的心情谈论着。各机构的代表以及各报刊、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在机场上忙碌。他们在翘首等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一架来自埃及的波音737号专机正悄悄地飞临以色列上空。机舱内坐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他的随员们。由于此番是去同相互敌视了30年的敌手进行面对面谈判，机上乘客的心情都无法平静。每个人的神色都显得异常严肃。萨达特象往常一样衔着他那只总离不开身的烟斗，黝黑的肤色，冷峻的目光里透出自信。萨达特曾犯过两次心脏病，所以十分注意保养自己。他具有非凡的涵养和自制力。此刻，他显得格外精神。 　　飞机到达本—古里安机场上空。 　　“飞机！飞机！” 　　人群中不知谁在喊。等待在机场上的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天空。只见飞机在本一古里安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稳稳地降落了。机场上顿时灯火齐明，朗若白昼。人们的眼光和记者的摄影镜头一齐投向了这架漆有红色和金色线条的埃及总统专机。舱门徐徐打开之后，萨达特首先出现在舷梯平台上。他镇定地注视了一下眼前这块陌生的大地，看到了正向他迎来的贝京总理以及达扬、沙龙等一些不久前还是在战场上的敌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极度复杂的，从昨天到今天他跨出了多么艰难的一步啊！ 　　当萨达特在以色列总理贝京引导下走上铺在跑道边上的红地毯时，聚集在机场外交接待线后面的大约1500名新闻记者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这张猩红色的地毯是为萨达特总统来访从洗衣店里急急忙忙地提前取出的。欢迎仪式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隆重：乐队奏起了迎宾曲，尔后奏两国国歌，萨达特在贝京的陪同下检阅了由72人组成的武装仪仗队。格林威治时间19点30分，萨达特同以色列总统卡齐尔同坐一辆防弹汽车，在成千上万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耶路撒冷。来自以色列各地的群众拥挤在街道两旁，从机场一直排列到埃及代表团下榻的大卫王饭店。许多青年人高举着标语牌，上面用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英文写着要求和平的口号。一些女人激动地哭了。男人们将自己的孩掮在肩头。他们在街头等了好几个小时，为了一睹这位勇敢者的风采，萨达特的车队在骑摩托车的警察和几辆警车的护卫下缓缓驶过耶路撤冷的主要大街。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护送着这支不寻常的车队。萨达特望着朝他挥动小旗的人群，心里很不平静：人民是渴望和平的。萨达特坚信这一点。 　　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大卫王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依然灯火通明。埃及代表团的译员正连夜把萨达特将在以色列议会上作的演讲稿译成英文。这份由沙伯利起草的讲稿充分体现了萨达特再三叮嘱的两点精神：一是以讲和平为主，少一点火药味，多一点人情味；二是重申阿拉伯人民要求得到全面正当权利的立常沙伯利在讲稿中引用了圣经中唯一一段关于和平的章节：“主啊，我大声地呼叫你，你听听我恳求你的声音吧！如果我向你求救并向赞美你的勇士高举起我的手时，你不要拉我与坏人，与那些口谈和平而心里想干坏事的人同流合污。我要根据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的劣行给予报偿。我要求和平，并努力寻求和平。”译员在将这段文字译成英语时，发现有些地方需要查对一下原文，但苦于身边没有圣经。于是他步出房间，找到旅馆行政部。他向一位迎上前来的职员说明来意，这位职员把他领到一位看上去有60多岁的老妪身边，告诉她埃及人想借用一本圣经。老人起先对此大为不解，深更半夜了，一个伊斯兰教徒要圣经作什么用！可当她知道，萨达特总统为了和平的演讲中需要引用一段圣经章节时，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当即赶回家去，用半个小时取来一本精致的圣经，要这位埃及译员转送给萨达特总统。 　　11月20日下午，也是萨达特到达耶路撒冷的第二天下午，萨达特总统在以色列总统卡齐尔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以色列议会。当萨达特一行踏上议会台阶时，仪仗队向他们举枪致敬，军乐队鼓乐齐鸣，奏起欢快的迎宾曲。宽敞的议会大厅里坐满了人。不仅本届议员全都到场，而且前议员和部长们几乎一个不漏地早早在大厅里等候了。电视台将这次会议向全国作了实况转播。 　　“有些时候，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忘记过去，朝着新的未来迈出勇敢的步伐。”萨达特开始用阿拉伯语向议员们，向全体以色列人，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演讲：“我在这个讲台上向你们，向全世界宣告，我向你们提出的是全面的和平。”“我不希望我们的人民和你们的人民处于导弹的包围之中。”萨达特审视了一下会场，议员们全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话。萨达特继续说：“本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权在自己的安全得到保证的边界内和平生活。”“本地区所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萨达特想起上午在耶路撒冷参观伊斯兰教的阿克萨清真寺时，一位穿黑衣服的巴勒斯但阿訇对他说的话：“不要放弃耶路撒冷，否则就会是对所有穆斯林，特别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致命打击。”萨达特在他的演讲中重申了这一立场，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出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土地，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萨达特用了55分钟结束了他的演讲。台下的掌声长达40秒钟。在以色列几十年来的历史上，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在以色列议会上发表讲话还是第一次。几乎全国的老百姓都收看了会议的实况转播。一位官员说：“许多人并不了解萨达特的几次讲话的全部细微差别，也不了解谈判是相当艰难，但他们是如此迫切地要求和平，以致此刻除和平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了。”萨达特预料他的这次出访或许能打破日内瓦会谈的僵局，但绝不曾料到此举会在以色列人民中间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许多以色列入甚至开始议论，一旦实现和平，以色列人该怎样同阿拉伯人更好地共同相处。 　　萨达特一行辞别耶路撒冷的时候，成千上万群众聚集在旅馆外面，他们动情地欢呼着。一位年轻妇女瞪大眼睛对周围的人说：“这真难以相信，谁曾料到我们会有这么一天呢？” 　　萨达特望着激动的人群，更坚定了人民需要和平的信念，他决心继续朝着和平的方向走下去，不管前途多么艰险。 　　2.5　艰难曲折的和平进程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对以色列来说，是外交上的一大喜事。因为自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状态。阿拉伯国家认为，以色列国的建立是不合法的。虽然以色列国成立已近30年，但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他们要赶走犹太人，消灭以色列，武力解放巴勒斯坦。尤其是在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五战争”之后，由于以色列侵占了整个巴勒斯但地区和大片的阿拉伯领土，使阿以矛盾更为尖锐。萨达特的和平行动，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这是以色列求之不得的快事。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象一块巨石掉进了幽静的山谷，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在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阿拉伯联盟制定了共同的对以政策，即所谓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萨达特的这一行动，使阿拉伯联盟陷于分裂。从此阿拉伯国家在对以政策上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坚决反对与以色列和谈。前面讲了在萨达特总统去耶路撒冷访问之前，就听到大马士革电台杀气腾腾地威胁：“谁敢去以色列就要谁的脑袋。” 　　接着便发生了埃及驻叙利亚使馆被炸事件。叙利亚社会复兴党秘密策划刺杀萨达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认为萨达特的行动是“叛徒”，并在利埃边界集结军队，声称要对埃及发动进攻。巴解组织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坚决反对埃及的叛卖活动。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则态度比较温和，他们也谴责萨达特的行动，但他们并不完全反对与以色列和谈。他们认为，和谈应在阿盟主持下进行，对以色列采取共同的政策。用一个声音对外讲话。他们反对萨达特的单独行动，他们谴责埃及撇开阿拉伯联盟单独媾和破坏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从此以后，阿拉伯世界在对以政策上分裂为以利比亚、叙利亚为首的拒绝派，他们仍坚持不与以色列谈判的强硬路线；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温和派则主张在阿盟的主持下与以谈判，解决阿、以冲突。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无疑对美苏在中东推行的“不战不和”政策是一个打击，使美苏合谋控制中东局势的阴谋彻底破产。 　　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在全球展开争夺。时至70年代，双方已是势均力敌，如果继续对抗，必然两败俱伤，于是美苏合谋，主宰世界。中东历来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地区。为了共同利益，美苏在中东合伙制造“不战不和”的僵局。因为一战，矛盾激化，迫使美苏直接出面对抗，对谁也不利；一和，他们就无利可图。只有不战不和，打打停停，他们才可以向交战双方推销军火。军火买卖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他们让中东人民互相厮杀，而自己坐收渔利。阿拉伯国家虽属第三世界，贫穷落后，但盛产石油。石油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资源。没有钱买武器，可以用石油换。这样，他们就毫不费力地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受害的只是中东各国人民。然而，谁曾料到，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使美苏这一损人利己的外交政策遭到破产。 　　但对美国来说，打击还不是那么沉重。因为早在萨达特去耶路撒冷访问之前，埃美就有所接触。萨达特早就看到，虽然美苏合谋控制中东局势，但美国与以色列有着特殊关系，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比苏联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企图通过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来实现他的中东和平计划。但他看到美国对中东和谈的态度并不积极，才下决心亲自出面与以谈判。 　　萨达特的和平行动使美国感到吃惊，但也在意料之中。美国得知萨达特撇开美国，与以色列单独和谈的消息后，大为恼火。自己棋盘上的棋子竟然活了，自行走动。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世界大国，应掌握中东和谈的主导权，萨达特的行动是没有把美国放在眼里，是对美国的不恭。所以，它对埃及大喊大叫，要求埃以和谈必须在美国的主持下进行。此后，卡特总统有意安排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的戴维营举行和平谈判，其意义就是为了挽回面子。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对苏联的打击最为沉重。因为苏联力求在中东长期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它乱中取胜，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苏联唯恐萨达特与以和谈导致阿、以关系的变化，使它丧失在中东扩张和渗透的机会，因而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勃列日涅夫气得跳了起来，破口大骂萨达特，狠踢墙壁，狂怒之下打破了墙上一面镜子。他不仅停止了对埃及的武器供应，而且还催逼埃及偿还军火债务和巨额利息，取消了原定的对埃及的访问，并胁迫东欧国家对埃及实行经济和军火封锁。埃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总理贝京对埃及进行了回访。由此开始了埃以和平进程。其后，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1978年9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会谈并达成了《戴维营和平协议》。1979年3月又签署了《埃及与以色列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埃以之间持续30多年的战争状态，双方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赢得了国内和平建设的基本条件。最后，埃及终于以和平方式恢复了被以色列占领达15年之久的西奈半岛的主权。 　　萨达特的和平主动行动在当代中东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引起了世界各方面的关注。诺贝尔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和国际外交记者协会于1978年12月和1979年11月先后授与萨达特“诺贝尔和平奖”和“哈马舍尔德和平奖”。 　　然而和平的道路是艰难的。 　　1979年埃以和约签订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的谈判中仍坚持顽固立场和吞并那路撤冷的蛮横行径，迫使萨达特不得不中断埃以谈判。1981年4月以后，以色列加紧袭击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营地，悍然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使坚持“戴维营协议”和加速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萨达特处境十分尴尬。 　　中东十月战争后埃及经济虽有所增长，特别是石油工业发展迅速，但萨达特许诺的经济繁荣并未出现。加上粮食、住房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少数人利用“经济开放政策”大发横财，统治集团内部“官僚主义”、“裙带风”盛行。反对派利用这种形势加强了对萨达特政府的攻击。 　　另外，埃及的宗教界也强烈反对萨达特的内外政策。不少穆斯林极端分子，要求埃及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政权。1981年8月初，宗教狂热分子在开罗总统府门前广场举行10多万人的集会，提出宗教参政。 　　面对错综复杂的动乱局势，萨达特采取了果断措施，他在一周内就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狂热分子和反对党的前政府官员。封闭了《呼声》、《伊斯兰文选报》等7家宗教和政治反对派报刊，解散了14个伊斯兰教组织。宣布4万个清真寺由国家接管，规定在全国17所大学重新设置校园警察，开始在官员中调查反政府活动。 　　这次打击的重点是伊斯兰团体，但并没有治服穆斯林，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大逮捕的第二天，在阿巴斯地区的努尔清真寺发生了7000多人的游行示威。群众高呼“萨达特是真主的敌人”，要求撕毁埃及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与以色列进行“圣战”。其声势震动了整个埃及。 　　组织谋杀萨达特总统的是一个名叫“悔罪与迁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这个组织主张民众造反，宣扬暴力行动。它认为埃及已陷入“罪恶的泥潭”，号召人们隐居到沙漠和山洞中去，经过思想上的修养和体格上的训练，用武力来拯救埃及。这个组织主要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下级军官中发展成员。 　　组织这次谋杀的伊斯兰博利是一名炮兵中尉。另外3人是“悔罪与迁移”组织的“敢死队”成员。在1981年9月2日凌晨，萨达特下令开展了一次“闪电行动”，几天内警方逮捕了1536名“极端主义分子”，大部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谋杀的计划虽暂时被打乱，但他们又部署了新的行动。日期定在10月6日。 　　10月6日清晨，伊斯兰博利给他指挥的那辆参加阅兵式的炮车上的3名士兵放假，让他们离开。当兵营的卡车隆隆启动时，伊斯兰博利突然找到他的上级说：“我缺3个人手，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可以找3个人代替吗？”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竟然同意了。这样，“悔罪与迁移”组织的3个敢死队成员上了卡车，按规定参加阅兵式的枪支必须是空的，而这位指挥官却没有检查伊斯兰博利和那3位新来的士兵的冲锋枪里是否有子弹。结果便发生了上述开头的一幕。萨达特被刺遇难了。 　　11月8日，开罗成立了专门军事法庭审判谋杀总统案件。审讯中，罪犯对他们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他们在分隔着的铁牢里，放声大笑，显得轻松自如、心安理得。他们在审判台上不时做着胜利的手势大声高唱。双目失明的拉赫曼坐在铁牢的一角喃喃地吟诵《古兰经》。最后，刺杀萨达特的4名主犯上了绞架，5人被判处无期徒刑，8人被判15年徒刑，3人被判10年徒刑，1人被判5年徒刑，2人无罪释放。 　　2.6　争取独立的民族英雄 　　安瓦尔·萨达特出身卑微。1918年12月25日，萨达特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努菲亚省迈特·阿布·库姆村。父亲名叫穆罕默德·萨达特，是名军人。他的母亲有苏丹血统，一共生了13个孩子。由于人口多，家境贫寒，萨达特年幼的时候，夜间为了在土坯房里找个暖身之处，只得睡在面包炉旁。他从小受伊斯兰教熏陶，是个虔诚的穆斯林。 　　1924年，萨达特随父亲到开罗上学。萨达特回忆说：“当我们在开罗的住所的大门打开时，我脑子里便涌现出一个新世界。墙上有一张像，这张像令人感到突兀。它把人带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真是咄咄怪事。它既不是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迈勒的像，也不是国王的像，那是土耳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未尔·阿塔图尔克的像！”这张像打动了萨达特，他就去问父亲和别人，从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位领袖的事迹，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神话与传说。 　　萨达特当时非常崇拜土耳其的凯末尔。1919年，凯未尔领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击退外国侵略，于1923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在萨达特的心目中，凯未尔是“一个崇高的榜样。”他把描写凯末尔的一本名叫《灰狼》的书视为珍宝。这本书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借助军队实现自己的理想：把英国人赶出埃及和消灭君主制度。这就是萨达特从凯末尔那里吸收的基本思想。 　　萨达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埃及虽于1922年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军队继续驻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英国人照旧控制着政府，控制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沟通地中海与红海、联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1932年伟大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莫汉达斯·甘地在赴英途中访问埃及。14岁的萨达特曾经从报上看到有关甘地为反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文章。他了解到为了抑制英国造的西服输入印度，甘地身上仅裹一条自己纺织的“多蒂”，即传统的印度缠腰布，给他的同胞们作出自给自足的榜样。年轻的萨达特为此深受感动，他开始模仿甘地，也只穿一件像围裙一样的腰布，还打算自己织布。甚至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家的房顶上苦思冥想，忧国忧民。 　　在开罗上中学时，他一方面读书，一方面打工，因为贫困始终伴随着他。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他只好沿街乞讨，到处流浪，然而这却铸成了萨达特坚强不屈、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性。打工读书之余，他用较多的时间去研读《古兰经》。1936年，萨达特中学毕业后进入开罗阿已萨军事学院。那年正好英国与法鲁克王朝签订了进一步控制埃及的《英埃同盟条约》，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腐败无能的法鲁克王朝统治的英勇斗争，激发了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同年，他在开罗阿巴萨军事学院参加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埃及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纳赛尔，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1938年，萨达特毕业，同纳赛尔一道在第五步兵旅服役，做通信兵，少尉军衔。在曼卡巴德，他和10名军官一道创建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这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达恃幻想依靠德国的力量来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势力。1939年，他晋升为上尉，因同两名德国间谍合作从事反英活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 　　1942年，他出狱后继续从事反英民族独立运动，萨达特一度被开除军籍，同年被捕入狱。1944年他越狱逃跑。1945年，萨达特组织了一个从事暗杀、绑架活动的秘密团体，这个组织提出“为了埃及的独立而进行组织和行动。”由于这个团体暗杀了亲英的财政大臣阿明·奥斯曼，萨达特因参与这次暗杀活动于1946年1月再次被捕入狱。这次在狱中一直呆到1948年，因而错过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对此萨达特深感遗憾。他惋惜他说：“当我的同志们都在行动时，我还是个囚徒。一名军人不能驰骋在战场上，这就是最大的不幸。” 　　1948年获释后，他重新入伍。1951年晋升为中校，成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在1952年“七·二三”革命中，他代表“自由军官组织”发表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第一个声明。 　　1952年革命胜利后，萨达特从一名普通的军官一跃而成为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此后又担任过《共和国报》主编、国务部长、埃及伊斯兰大会主席、国际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国民议会副议长、议长等职。1969年任副总统。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总统逝世后，萨达特任临时总统。同年10月15日正式当选为总统。 　　萨达特上台后，干了两件令世人瞩目的大事：一是他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十月战争；二是他毅然不顾一切地与以色列谈判，用和平的手段收复了失地。对前一件事，非议甚少。 　　对于后一件事，国际国内则评价不一。有人赞美他为勇敢的和平使者，有人则骂他是阿拉伯民族的叛徒，甚至不少埃及人把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看作是埃及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羞于启齿。然而事过境迁。萨达特被刺10年后，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包括持强硬立场的叙利亚和巴解组织部与以色列坐到了谈判桌前。虽然和平的道路是艰难的，但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也只有用和谈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东问题。所以，萨达特勇敢的和平行动将作为中东和平的先驱载入史册，虽然他这时早已离开了总统的宝座，长眠于九泉之下。但他的和平思想却象金字塔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他永远活在埃及和中东各国人民的心中。 　　第3章　一闪即逝的东方慧星 　　——赫鲁晓夫 　　他是南俄民间歌女的儿子、顿涅茨矿区的盲流工匠、——个乡村牧童，然而他却依靠目己玩弄权术、见风驶舵的本领爬上了苏联的最高领导职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却力图改革斯大林模式。他虽冲破了铁幕，却没有打破旧的冷战格局。他倡导和平共处，却不断与美国发生危机。他是一个连俄语都讲不好的蹩脚政治家，却使美国总统仿透了脑筋。他是一个谜，他的垮台更是一个谜。 　　3.1　漫步街头的退休老翁 　　1964年10月14日下午，阳光灿烂，白云悠悠。莫斯科的秋天是金色的。街道两旁的树叶开始发黄，一些衰老的叶子零散地落在地上。 　　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有两位男人并肩走着。其中一位个子低矮、身体肥胖，身着西装，秃顶下一圈白发，他滚圆的脸庞、厚厚的嘴唇、狮子鼻、高颧骨，口里衔着一支俄国大雪前，手里拄着银手杖，看来已年过花甲。另一位中年人个子较高，西装革履。两人低着头郁郁不乐地漫步。看上去像似儿子陪着年老多病的老人在散步，因为俩人总有些相似的地方。旁边一条德国牧羊犬懒洋洋地跟着小步跑着。不错，他们确是父子关系，年老的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中年人是他的儿子谢尔盖。上午他刚刚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所以他此刻的心情特别沉重，他的儿子陪他出来散步。这条德国牧羊大名叫阿尔巴特，是赫鲁晓夫的大女儿、谢尔盖的姐姐列娜的。据谢尔盖卧亿说，“以前它对父亲漠不关心，对他没有表露出什么特别的注意。有时走到身边呆一下，就又摇着尾巴径自跑开了。而今天却一步都不离开。” 　　两个人默默地、无精打采地走着。走了一段，谢尔盖受不了这种沉默，提出了问题：“他们任命谁呢？……”赫鲁晓夫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若有所思地回答：“第一书记将会是勃列日涅夫，而部长会议主席将是柯西金。柯西金是个合适的候选人。”赫鲁晓夫衡量某个人适合不适合担任某个职务时，他评价候选人的老习惯又照旧冒了出来，“还在解除布尔加宁职务的时候，我就建议他担任这个职务。他很了解国民经济，并且能胜任这个工作。至于勃列日涅夫，还很难说，他的性格过分软弱，并且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咳，这已与我无关了。我现在只是一个领退休金的人，我的事情是靠边站。”他的嘴角露出一些痛苦的皱褶。 　　谢尔盖看到父亲痛苦的表情，很快把话题引开，谈别的事。 　　晚上7点多钟，赫鲁晓夫一家刚吃完晚饭。 　　“当啷啷当嘟！？传来了门铃声。 　　“看谁来了，快去开门！”赫鲁晓夫一边抽烟，一边看报，头也不抬地说。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去开门。进来的是米高扬。因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午饭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主席团会议派米高扬作为代表来通知赫鲁晓夫会议作出的最后决定。 　　赫鲁晓夫忙给米高扬让座，让家人端上茶来。他喜欢喝茶，还喜欢用精致、透明的带把的杯子喝茶，就像现在他手上拿的这种小茶杯。这一套茶具是他从芬兰带回来的。他非常喜欢这一套不同寻常的茶杯，而且他经常要在客人面前夸耀它们，表演怎样用这种茶杯喝热茶而不烫手。而今天他却没有这个心思。 　　茶送来了。 　　“他们让我来向你转告这样一些事，”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迟迟疑疑地说，“现在你住的别墅和城里的房子（列宁山上的住宅）归你终身使用。” 　　“好吧。” 　　赫鲁晓夫含糊地回答。很难说，这是他感谢的表示还是仅仅说明，他听清楚了所说的话。他稍微想了一下，又重复了一次他已经准备好的话：“我准备住在他们指定的任何地方。” 　　“警卫和服务人员仍然保留，但要另外换人。” 　　赫鲁晓夫明了似地哼了一声。 　　“确定每个月退休金为500卢布，保留专车。”米高扬有些踌躇地说，“决定保留你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的职务，的确，这还没有最后确定。我还建议为你设立个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顾问的职务，但我的建议被否决了。” 　　“你这是白费劲，”赫鲁晓夫抬起头来坚决地说，“他们永远不会同意这个的。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以后，他们干嘛要我？ 　　我的建议和不可避免的干预必定会束缚他们的手脚。何况，和我见面也会给他们带来不愉快的……当然，最好还是有点儿事干。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无所事事地过这种领退休金的生活。但是你这是白费心去提什么建议。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你的。很高兴知道自己身边还有个朋友。“ 　　谈话结束了。赫鲁晓夫把客人送到楼前的小院子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拥抱了赫鲁晓夫，热烈地吻了他好几下。当时在领导层还不兴亲吻，因此，这个告别的场面激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米高扬快步朝大门走去，他那不高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拐角后面，赫鲁晓夫一直目送着他离去。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退休的头几个星期里，赫鲁晓夫一直处于震惊不已的状态之中。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是精力旺盛、体魄健壮。近11年来，他拼命工作，胜过以往，通常每日工作长达15个小时之久。他出访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走遍了全国各地，过问了政府所有部门的工作。然而此刻他被不久前还对自己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僚属撵下了台，严然一名骑手骤然之间摔下了一匹驰骋的飞马。他百感交集，心潮难平，根本不想掩饰自己的沮丧心情。他在圈椅上一坐便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热泪盈眶。赫鲁晓夫的一个孙子在莫斯科一家小学读书，一天校长出于好奇向这个小家伙打听：“你爷爷赫鲁晓夫整天在家干什么呢？”孩子回答道：“爷爷在哭呀。” 　　确实，下台后的赫鲁晓夫在反思。他一坐在椅子上，他下台前两天的一幕幕情景又仿佛回到了他的眼前。 　　3.2　沉船前的疑云 　　那是1964年10月12日上午，一个暖和的晴天。悬在半空的太阳晒得人微微发热。外高加索黑海边上的苏呼米疗养地的皮松达海角别墅周围的栅栏石柱上盛开着鲜艳的天竺牡丹花，还有那鲜红的美人蕉。这是已经过去了的夏季的最后的花。 　　吃过早餐，按摩以后，赫鲁晓夫和他的儿子谢尔盖就惬意地坐在紧靠海边修建的游泳池的露天阳台上的圈椅里。紧靠他放着一张藤编小桌，桌上装有一台高频电话。海风吹来，使人感到凉爽。大海吸引着父子两人的目光。波光粼粼，带着轻微的沙沙声涌向空旷的海滨浴场。这儿离海滨浴场只有10米左右。 　　今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东方”号宇宙飞船载着3名字航员将在早晨发射进入轨道。赫鲁晓夫焦急地倾听了有关10月12日发射宇宙飞船的广播报道，船上载有3名宇航员。赫鲁晓夫始终与飞行指挥中心保持着联系，当飞船成功地围绕地球飞行三圈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兴奋地和米高扬用无线电话同宇航员们通了话，并向他们表示祝贺。 　　赫鲁晓夫在海角别墅里优哉游哉，沉浸在苏联太空飞行又一次成功的喜悦之中，根本没有意识到此刻在遥远的莫斯科，准备推翻他的行动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之中。 　　主要策划者是苏斯洛夫和谢列平，然而没有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全力支持，他们也不会贸然行事；在1964年10月12日，大多数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已聚集在首都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议程只有一项，马上撤销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 　　赫鲁晓夫从1953年9月开始，当了10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从1958年3月开始，当了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集苏联党政大权于一身。不须数年，整个苏联已经被拖入到穷途末路的沼泽泥淖之地。 　　赫鲁晓夫在攫取最高权力以后，他完全放弃了1938年他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时所占有的在高尔基大街上的那所宽敞的住宅，经过修复，那座住宅留给他的女儿拉达和爱婿阿朱别依夫妇了。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一扫斯大林时期国家领导人住宅简朴的那种贫气，他亲自监督，在莫斯科风景秀丽的列宁山的山顶上，建造了豪华、设备齐全、宽敞明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寓。赫鲁晓夫当然分配到了最中心最漂亮的一套。此外，在克里姆林宫内，理所当然地为赫鲁晓夫安排了他的办公处和家属住宅楼。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实行这样一种待遇标准：国家领导人，可以在莫斯科市内有一处办公和居住的寓所，在莫斯科郊外，可以有一所用来休息的乡村别墅。赫鲁晓夫掌权以后，这样的待遇提高了一倍，国家领导人拥有的住处和别墅，都增加了一处，变成了4处。1958年，赫鲁晓夫曾经想占用斯大林在1932年以前占用过的，从1934年以后又由莫洛托夫占用的莫斯科郊外的波芜基诺别墅，赫鲁晓夫亲自带领他的儿女们去踏勘过这处别墅，他的儿女们都嫌此处过分寒沧，因此没有占用，在附近又建了一座更为现代化，占地面积更宽阔、更排场的别墅。除了这三处寓所住宅、别墅之外，赫鲁晓夫还带头在风景秀丽的黑海疗养胜地，修筑了个人专用的度假疗养别墅。这个别墅应该说也在疗养胜地索契的范围之内，濒临海滨，座落在一片原始松林中，四周筑起了总长有10多公里的水泥墙，显得十分壮观和宽敞。 　　赫鲁晓夫是10月初来到这里，开始为期4个星期的疗养和度假的。他来到这里开始度假的不多几天，阿·伊·米高扬，即在这一年的7月里，刚刚接任已经当选为党的第二书记的勃列日涅夫空缺出来职位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来到了此处度假。他的私人别墅也就在赫鲁晓夫别墅的附近。 　　随着米高扬的到来，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别墅濒临的黑海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巨大的黑乎乎的军舰，带领着一群小鬼儿似的巡逻艇，在别墅濒临的海面上游戈。赫鲁晓夫和他的儿子谢尔盖，很快就发现了这些不同寻常的武装舰艇。谢尔盖反应不安，但是赫鲁晓夫却骄傲地认为，这是忠诚的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为了确保赫鲁晓夫的安全，专门派来增强警戒的。 　　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当然也正是这样的。濒临海面的舰艇，确实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奉命派遣来此加强对赫鲁晓夫的警卫任务的。而且，与此同时，实际上，苏共中央还派出了另外一艘舰艇，实质上也是负责来监视赫鲁晓夫来了，这艘舰艇并非钢甲之躯，而是血肉之躯，名字就叫阿·伊·米高扬。 　　米高扬这位身历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资格有影响的政治家，当年斯大林的亲密助手和朋友，后来成为赫鲁晓夫最信赖最忠诚的助手和挚友。 　　赫鲁晓夫使他走上了毕生政治风云生活的顶峰，但是到了1964年10月这个时期，他却变成了一艘不载重炮的坚船兵舰，也奉绝对秘密使命，前来苏呼米负责警卫——实际上是监视赫鲁晓夫来了。 　　阿·伊·米高扬来到苏呼米，来到皮松达，负责监视赫鲁晓夫、麻痹赫鲁晓夫，而在远方的莫斯科，苏斯洛夫、谢列平等已经在加紧调兵遣将，把全国的苏共中央委员，都调集到了莫斯科。 　　夜幕降临了。又度过了欢乐的一天。 　　赫鲁晓夫同米高扬不慌不忙地沿着海边的林荫小道在散步。走过去是900米，折回来还是900米。警卫员跟在身后，竭力不让首长看见。天完全黑了。天空上飘着的乌云的缝隙中闪烁着星星。 　　值班军官跑来打断了他们的散步。报告说：“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苏斯洛夫同志请您接电话。” 　　他们返回别墅，赫鲁晓夫同米高扬走进放着高频电话的小办公室。谢尔盖跟在他们后边，警卫人员留在花园里。 　　赫鲁晓夫走到电话机旁，拿起听筒，“苏斯洛夫同志，我是赫鲁晓夫，请讲。”电话里的声音外人听不清楚，只听到赫鲁晓夫在说话。 　　“我不明白，都是些什么问题？你们决定吧，没有我也行。” 　　赫鲁晓夫说。 　　好长一段时间的停顿。 　　“我正在休假，什么事情这样急？我两周后回去，那时候我们再讨论吧。” 　　赫鲁晓夫显得焦急起来。 　　“我一点也不明白！ 　　农业问题我们将在11月份的全会上讨论。那时我们将有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 　　苏斯洛夫继续坚持他的要求。 　　“好吧，”赫鲁晓夫最后妥协了。“如果事情这么急，那我明天就乘飞机回来。只是我要了解一下，有没有飞机。再见！” 　　他放下了听筒。 　　“苏斯洛夫打来电话，”他对米高扬说。“似乎所有主席团委员都已到齐，而且他们在农业上产生了某些紧急问题，应当在全会前讨论。他们坚持要我明天坐飞机回莫斯科。你听见了吧，我想推迟到休假结束时回去，但他们却没有同意。只有回去了，你也回去吗？” 　　“那当然。” 　　“那好吧。需要决定明天的会见该怎么办，还要让他们准备飞机……利托夫钦科！”赫鲁晓夫朝着凉台敞开的门喊着。 　　卫队长来了。 　　“我们明天飞回莫斯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也回去。请和齐宾（尼·伊·齐宾是赫鲁晓夫的个人驾驶员）联系一下，让他准备一架飞机。接见法国客人的事改在上午。我同他交谈半个多小时，共进午餐取消。会谈结束后，我们稍微吃点东西就起飞。如果飞行员来得及的话，起飞时间最好安排在12点左右。就这些。” 　　利托夫钦科转过身，消失在树丛中。 　　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光辉的10年”的最后一个上午，是个暖和而静谧的上午。太阳穿过薄雾柔和地照耀着大地，大海温柔地拍击着海岸，花坛里盛开着各色鲜花。 　　每日的作息时间没有打乱。从外表上看，赫鲁晓夫绝对平静。吃早饭的时候他同往常一样，同正上菜的女服务员开玩笑，抱怨自己的节制饮食。然后就同助手们商量当天的工作。 　　早饭后赫鲁晓夫去看文件，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利托夫钦科报告，飞机已准备好了，起飞时间定在中午1点钟。赫鲁晓夫仅仅点了点头。 　　这时，在游泳池边的露天凉台上，放了些藤椅，摆上了水果和矿泉水，接见客人的事已准备就绪。 　　在小道上终于出现了一批外国人。法国国务部长加斯顿·帕莱夫斯基来了。赫鲁晓夫看到他们，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拿起搭在旁边一张藤椅背上的西装上衣，面带热情的微笑着走上前去迎接。 　　谈话时间很短。不到半个小时客人们就离开了。赫鲁晓夫一生中最后一次正式接见结束了。该准备起程回莫斯科了，东西已经运到飞机场去。 　　中午吃了一顿便餐：蔬菜汤、蒸鱼。遵照医生的建议，赫鲁晓夫近来一直在节制饮食，中午饭没敢多吃。 　　这是一顿告别的午餐。同赫鲁晓夫一起吃饭的除赫鲁晓夫一家人外，还有他的随身医生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那维奇·别兹祖比克。 　　象往常一样，午饭后，别墅的女主人捧着一大束秋天的鲜花站在门厅里等待着。她经常这样欢迎和欢送自己尊贵的客人。 　　“再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很遗憾，您这次休假太短。欢迎您再来。”她说着每次都说的话，并递上花束。 　　赫鲁晓夫感谢她的热情好客，把花束递给站在旁边的利托夫钦科，坐进了吉尔牌小轿车的前座。 　　汽车开动了。一下子就到了大门口。一个卫兵在左面的一扇门边挺立着。 　　这时，大门外边有一个人朝汽车跑来。 　　“停车！”赫鲁晓夫命令说。 　　利托夫钦科打开了汽车后座的门。 　　“外高加索军区司令，”跑得气喘吁吁的将军自我介绍。“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请允许我来送您好吗？” 　　“‘请坐进来吧，”赫鲁晓夫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他哪里知道这位肩章上有4颗星的大将，是奉命而来的。他的任务是亲自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送上飞机，以免赫鲁晓夫警觉溜掉，以确保万无一失。 　　“请原谅，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姆扎瓦纳德泽在莫斯科，在巴尔维赫休息，而贾瓦希什维利到各区视察去了。我们没有料到您要走，也无法提前通知他。”将军开始道歉。 　　“那是对的，让他去工作吧。而您也不必来，”赫鲁晓夫不高兴地嘟嚷着说。“不过既然来了，那就留在这儿吧。”汽车开动了。 　　通常都是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德泽和部长会议主席贾瓦希什维利迎送来此休假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常开玩笑似地说：“我是来休息的，而你们白白浪费工作时间。应该给你们记上旷工。”姆扎瓦纳德泽经常用一句笑话来回答：“我们会加班补上的！”所以这个迎送的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可这一次他们没来，这同走得急没有关系，而解释看起来也是令人信服的。实际上，这两个人早已提前去莫斯科参加要赫鲁晓夫下台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了，此刻正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等着赫鲁晓夫。 　　路上将军给客人汇报了格鲁吉亚的农业状况。赫鲁晓夫沉默着。他大概已感到了事情有些不妙。 　　终于到了机场，吉尔牌轿车急驶到飞机跟前，机组人员在舷梯旁列队等候。赫鲁晓夫的私人驾驶员齐宾将军照例报告说：“已作好起飞准备！没有故障。航线上天气很好。” 　　他那宽阔的脸上泛出了笑容。赫鲁晓夫同他握了握手，轻快地走上舷梯。米高扬跟在后面。 　　他们两个人走到飞机尾舱。这里是飞机最安静的地方。那里摆着一张小桌子，一个沙发和两把圈椅。 　　赫鲁晓夫通常不喜欢一个人呆着，所以在飞行过程中他总是把同行的人都聚到“尾巴”上来：他同助手们讨论问题，或改正自己讲话的速记记录，要么就纯粹是聊天。 　　这次完全不同。 　　“让我们俩单独呆着吧。”赫鲁晓夫简短地命令说。 　　飞机徐徐升空，在机舱中坐着两位国家领导人以及助手们、卫队和女速记员。工作认真的烈别杰夫打开他那硕大的黄色皮色，在无数的文件夹中翻寻着。应该说，要在这么一大堆文件中不迷糊，可得要有超群的记忆力才行。 　　空中小姐给后舱用托盘送来了亚美尼亚白兰地酒、矿泉水和凉盘，但过了一刻钟后又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看来他们顾不上这个……。 　　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次普通的飞行。他们随着赫鲁晓夫已经走遍国内和国外。 　　在飞机的后舱，避开大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制定行动路线，选择最佳方案，试图猜测在前面那儿，在伏努科沃2号机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热烈的欢迎吗？未必会…… 　　军队包围机场吗？大概还不至于如此！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时代。但无疑会有什么事在等待着……其实米高扬的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就是被派来监视赫鲁晓夫的。此刻赫鲁晓夫仍把他当挚友，与他商量、琢磨。他心里感到一阵内疚，但仍然装作毫无所知的样子，和赫鲁晓夫一起研究、盘算，尽力应付。 　　随着飞机一分一秒地飞往目的地，赫鲁晓夫越发表现出焦燥不安。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已经可以辨认出单独的树。最后，飞机轻轻一震，像往常一样，着陆极为出色，齐宾将军驾着这驾飞机，同赫鲁晓夫一起飞越了千山万岭。先是在战争时期，在各种天气驾着“道格拉斯”飞行，而后在乌克兰，后来又是从莫斯科飞往全球各个角落。 　　飞机滑向伏努科沃2号机场的政府专用候机室。发动机最后吼叫了一次，接着就安静下来。下面什么人也没有，飞机前的场子上空荡荡的，只是远远地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从这里看不清是谁。不祥之兆……这些年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一直是成群结队地到机场接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佯装皱着眉，责骂欢迎的人是“二流子”，唠叨着说：“没有你们，难道我赫鲁晓夫连路也不认得了么。”但可以看出，他还是很喜欢这样的欢迎场面的。 　　现在下面什么人也没有。 　　飞机扶梯缓缓地开过来。两个神秘的人影也随之走了过来。现在可以看清楚了。他们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和警卫局长切卡洛夫。 　　赫鲁晓夫向空中小姐说了感谢这次愉快的飞行后，忐忑不安地走下舷梯。其他人随在他后面鱼贯而下。 　　谢米恰斯特内走到赫鲁晓夫身边，客气但又矜持地问好：“欢迎您顺利到达，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 　　然后同米高扬握握手。 　　切卡洛夫站在靠后两步远的地方，垂手挺立，脸绷得紧紧的，不带一丝笑容，完全是一幅执行公务的姿态。 　　赫鲁晓夫差不多已经有一半明白了些什么，他回转身，对米高扬说：“阿纳斯塔斯，让我们先回家看看去吧。” 　　米高扬轻轻一笑说：“看他们怎么安排吧。” 　　米高扬盯着谢米恰斯特内大将。 　　谢米恰斯特内大将俯下身来，仍然极为客气地、几乎是悄声地对赫鲁晓夫说：“大家都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他们正等着您呢。” 　　赫鲁晓夫情知再不能推辞，他只好硬着头皮，跟随着谢米恰斯特内大将走。 　　赫鲁晓夫一行穿过空荡荡的到处镶有玻璃的候机室，只能听到脚步的回声。警卫人员笔直地挺立在远处的墙角里。值班员提前打开了整块玻璃的大门。 　　还好，大门对面的人行道旁还是那辆排场的豪华轿车“吉尔—11111”，是他的专车。 　　米高扬也有他自己的规格低一等的“海鸥牌”专用车，谢米恰斯特内也有一辆“海鸥牌”专用轿车，他指挥一队“伏尔加”车队，是警卫随车，前有车、后有车，把赫鲁晓夫的专车夹在中间，向莫斯科市内疾驰。 　　3.3　无可挽回的败局 　　车队一路风驰，从斯巴斯克门驶进了克里姆林宫，在1号会议楼那边停了下来。这里以前是斯大林的办公楼，后来改造成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楼。 　　赫鲁晓夫从轿车里被请下来。 　　谢米恰斯特内大将和切卡洛夫中将一左一右，马上从两边走过来陪伴他。 　　米高扬独自一人，随在他们身后。 　　他们走上了二层楼。 　　赫鲁晓夫忽然想起了1953年的暮春，贝利亚就是走过这条通道，进入主席团会议室后，坐下来还没有安稳，几支“巴拉贝仑”自动手枪就对准了他，对他实行了逮捕。今天，他会不会也经受这样的遭遇呢？赫鲁晓夫估计不会。他估计他的同伴们还没有那样的胆量。他自信如果那样，整个苏联的老百姓都会起来闹翻天，在四面八方举行拥护赫鲁晓夫的示威和游行。赫鲁晓夫确信没有他本人，他的伙伴们将连半日江山也坐不稳。 　　赫鲁晓夫的估计并没有完全错误。 　　他被两位将军挟持似地走进了主席团会议室。但他并没有立即被逮捕。 　　主席团会议室里坐满了全体主席团成员和被扩大参加会议的人，包括赫鲁晓夫军方的密友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以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人。赫鲁晓夫完全明白了，这个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将要讨论的根本不是什么农业管理结构问题。 　　会议室里相当宁静。 　　赫鲁晓夫进来后，他几乎立刻被几十只钉子一般的眼睛，牢牢地钉在门里的一个地方上了。 　　沉静了足有一刻钟。 　　谁也没有说话。 　　终于，还是赫鲁晓夫试图打破沉默：“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赫鲁晓夫一边说，一边挥着帽子，他朝他往日坐惯了的主席位置走了过去。 　　苏斯洛夫这时候站了起来，说话了：“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同志，请您就在门口那张椅子上坐下吧，那是今天给您准备好的位子。” 　　赫鲁晓夫立刻睁大了眼睛，他几乎立刻又要咆哮、吼叫起来了：“同志们！你们这是要搞什么名堂呀？” 　　谢列平“砰”地一击会议桌，他年轻气盛，冲着赫鲁晓夫吼了一句：“尼基塔！你应该识相点，懂些规矩，快在那边坐好！”说着，这位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青团领导人，其后的克格勃主席，现在的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他朝他曾指挥过的助手谢米恰斯特内大将和切卡洛夫中将把头一摆，两位将军立刻把赫鲁晓夫按在靠墙的那张椅子上，令赫鲁晓夫乖乖地坐了下来。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招招手，请米高扬坐入他主席团的位置。至此，他已成功地完成了监护赫鲁晓夫的任务，他把赫鲁晓夫如同一名生俘的敌酋一般，完整地带回到主席团的这间审理和清算赫鲁晓夫的会议室里来了。 　　许多人都向米高扬点头致意，祝贺和感谢他出色地完成了监押赫鲁晓夫到场的任务。 　　米高扬自然也很欣然和得意，同时由于出卖朋友而内疚。 　　他落座以后，目光朝天花板望去，再也不多看他的朋友赫鲁晓夫一眼了。 　　赫鲁晓夫像一只困兽被限定在旮旯一角里。 　　接着，苏斯洛夫开始了洋洋洒洒的，揭露和清算赫鲁晓夫的报告。苏斯洛夫在报告中，提出了撤销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和政府内一切领导职务的建议，以及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报告历数赫鲁晓夫的失误和罪行。指出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已经把苏联推向了灾难深渊的边缘，因此，为了挽回这样一种濒临崩溃和破产的局面；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和灾难的突然来临，必须让赫鲁晓夫这位劫星的滑稽剧马上结束，赫鲁晓夫必须彻底下台。 　　赫鲁晓夫焦躁不安，紧张地聆听着苏斯洛夫长篇的指挥和申斥。他一开始不敢轻动妄为，他担心出现逮捕贝利亚时的那种场面，他以为出现那样的场面是完全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呢？如果需要那就是势必要采取的行动了，赫鲁晓夫按照他的哲学观念，作出了如此的判断。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倒学作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也露出可怜巴巴的、局促不安的神情，对一切都保持沉默。可是，后来看出苏斯洛夫和其他人等，都还没有逮捕他，要杀他的意思，于是，在苏斯洛夫的报告以后，他忽然又暴跳起来，想作一番最后的拼搏和挣扎。他一跃到勃列日涅夫和彼德戈尔内的身后，他大声喊叫了起来：“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列昂尼德·伊里奇、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维奇，还有柯西金、佩尔谢、格里申同志，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员，你们都是无私奉献给党的事业的杰出人物，你们要正确对待自己共同奋斗的战友和同志，你们不能被米·安·苏斯洛夫骗了。他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恶棍，他不是党的理论家，他是背信弃义的变节者、流氓、歹徒！”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立刻愤怒地也跳了起来，他站在了赫鲁晓夫的对面，手指着他的鼻尖，严厉地斥责他：“那么，您呢，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您呢？党中央的主席团会议室，能是您撒野骂街的地方吗？您还能侈谈信义和尊重人吗？难道油嘴滑舌的恶棍、骗子、无赖，不正是您、赫鲁晓夫同志吗？您坐好吧！ 　　谢列平说着，又向谢米恰斯特内大将和切卡洛夫中将摆头。谢米恰斯特内与切卡洛夫立刻又上来夹住赫鲁晓夫，把他摁在了他的座位上。 　　“呜呜呜——！”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赫鲁晓夫同志的朋友，赫鲁晓夫对你们任何人都不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应该高抬贵手，留点儿情份……”赫鲁晓夫励哭了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 　　米高扬劝慰着说：“尼基塔！郑重点儿，安分点儿吧，我们也不会待你太薄，也会照顾您的。” 　　赫鲁晓夫仰起了脸来，可怜巴巴地看着全体主席团委员，乞求似地说：“同志们，请不要一脚完全踢开尼基塔，让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志为你们当管搞饭吃的农业部长吧！” 　　波德戈尔内这位堪称是赫鲁晓夫的心腹之人，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得意门生，现在却马上不无刻毒地回敬赫鲁晓夫一句，令他的乞求和希望破灭：“尼基塔！你相信主席团会允许您窃据农业部长的职位，继续愚不可及地胡作非为吗？您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又异想天开了呢？” 　　主席团会议室骤然发出一阵很响亮的嗡嗡声和哄笑声。 　　尽管继续抵抗下去显然已是徒劳之举，不过赫鲁晓夫还是没有在当天下午就“自愿”退休。最后，由于时间太晚，只好暂时休会。所有人都被通知在次日上午继续开会。 　　晚上，赫鲁晓夫打电话给米高扬，米高扬当时也夜不能寐、辗转不安。赫鲁晓夫说：“如果他们不需要我，那就算了吧，我也不用挡他们的道儿。” 　　第二天的会议极为简短，选出勃列日涅夫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随后便告散会。下午继续开会，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从10月13日下午开始的会议，到10月14日终于结束了。一切决议都如预期的结果。决议宣布：“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尼·谢·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党中央第一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永远不再由一个人同时担任。 　　赫鲁晓夫漫长而活跃的执政时期与新领导体制之间，只有极短暂的间隔，一纸简单明了的决议便确定了他的下台离职。一位西方观察家日后曾这样描绘过这次中央全会：“全会都投票反对赫鲁晓夫，尽管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他的最佳时光，10年前人们可是想都想不到，斯大林的继任者竟会被投票表决这种简单温和的方式赶下台。“ 　　赫鲁晓夫本人对此亦有同样的看法。14日上午开完会回到家里，他把公文包往旮旯儿一扔，嘴里说道：“唔，这下儿好了，我现在退休了，也许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正是这样吧。 　　他们能轻而易举地通过投票把我甩掉，要是换了斯大林，早就把他们统统逮起来了。“ 　　1964年10月14日，风云30年，平步青云，最后10年又登上云端顶峰的赫鲁晓夫就这样垮台了。 　　3.4　纵横捭阖的能手 　　1957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当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同客人碰杯时，他可真是容光焕发，满面春风。他在少年时代当过放猪的牧童，一天赚两个戈比。如今，他已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掌握了最高权力。他已经击败了最后一个争权的对手，这时正兴高采烈、信心百倍地对来宾中的一群西方记者热情他讲述了一则寓言：“从前，”赫鲁晓夫端着酒杯说道，“有几个人被关在监狱里，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地位卑微的小个子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文化程度不高，名字叫宾雅。”赫鲁晓夫看了一下四周，见别人都在听他讲，便接着说，“大家决定选一个组长，负责分发食品、茶叶和烟丝。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他轻蔑地提出，倒不如推选地位低下的宾雅，大家果然照办了。不久，大家决定挖一条直通监狱墙外的地道越狱逃走。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明白，狱守会向第一个越狱的人开枪，因而没有人愿意带头。突然，”赫鲁晓夫逐渐提高了嗓门。“可怜的小个子犹太人宾雅站出来说：”同志们，你们既然以民主方式推选我当了你们的头头，那我就带头先走吧。‘“”故事的寓意是，“赫鲁晓夫接着说，”一个人不管出身多么低微，一旦被选到一个岗位上，他是能够称职的。“ 　　正如所比喻的那样，宾雅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确切的，但有些地方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当然，赫鲁晓夫既不是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也不是勉勉强强被推上领导岗位的。 　　赫鲁晓夫在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当过牧童、采煤工和管道安装工，他在20岁之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他一向被同事及世人所低估。1957年，在他牢固地掌握权力之后，谁要还无视或贬低这位农民领袖，谁就要倒霉。 　　赫鲁晓夫有着惊人的幽默感、敏捷的才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以及残暴的手段和极大的权力欲。他个人的成败对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进程起了更为显著和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是他建筑了柏林墙，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座为了禁锢人民，而不是为了抵御敌人建造的边界墙。 　　是他残暴地镇压了匈牙利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暴动，因而西方人指责他为“布达佩斯的屠夫”。 　　是他在古巴设置了核导弹，甚至在他决定后退，撤出核导弹时，还迫使美国保证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并不再支持那些可能威胁到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 　　是他在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动了苏联的巨大攻势，企图通过他的代理人帕特里斯·卢蒙巴接管刚果。 　　是他使苏联大规模扩充战略核武器，使苏联从第一次柏林危机时期的不利地位转变为势均力敌的局面。 　　是他同肯尼迪总统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消除了笼罩在苏联上空的斯大林主义的神秘气氛，并采取重要步骤，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使苏联朝着改革的方向前进。 　　是他揭露了斯大林，从而永远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特别是，他应当对中苏关系的破裂承担主要责任。这次分裂是共产主义遭受的最大挫折。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但人们也许不会忘掉他最惨重的失败——失去了中国。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徒弟。在斯大林手下，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赫鲁晓夫于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他24岁1928年他在基辅任党的低级官员时，乌克兰的共产党领导人拉萨尔·卡冈诺维奇注意到了他的才干。1929年卡冈诺维奇回莫斯科，把赫鲁晓夫也带走了，让他担任陆军中尉。30年代，这两个人在大清洗中捞到了大量的好处。他们是比斯大林走得更远的斯大林主义者，因而在政治上青云直上。赫鲁晓夫担任莫斯科地铁工程的监督时，由于在工作中不顾鞋上溅污泥，不怕双手流鲜血，赢得了吃苦耐劳，可以信赖的声誉。正是由于有过这么一段个人经历，他于1938年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 　　在苏联没有一项工作比消灭民族主义的复兴更为艰巨。 　　乌克兰民族主义火焰的余烬仍在闪烁。在斯大林实行集体农庄化的过程中，有数百万乌克兰农民被杀害，因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余烬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赫鲁晓夫的任务就是把一切怀有民族主义同情心的人从乌克兰共产党内清除出去，加速乌克兰4000万居民的俄罗斯化和财产公有化，从而把火种扑灭。 　　赫鲁晓夫在担任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时，正值大清洗高潮时期。他的前任在6个月内清洗了1937年选举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70％的中央委员。斯大林为了加快清洗的步伐，就把赫鲁晓夫调去接替他前任的工作。赫鲁晓夫没有辜负他的上司的期望。没有多久，1937年选举的166名中央委员只剩下了3名。他还清洗了地方上1／5的党委书记和数千名普通党员。 　　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入侵乌克兰时，乌克兰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把他们奉为解放者，把乌克兰人民从赫鲁晓夫手中解放了出来。1943年德国占领军挖掘出的95座“万人坑”中，发现共有上万具尸体。根据尸体身上的遗物可以辨明，死者是1937年至1939年间政治清洗的受害者。 　　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波兰是被分割的。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赫鲁晓夫任中将。他没有担任第一线的指挥官而是当政委，其任务是确保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战后他又回乌克兰去处决勾结德国人的伪奸。不多久，他向斯大林夸口说，“那些带头的工人中，一半已经被干掉了。”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但他的影响却没有随之消失。 　　斯大林时代的教训瞅鲁晓夫意识到，如果他不是处于最高级领导岗位上，或者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他就将成为最高领导手下的牺牲品。智慧给他的启迪是，如果他没有能力去打垮自己的对手，或者同自己的敌手一同去消灭别人，那么他就得同敌手妥协。经验教他懂得了列宁这样一句话的价值：“重要的不是去战胜敌人，而是消灭敌人。”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立即展开了争当继承人的斗争。赫鲁晓夫在取得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之后，受到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嘲笑。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把他称作“我们的土豆政治家。”众所周知，卡冈诺维奇对于赫鲁晓夫从中尉跃升到显赫的地位是不高兴的。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斯大林时代的著名外交部长韦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则认为赫鲁晓夫“不称职。” 　　赫鲁晓夫对这一切都耿耿于怀。他着手利用他得到的职权来治服他的对手，正如斯大林在30年前对付他的对手一样。赫鲁晓夫一方面熟悉党的一套做法，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掌握时机的天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毅精神以及毫不留情地争权夺利的本领，终于在1957年大获全胜。 　　他战胜了与之争权的对手。其结果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最令人畏惧的贝利亚被逮捕并遭处决。在赫鲁晓夫的事业中起过最大推动作用的卡冈诺维奇在地方上担任一个没有公开名义的职务。被斯大林指定为接班人的马林科夫在西伯利亚管理一家小发电厂。而莫洛托夫，这位斯大林时代的著名外交家，则在蒙古乌兰巴托同外交官们碰杯。 　　3.5　小丑形象与幽默大师 　　赫鲁晓夫上台后，西方很多人对他很不习惯。他们对象斯大林那样严肃但秘密地在幕后操纵，控制事态发展的苏联领导入比较习惯。所以，身材粗胖的赫鲁晓夫一跃上政治舞台，使许多人不拿他当一回事。因为他不拘行止，言谈失检，夸夸其谈，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模式。 　　美国的《生活》杂志称他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赠与他“庸庸碌碌的公务员，”“一匹普普通通的役马”的绰号；《时代》杂志则称他为“硬提拔起来的人。”意思是尽管他缺乏教养和训练，却是被形势“推上来了。”赫鲁晓夫衣着简朴。他穿的是普通袖口的衬衫和极不合身的外衣。乘车时赫鲁晓夫几乎总是坐在轿车前边，与自己的司机并排，使人难以分辨出那一位是司机，那一位是领袖。而斯大林总是坐在车子后排的长毛绒座椅上，对司机连个头也不点。 　　赫鲁晓夫喜欢打猎。赫鲁晓夫对打野鸭子的全过程，从坐在船上欣赏水浪轻轻荡击船帮的声音到静待一群野鸭突然展翅起飞他都感兴趣。西方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赫鲁晓夫连给斯大林擦皮鞋都不配，更不用说接替他的职务了。当他首次出国去贝尔格莱德时，他的一举一动很不利于改善他的形象。他粗鲁无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新闻界喜欢描述他狂饮作乐的姿态，并且写道，同斯大林相比，他只是一个呆不长久的无足轻重的人物。 　　西方许多人士，包括外交界的人士，乃至一些职业外交官，也都低估了赫鲁晓夫。他们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太贪杯，而且俄语讲得不好。这些观察家们压根儿就不了解，尽管赫鲁晓夫讲起话来句法混乱，衣着很不入时，趣味粗俗低下，但这些都没有使他在成功地担任领导人方面有所逊色。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是一个俄国克拉霍恩参议员式的人物。有一年“五一节”举行军事检阅时，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都脸无表情地观看部队在他们面前通过。后来，当一中队喷气式战斗机在上空轰鸣时，赫鲁晓夫顿时在检阅台上活跃起来，他拍着布尔加宁总理的肩膀，象一个小男孩看到一套新玩具一般高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洛托夫看到喷气式飞机时仍冷冰冰地保持着尊严。赫鲁晓夫不象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手下留情。 　　1956年，赫鲁晓夫在访问英国时，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行进途中看到有几个人对他的访问表示抗议，还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人向他挥舞拳头。“我以这个手势回敬，”他说着，为了增强效果也挥动着拳头，“我们互相都懂得对方的意思。” 　　听众哄堂大笑，但是赫鲁晓夫又平静他说道，“我提醒那个人，过去也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希特勒曾对我们挥舞过拳头，可是他现在已经躺倒在坟墓里。难道现在我们不该变得聪明一些，彼此不要再挥动拳头吗？” 　　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农村时，他乘坐的汽车轮胎瘪了，年已61岁的他，嬉皮笑脸地向59岁的副手米高扬挑战，于是两位领导人在路旁举行起即兴摔跤比赛来。在铁托手下的人修车的时候举行这场逗人嬉笑的比赛，正好给新闻记者们解闷。他们见到这个情景大为吃惊，在发回的电稿中纷纷以两位领导人进行路边比赛作为导语，却未就令人难堪的轮胎跑气事加以渲染。 　　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晤以解决柏林纠纷。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会晤无济于事，因为外长们不掌握必要的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们的地位如何无足轻重，赫鲁晓夫脱口而出对麦克米伦说，如果他要他的首席外交官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葛罗米柯也不得不照办。 　　这不是麦克米伦最后一次听赫鲁晓夫说粗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建议这个国际组织进行几项改革，其中包括将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者苏联去。在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他的建议后，他开始对其他代表无理取闹，在他们发言时大声叫嚷并发出怪笑。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作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赫鲁晓夫有时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魅力，显得幽默风趣；有时则会变得言行粗鲁、暴跳如雷、盛气凌人。虽然他的小丑表演自然逼真，但只是在需要时他才充当小丑。他以举止随便，信口开河为策略。 　　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举行展览会，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在展览厅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他的表现十分幽默而风趣。 　　当时，赫鲁晓夫登上讲台对着摄影机讲话。他问尼克松“美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300年？”尼克松回答说，美国大约有180年的历史。“那么，好吧，我们可以说，美国已经存在180年了，这就是它所达到的水平，”他说这句话时，举起胳膊朝整个展览大厅挥舞了一下。“我们存在了还不到42年，便再过7年，我们就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演说吸引住了，他们喜形于色的表情对赫鲁晓夫起了鼓舞作用。他接着说：“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致意。”他以夸张的手势结束他最后这句奚落美国的话，煞有介事地睁大眼睛口头凝视着后方，用他胖乎乎的小手向他想象中正在向远外消失的美国挥手告别。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我意识到，无论花多大精力做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此人全然令人难以捉摸。”“他做任何事都预先做好充分准备，在对手面前知己知彼并以此而自豪。 　　3.6　命运多舛的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力图对苏联的体制进行改革，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 　　赫鲁晓夫是农业方面的行家，他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 　　他在农业上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玉米；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1956年，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初见成效。被开垦荒地上的玉米获得了特大丰收，粮食总收获量为1250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乘坐汽车、飞机，得意洋洋地到处视察。于是，种植玉米运动一时间成了时髦。 　　乌克兰成立了玉米研究所；莫斯科展览馆开辟了一个玉米展览室；农业部发行了一本新的科学杂志，刊名为《玉米》；莫斯科开设了命名为“玉米”的专门食品店。人们纷纷来赶玉米的新时髦。 　　然而，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奇迹”—玉米运动，使许多地区盲目扩种。而这些地区原有的苜蓿、三叶草等传统草类青饲料作物，比玉米成本低得多，但由于统统改种玉米，以至于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赫鲁晓夫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统倾注到开垦处女地和狂热的玉米运动中去，使常规的农业区建设受到影响，因而在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开始下降。由于大量开荒，耕作9000万顷没有森林带保护的、开放性大平原的土地，必然带来破坏生态的灾难性的土壤流失，几百公顷的土地为风沙侵蚀所毁。 　　1957年，赫鲁晓夫一时冲动，提出要在3—4年内使苏联的肉类产量超过美国。从当时苏联的国情看，这个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但是1958年，抱有政治野心的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投赫鲁晓夫所好，作出保证，要在1959年使梁赞州地区产量增长4—5倍。1959年1月7日的《真理报》刊登了这些保证。赫鲁晓夫如获至宝，要求其它各州向梁赞州学习，将他们较为保守的指标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并私下许诺准备让拉里奥诺夫出任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明眼的人看得出，梁赞州的保证纯属吹嘘。为了完成指标，兑现诺言，拉里奥诺夫下令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宰杀所有的牲口，包括耕牛和种畜。从农民手里强迫买下成千上万的奶牛和猪，而且不给现金，只给票据。这样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只好到邻近的州购买牲畜，最远到达乌拉尔地区。梁赞州的收购员用现金购买了牲畜，偷运回来，再以1／3或1／4的价钱转卖给国家。大批用于农业机械、信贷的资金，被非法挪用来抢购牲畜。但这一切措施远不能达到增产5倍的指示，梁赞州党委又规定所有税收必须用肉类来支付。他们不仅对农庄和农民强行征税，而且所有机关、学校直至警察局都要交税。这样，在1959年12月16日中央全会召开前几天，梁赞州领导人给赫鲁晓夫写信，吹嘘自己完成了计划，将肉类产量提高了4倍，庆祝他们的“胜利”。同时还自欺欺人地说，该州在1960年将卖给国家更多的肉类。 　　拉里奥诺夫的“卓越成绩”受到了表彰。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颁发了列宁勋章，赫鲁晓夫亲自前往授勋。梁赞州的英雄事迹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然而；纸包不住火。1960年，梁赞州的农业濒临破产，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里奥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由于仿效了梁赞州的做法，苏联其它各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 　　1962年赫鲁晓未进一步改革传统的以区域为原则的党的领导方式，根据生产的需要，把过去统一完整的党分成两个平行的党，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在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里设立了中央工业局和农业局。两方都有党的机关，而且还组成了两个执行委员会。过去按行政区划进行管理的原则变成了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产生了近似两党制所潜在的问题。这种新体制导致了党的机构进一步庞大，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两个党组织的工作常常难以协调。州委书记不再享有往日的权威，平时很难分清工业书记和农业书记究竟谁主管一个州。他们各自行使职权。这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项最不受欢迎的措施。虽然它在苏联共产党从政治化向专业化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赫鲁晓夫本人来说，这一措施引起了许多州委书记的不满，而他们过去一直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的调整，是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必须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主张，并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写进了新党章。这对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增强党内民主因素，防止高层领导严重老化，提高领导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但干部的调动，机构的调整，触及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切身利益，这就给赫鲁晓夫造成了许多潜在的反对势力。 　　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执政，是以其不间断的改革为显著特色。赫鲁晓夫是第一个敢向社会主义旧政治、经济模式挑战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虽然只是第一次尝试，而且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对整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3.7　退休赋闲的日子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几个月，他整天沉默寡言，或者一个人在草木茂盛的公园小路上散步，或者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眼中含着泪水。经过一段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他慢慢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国内，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倒台表现得令人惊奇的平静。 　　因为他的一系列“措施”和“改革”使人们厌倦了，如今他的倒台可以使人们松一口气。在国际上，赫鲁晓夫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人物。许多国家和一些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来到苏联，想见赫鲁晓夫，他以健康不佳搪塞，不予接见。 　　不久，中央决定收回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和戈尔卡的豪华别墅，另分配一套市内住宅和郊区别墅。新住宅是莫斯科市斯塔拉柯纽申街19号楼的一套房子，肖洛霍夫曾一度住过。 　　郊区别墅位于佩特罗沃达利涅叶住宅区，在伊斯特拉河畔，有一座小花园。赫鲁晓夫喜欢这幢小别墅，他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新住宅分配后，赫鲁晓夫一家被通知不能立即搬迁，要待整修完毕。实际上，整修是假，安装窃听装置是真。涸为一些当权者怕赫鲁晓夫东山再起，唯恐他会采取某种突如其来的密谋活动。 　　在寂寞的时候，赫鲁晓夫常常与自己的警卫人员长时间聊天，向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许多悲惨的往事，或者到邻近的休养所去，与那里的老人谈话。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但赫鲁晓夫并不生气。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论战家，善于回答任何问题。 　　谈话中，他后悔没有把党的恢复名誉的工作进行到底。他清楚1936年至1938年间的审讯是怎样进行的。他原打算为几乎所有被诬告的人恢复名誉，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案件。但这时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和英共执行主席波立特来到莫斯科，坚决请求赫鲁晓夫延缓宣布这项决定。多列士说：“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使法共失去了一半党员，如果再给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他们平反，法共肯定连剩下的一半人也保不住了。”当然多列士担心的并非党的命运，而是他本人的地位。赫鲁晓夫听了多列士、波立特以及与他们意见相同的人的劝告，于是他便把平反工作压了下来。 　　下台后的头两年是赫鲁晓夫最难熬的日子。后来他慢慢地习惯了，又变得好交际起来。有时在保卫人员的陪同下带着夫人在莫斯科街头散步。他也开始出入剧院和音乐厅。观看了曾在60年代轰动一时的《布尔什维克》一剧后，他要求见一见剧作者沙特罗夫和剧场总经理叶菲列莫夫，指出写革命初期的作品没有出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样的重要人物是不真实的。 　　由于空闲时间多了，赫鲁晓夫便看起书来。他的藏书十分丰富，过去在苏联出版过的书他几乎都有。现在，他终于有时间看书、看电视、听广播了。使家人大吃一惊的是，赫鲁晓夫还收听国外的俄语广播。美国之音、英国的BBC和德意志电波都在收听之列。他发现这些电台对苏联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消息非常灵通。他也喜欢就此同家人进行讨论。60年代末，苏联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工作，使赫鲁晓夫很生气。 　　不久，赫鲁晓夫又对摄影着了迷。他拥有全套摄影器材，但在选择拍摄对象方面，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他既很少与公众接触，又不能去访问工厂和农庄。这样，他只能以大自然作为对象，以娴熟的技巧，拍摄了许多雪地、树木和花鸟。 　　他另一个爱好是种地。他在自己别墅的花园里辟了一块菜地。从早春到深秋，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照料这块土地上。他搞了许多菜种。1967年他种了将近200棵特殊品种的西红柿，每棵果实可达1公斤。在他的菜园子里还有各类品种的玉米以及从南方弄来的各种作物。他从不睡懒觉，每天清晨4点钟就起来，去给他的那些奇妙的西红柿浇水。他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大部分果实，不料一场早霜毁了他的庄稼。这场自然灾害使老头子非常伤心。但他还是继续坚持他的试验。 　　退休后，赫鲁晓夫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法国电视台曾播放了一部关于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短片而引起的。中央委员会对此十分不满，并且指示赫鲁晓夫向中央书记基里连科汇报事情的经过。赫鲁晓夫过去曾是基里连科的恩师和保护者，两人发生了争执，赫鲁晓夫怒气冲天地说：“你可以从我这里收回别墅和养老金，我可以到全国各地伸手乞讨，人们肯定会施舍给我一些东西，可是，假如你有一天不得不去乞讨的话，谁也不会给你任何东西的。” 　　苏联60年代，可以称为“回忆录”问世的年代。因为许多苏联军事家和政治家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兹维列夫等都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在家人和朋友的一再劝说下着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 　　1966年8月，记者列瓦带来一台录音机，赫鲁晓夫开始口述回忆录。起初，赫鲁晓夫不愿意在装有窃听器的房间里工作，而去户外口述，结果第一批录音带上他的声音常常被过往的飞机、汽车的轰鸣声淹没。后来他不再理睬被窃听，开始在室内工作。通常是列瓦把录音带带回家里整理成文，一周后送来校正。 　　赫鲁晓夫口述时从不使用任何史料，全凭记忆，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是非凡的。他不仅能记住所有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而且具体数字也所差无几，令人惊讶。能解释这现象的只有一点，那些年的事件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由于家里安装有窃听装置，撰写回忆录的事很快被政府知道了。基里连科找他谈话，让他停止工作，并要求他把已完成的手稿和磁带交给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断然拒绝，并声明谁也没有权力禁止他写回忆录。第二天他的心脏病发作，被急救车送进了医院，在病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 　　1970年底和1971年初，英、美出版商分别出版了内容相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西方通讯社纷纷报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佩尔谢打来电话，责问赫鲁晓夫是通过什么途径把回忆录送出去的。赫鲁晓夫回答说，他没有给过任何人。佩尔谢要他发表声明，说没有写过回忆录。1970年11月16日，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的声明，说他“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任何人。” 　　1970年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过了7年漫长的深居简出的退休生活，赫鲁晓夫因心脏病复发，于1971年9月11日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溘然长逝。 　　他没有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他的战友身旁。葬礼是在古老的新处女修道院墓地举行的。这是个细檬檬的晦暗的秋日，约有150人参加了这次极为简单的安葬仪式，没有任何苏联官方人士参加，但是苏联部长会议送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花圈。苏联人民直到9月13日上午才知道赫鲁晓夫逝世的消息，这天《真理报》发表了一条短讯说：“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特别养老金领取者尼·谢·赫鲁晓夫因病于9月11日逝世，终年78岁。”虽然没有发讣告，也没有报道葬礼的时间、地点，但是消息还是传开了。从13日早晨起，人们纷纷前往墓地，但公墓的周围布满了岗哨，禁止人们进入。这位显赫的东方彗星，就这样陨落了。他的墓碑上刻着：“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所敬献的束束鲜花。 　　1984年8月，他的夫人尼娜，彼得洛芙娜也离开了人间。根据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新处女墓地赫鲁晓夫的墓旁。 　　第4章　“水门”露丑的美国总统 　　——尼克松 　　1968年，理查德·米尔豪森·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在这之前，他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六次危机》的书。在这部书中，尼克松详细地记述了他自1947年正式投身政界后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所经历的六次政治风浪——六次危机。这六次政治风浪，汹涌险恶，有几灰简直就是政治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险些将他投入灭顶之灾中，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或使他的肉体灰飞烟灭。 　　使尼克松颇感庆幸和自豪的是：幸运之神对他特别关照，在幸运之神的庇护下，尼克松驾驶着他的生命之舟，顶狂风，战恶浪，避暗礁，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安全地渡过了“危机”。展望未来，尼克松并未被以往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这样一个献身政治的人来说，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危机”。饱经政治风霜的尼克松对此做了思想准备，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有魄力，在未来的“危机”中，迎风斗浪，化险为夷，一如既往地安渡“危机”。 　　不出尼克松所料，1972年，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第七次危机真的降临了。这第七次危机就是震动了全世界的“水门事件”。与前六次“危机”所不同的是：在第七次“危机”中厄运代替了幸运。 　　4.1　民主，共和两党逐鹿，争连任尼克松拼搏 　　197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四年一度的总统换届选举将在这一年11月份举行。从年初开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为大选中能够获胜而展开积极的活动。 　　此时执政的总统，身为共和党的尼克松，眼看自己第一届四年总统任期即将任满，他舍不得离开总统的宝座，他决心争取连任总统，再干四年，为此，他煞费苦心，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在第一个任期内，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光辉形象”。从政绩来看，尼克松在第一个任期内在内政方面建树不多，但在外交方面却是屡获佳绩。他一上台就提出了著名的“尼克松主义”，紧接着，着手设法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尝试同打了20多年“冷战”的对手苏联进行对话并缓和双边关系，更令世人吃惊的是，他摒弃了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前任总统的反华政策，果断、积极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后公报一发，轰动世界。就在美国大选之年的1972年2月，尼克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北京的邀请，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会晤，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上海公报”。当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握着尼克松的手，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尽快改善和发展时，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竟不加思索地接上一句：“是的，‘一万年大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的诗句竟恰到好处地被这位美国总统意味深长地引用，逗得当时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哈哈大笑。 　　访问中国的成功，为尼克松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尼克松对此并不满足，他还要锦上添花，争取更多的功绩和声誉。离开北京后，尼克松又马不停蹄地于5月份访问了苏联，一下子与苏联签署了包括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在内的九个重要文件。 　　尼克松的外交旋风令全世界的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美国人更是对这位胆识过人的总统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11月份的总统大选，尼克松对争取连任确实感到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何况，作为在职总统，与其他竞选者相比，他还有许多有助于竞选的便利条件可资利用，这些都为他的竞选胜利增加了保险系数。 　　久经政治风浪的尼克松并未被成功冲昏头脑，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表面上有利的形势下，仍然潜藏着不利因素，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比如，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已经悄悄地对他构成了威胁。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麦戈文也颇有好感，这从民意测验结果——俩人所获得的支持率几乎完全一样、都是42％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鉴于此，尼克松所在的共和党必须使用足以致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才能保证尼克松在11月的大选中一举获胜。 　　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相比，尼克松在争取连任的竞选初期没能争得显著优势，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不会轻易服输的人。在大学时代，尼克松就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并且为争取在校园内举办舞会（此前无此先例）而赢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戴。从那时起，尼克松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凡是已经确定的目标，他就一定要努力追求，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都会坚持不懈、契而不舍。正如与尼克松朝夕相处四年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哈里·霍尔德曼在他的《权力的尽头》一书中透露的：“尼克松在政治舞台上纯属是一个进攻型的竞选者。他的方针永远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演说时他唇枪舌剑，为了击败对手，他会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性格也支配着尼克松此次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 　　为了在竞选连任中获胜，尼克松专门成立了一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并挑选自己的好友，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约翰·米切尔早在尼克松当上总统之前就充当过尼克松的选举谋士。他曾与尼克松在同一个法律事务所共事，与尼克松是莫逆之交。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米切尔曾为了争夺美国南部的选举地盘替尼克松积极奔走，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尼克松选举战略上最薄弱的环节。米切尔在美国南部为尼克松获选作得了极大成绩，因此他成了尼克松顺利当选总统的有功之臣，深得尼克松的信任，特别是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米切尔几乎成了总统的第一心腹。尼克松一走进白宫，就给了米切尔司法部长的头衔。从1969年1月至1972年2月，米切尔一直在这个职位上为尼克松效力。尼克松挑选米切尔出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道理就在这里。 　　尼克松摆出了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准备竞选，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还得从尼克松当选37届总统谈起。作为第37届总统，尼克松虽然当选了，但他所代表的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席位中均为少数派，这使尼克松感到非常头疼，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在他执政两年后仍未得到改善。不仅如此，在参议院17个常设委员会和众议院20个常设委员会中，主席大都是民主党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程序委员会。因而，操纵立法大权的国会基本上控制在反对党手中，尼克松则完全处在反对党的抨击之中，其结果是尼克松的每一重大决策几乎都会在国会遇到阻力。曾经有一年，尼克松送交国会的40多件有关国内问题的提案，有38项被搁置。在此背景下，尼克松迎来了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尼克松成立了由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负责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 　　“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在司法部长米切尔的领导下，冥思苦想，以便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制定计划的任务落到了米切尔的顾问、擅长搞情报间谍工作的戈登·利迪和中央情报局官员霍德华·亨特身上。利迪和亨特不愧为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们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行动方案，其中最厉害的几招是：窃听民主党的电话，以便掌握对手的情报；对尼克松的反对派进行威胁，甚至不惜采取非常手段把他们关进兵营里去。方案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待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代表大会时，派人去那里租一艘游艇，雇佣一些妓女——利迪先生保证这些姑娘都将是“这个行当中最出色的”，让她们去勾引好色的民主党人，当这些贪色的民主党人和妓女在干淫秽勾当时，用隐藏的照相机将这些场面拍摄下来，然后以此去要挟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民主党人，这样就不愁弄不到所需要的情报。 　　“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总统特别顾问迪安和总统国内事务委员会主任埃利希曼这三位尼克松总统的左膀右臂、美国政界头面人物在听完了利迪的计划后，觉得这个方案有些“想入非非”、“出了范围”，他们要利迪再搞一套行动方案。 　　几天以后，利迪便拿出了新计划：删去了那些“想入非非”的部分，保留了偷拍文件和窃听。整个行动的预算支出为25万美元，这对已经募集到几千万美元竞选费用的尼克松“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来说，简直是个零头，利迪的计划被批准实施。 　　尼克松总统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他的助手们熟谙政治风涛，他们明白，哪些事该向总统汇报，哪些事不该向总统汇报才能使总统避免政治风浪的袭击。那些不该汇报的事并不是要瞒着总统，而是事先给总统准备下遁词，事情一旦出现什么差错，总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尼克松对窃听的态度他们也了解，那就是“如果说我对窃听这件事抱玩世不恭的态度，那是我阅历过多所致。我从事政治多年，看惯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从肮脏诡计到选举舞弊。不一而足，对于一切政治窃听案，我委实不会义愤填膺。”总统态度如此，即使知道这个行动方案，想来也不会阻拦。于是这个方案很快便被付诸行动。 　　4.2　夜入水门装窃听器，当场被捉丑闻曝光 　　窃听计划开始实施，任务交给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首席安全顾问麦科德。麦科德接受这一任务后，深知这一行动非同儿戏，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旦被人发现，后果极其严重。因此，麦科德没敢用美国人，而是雇用了四名古巴流亡者当助手。与麦科德一起行动的还有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利迪和亨特。 　　麦科德等人选中了水门大厦实施窃听计划，因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水门大厦的六楼。他们还在水门大厦正对面的一家廉价的汽车旅馆里开了个房间，准备在民主党总部安装完窃听器后，利用这个房间进行窃听、录音；同时，还可以让人在这个房间里为实施计划的行动小组望风。麦科德把录音和望风这两项任务交给了一个叫鲍德温的人。 　　水门是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旅馆的名字。它位于市中心波托马克河畔，是一座外观漂亮、时髦的大厦。整个建筑物不仅造型别致、内部装修也十分讲究。由于水门大厦可以兼作旅馆、办公室和公寓之用，因此，也有人将它称为水门旅馆或水门公寓。 　　时值初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晚灯火辉煌、热闹非常，宽阔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霓虹灯不停地变换着斑澜的色彩。这里的大厦虽不象纽约城的摩天大楼那样鳞次栉比，却也都有豪华的气魄。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首府，美国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华盛顿不仅拥有举世闻名的白宫、国会大厦和五角大楼这样的专职办公大楼，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一座著名的建筑物——华盛顿纪念塔。每天，来自五大洲的各种肤色的游客都希望能有机会登上高达180英尺的华盛顿纪念塔，欣赏华盛顿这座20世纪建成的现代化城市的全景。 　　1972年5月名30日，麦科德等人实施了第一次窃听行动。 　　第一次行动自始至终进行得极为顺当。麦科德带着他的古巴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民主党总部，他们不露一点儿痕迹地在两架电话里安上了窃听器，然后平平安安地离开了民主党总部办公室。令麦科德和行动小组万分遗憾的是：那两个窃听器一个失灵，未接收到任何信息；另一个虽然窃听到了200多次电话，但内容尽是一些女秘书给那些已婚的政客安排出会或谈情说爱的无聊货色，对竞选毫无价值，弄得麦科德等人哭笑不得。这大概是首次潜入没有经验所致，于是，麦科德等人不得不安排第二次行动。 　　1972年6月17日，麦科德等人又行动了。这第二次行动的结果比第一次更糟糕，也许尼克松和他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辈子都会诅咒这个日子—1972年6月17日。 　　第二次行动的计划制定出来了：麦科德和四名古巴人上楼，潜入民主党总部；亨特和利迪呆在楼下214号房间，负责指挥联络；鲍德温在水门大厦对面的楼上望风、放哨。一切准备就绪后，麦科德等人就按计划行动了。 　　午夜0点左右，麦科德首先从水门大厦底楼的车库走了出来，他打开了门锁，他想他出去一下很快又要回来，为了再回来时省得再费劲开锁，他用透明胶布把撞锁的锁舌粘住，然后将门虚掩起来走出了水门大厦。麦科德先到对面的旅馆里，检查负责望风和窃听的鲍德温是否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叫了那四位在外等候的古巴人向水门大厦走去。 　　麦科德用胶布粘住门锁，走出大厦后不久，负责水门大厦夜间守卫的黑人小伙子富兰克·威尔斯为了驱走睡魔，想出去喝点咖啡。到大门口，他一拉门，发现大门的弹子锁锁舌被胶布粘住了，他以为是白天哪位粗心的维修工干的事，嘟嘟囔囔地骂了几句，也没多想，顺手扯掉了胶布，“咣当”一声锁上门，到对面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去了。 　　黑人小伙子威尔斯刚走，麦科德和四位古巴助手便来到了水门大厦的大门口。当他们想推门而入时却发现门又被锁上了，麦科德以为是查夜的人干的事，也没多想，便让四个古巴人中一位锁匠出身的把锁弄开，为了完成任务后出门方便，麦科德又用胶布粘住了锁舌。麻烦就出在这里，但麦科德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会留下什么隐患。他们一行五人敏捷而轻快地顺着楼梯向楼上跑去。 　　麦科德一行五人进入水门大厦后不久，黑人小伙子威尔斯喝完咖啡返回水门大厦门口，他哼着小调，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就在他把钥匙放入锁眼里时，他大吃一惊：瞪着眼、张着嘴、嘴里哼着的小调戛然而止。真是活见鬼，这锁怎么又被打开了？锁舌怎么又被胶布粘上了？这前前后后发生的奇怪的事在他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突然，他恍然大悟，一定是窃贼光顾！他紧张地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然后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径直走人值班室，拿起电话，拨通了警察局的报警电话。 　　8分钟后，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警车驶到了水门大厦门前，从车上跳下了三个穿着皮夹克的便衣警察。此刻，麦科德和他的四位古巴助手正在民主党总部办公室里全神贯注地干着非法的勾当：把电话机大卸八块，在里面安装窃听器；四处翻阅、拍摄文件。对便衣警察的到来他们全然不知。 　　站在水门大厦对面楼上望风的鲍德温也看到了三个便衣的人进入水门大厦，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三个穿皮夹克的人就是警察局接到报警后来的便衣警察。可是当这三个着便衣的人进入水门大厦不久后，水门大厦第8层的房间的灯突然全亮了时，鲍德温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于是赶紧拿起无线电报话机，呼叫在水门大厦214房间负责指挥联络的霍华德·亨特。亨特问鲍德温有什么意外情况，鲍德温回答说：“8层楼的灯突然都亮了。”亨特想了想说：“没事。这是大楼警卫的例行检查。有什么新情况随时报告，千万别失职。” 　　鲍德温和亨特的无线电对话，也传到了正在六楼“作业”的麦科德等人耳朵里，因为他们手中也有一个报话机。望风人和指挥者的对话内容非但没有引起麦科德等人的警觉，反而使他们感到厌烦、多余，也许嫌报话机里大惊小怪的声音吓得他们心惊肉跳，干扰“作业”，也许是为了省电，一个古巴人顺手把报话机关上了。 　　这时警察已经查到六层楼了。六楼的灯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亮了。在对面楼上望风的鲍德温透过玻璃窗，在雪亮的房间里看清了有两个穿皮夹克的人手中拿着枪，这下把鲍德温给吓坏了，他赶紧对着报话机呼叫：“一号基地，一号基地，情况不妙，那边有几个人，穿着随便，已经掏出了手枪。” 　　亨特一听，赶快呼叫六楼的行动人员：“喂，喂，你们听到了吗？” 　　六楼的行动人员根本没有听到，那报话机的开关被关上了，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即使此刻他们听到了呼叫，也为时太晚了，警察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了。 　　警察破门而入，如从天降，麦科德等人丝毫也没有察觉，他们在警察进门时还专心致志地往电话里安装窃听器呢。 　　“站住！别动！举起手来！我们是警察。”一声大喝，使麦科德等人如梦方醒：他们被捉住了。 　　此刻，干了傻事的麦科德等人却又聪明了起来，其中一人巧妙地将报话机的开关打开，趁警察不备，压低嗓门说了，一句：“他们把我们逮住了。”随后麦科德等五人束手被擒，被送往警察局。 　　4.3　新闻界有心人穷追不舍，墙漏洞断线索总统施计 　　案发后的第二天，1972年6月18日，星期日，首都华盛顿各报都刊登了水门事件的消息。但是各报对这条新闻都显得不够重视，名望极高的《纽约时报》报道水门事件的消息只占十来英寸的版面，而且还是刊登在报纸的里面，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把水门事件与白宫联系在一起。 　　白宫方面也竭力推卸责任。被捕的麦科德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雇员，为了摆脱干系，事发的第二天，“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就发表声明说：麦科德是雇用来协助委员会装置安全系统的，仅此而已，没有其它使命。而且据了解，麦科德与其它不少主顾有来往，言外之意，水门事件是麦科德受到的主雇指使干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强调说：麦科德等人“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经我们同意的”，“我们决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有一家报纸在6月18日星期日出版的报纸上，报道水门事件的消息被放在了头版的显赫位置。这家不寻常的报纸便是《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的赫赫功臣。 　　《华盛顿邮报》从警察局得到水门事件的消息后，立即派两名年轻的记者调查水门事件，他们是严肃勤奋、讲求实际的伯恩施坦和略显浮躁却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伍德沃德。 　　他们俩人的长处组合在一起，对完成调查任务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6月18日，《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从警察局得到一条线索：被逮捕的古巴人通讯本上有白宫官员霍华德·亨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伍德沃德脑子一转，便往白宫挂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了，可亨特不在，白宫总机小姐热心地说，可以把电话接到查尔斯·科尔森办公室，伍德沃德立时喜上心头：科尔森是总统的特别顾问，人称尼克松的“里外一把手”，亨特如在科尔斯办公室，那水门事件就大有新闻价值了。 　　正想着，电话挂通了，亨特果然在科尔森那里。当亨特在电话听筒里答应了一声后，伍德沃德便直截了当地发问：“为什么在被捕者身上的通讯录上会有您的名字和电话？”亨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不知所措，失口“恩”了一声，随即怒气冲冲地嚷了一句：“无可奉告！” 　　紧接着，亨特畏罪潜逃了。于是，《华盛顿邮报》以更醒目标题爆出新闻：白宫顾问同水门窃贼有染！ 　　随后，《华盛顿邮报》记者在银行帐目中查出了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官员将25000美元竞选费转到了在水门被捉的一个古巴人帐下的材料。 　　事情越来越清楚了：尼克松的竞选委员会最起码与水门事件有瓜葛！也许还有更深的关系。《华盛顿邮报》决心穷追不舍，弄个水落石出。于是，一篇又一篇的揭秘文章在《华盛顿邮报》刊出，一颗又一颗炸弹在社会上爆炸。 　　当《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迈阿密先驱报》等相继向公众报道水门事件发生的经过时，作为美国第37届总统的尼克松，正和他的一名高级助理及少数工作人员一起，在一位百万富翁、美国飞机阀门制造商鲍勃·阿普拉纳尔家的别墅里度完周末后刚刚回到家里。这个周末是总统少有的一次没有什么真正工作要做的周末，也是尼克松第一次没有直接回他在比斯坎岛的家。 　　尼克松是在星期五（6月16日）乘他的私人专机——“空军一号”飞离华盛顿的。别墅位于远离华盛顿的加勒比海附近一座名叫沃克的大珊瑚岛上。那里属海洋气候，整个岛上的空气都格外清新宜人。虽然那天天气时阴时晴，但尼克松总统度假的雅兴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相反地，整个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一天，总统都是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 　　尼克松在海水中尽情地游了一会，上岸后又饶有兴趣地绕岛走了一圈。他收下了看岛人的妻子为他专门缝制的两件色彩鲜艳的衬衫，并和她的一个12岁的小女孩聊天，天真的孩子还让尼克松参观了她自己喂养的几只大海龟。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尼克松总统当然不会料到：他本人会成为这出以水门事件为序幕的政治悲剧中的主角。 　　6月18日早晨，当尼克松在他家中的一份《迈阿密先驱报》上看到这条小消息时，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担心和焦虑。他一边喝着香味诱人的咖啡，一边浏览着报上第一版的标题。关于五名盗贼“夜闯水门”的报道，当时被排在这一版中间靠左边一点，标题是“企图窃听民主党总部，几个迈阿密人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又叫哥伦比亚特区）被拘留”。尼克松看了这条消息后，只感到此事听起来十分荒唐：戴着医用橡皮手套的古巴人居然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 　　看完报纸，尼克松似乎没有一点大难临头的感觉。他拿起电话，按惯例给住在比斯坎岛旅馆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打个电话，询问有什么新情况，并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要不要为一项高等教育法案举行签字仪式的问题。以后，尼克松又打了几个电话，其中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他的特别顾问科尔森的。另一个是打给他的两个女儿帕特里夏和朱莉的，她们还在电话里祝贺爸爸过一个愉快的“父亲节”。 　　当天下午，尼克松又到海里去游泳，温暖的海水和连绵起伏的海浪使尼克松感到非常惬意。他在水中游了很长时间，直到夕阳西下，他还感到余兴未尽。晚饭前，尼克松又同科尔森通了一次电话，简单地谈了谈新闻界对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态度问题。以后，他和随从雷博佐共进晚餐，然后一起看了一场电影。作为消遣，尼克松在临上床睡觉前，还在书房里读完了《胜利与悲剧》这本书的最后几章。 　　总之，“夜闯水门”的这个周末对尼克松来说，的确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周末。因为不论是在沃克岛的别墅，还是在比斯坎岛他自己的家里，尼克松都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当然，风和日丽的气候，一望无际的大海，加上适当的锻炼和休息，不论是谁都会感到心情舒畅、心旷神怡的。尼克松也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感觉返回白宫的。 　　不幸的是，他还未跨进白宫的大门，就在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得到了关于“夜闯水门”涉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的消息。消息是与他同机而行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告诉他的，因此，可信程度不容置疑。尼克松当时正坐在扶手椅上，悠闲地喝着啤酒。当霍尔德曼说出此事时，尼克松心里一紧。但表面上，他只是无精打采地笑了一下，说：“真是无聊透顶极了！”那镇定自若的样子和他第一次在报上看到那条消息时没有什么两样。 　　尼克松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大选中获胜。此外，由于议会对他的提案曾频频加以否决，使他感到非常沮丧和尴尬。为了挽回面子，也为了多捞取一些政治资本，尼克松打算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全力以赴，对民主党进行反戈一击，以改变他在前一任总统任职期间所处的被动地位。 　　得知“夜闯水门”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牵连后，尼克松表面上虽然没有惊慌失措，但心里还是希望他的人一个也不要卷进去。在他看来，一个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懂得，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全国委员会总部不可能也决不是可以刺探到有关总统竞选内部消息的地方；更何况整个事件不仅显得毫无意义，而且搞得很拙劣，看起来几乎像是故意作出的安排。为此，尼克松所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指派另一名白宫助理埃利希曼全权负责，调查水门事件。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也已经责成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亡羊补牢，尼克松还采取一些其他行动，如堵住漏洞、切断线索等，以便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尼克松总统向全国宣布，他已指示白宫所有的人与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合作，查清此事。他重申：白宫没有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也没有一个负主要责任的人参与了这种被人指责的行动。 　　6月20日，星期二上午，在白宫正常的碰头会后，白宫助理埃利希曼依照总统的吩咐，把有关的负责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准备研究如何着手解决问题。这一点就充分表明：“夜闯水门”已不像它刚刚发生时那么不受重视了。参加会议的有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和白宫法律顾问、国内事务助理约翰·迪安。 　　最先到达的是米切尔。虽然“夜闯水门”被捕的五人当中，有一个叫詹姆斯·麦科德的人曾经是米切尔的雇员，但米切尔似乎显得很镇静。他漫不经心地抽着烟斗，眼睛里流露出大家熟悉的神情。 　　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霍尔德首先以他那敏感的政治嗅觉，对水门事件整个事态的发展作出了他自己的判断：如果“夜闯水门”会带来什么危险的话，那么米切尔作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脸上准会是愁眉不展、乌云密布。可现在，米切尔的表现恰好相反，他不仅面带笑容、异常镇静，而且还在会上明确表态说：“我对发生在民主党总部的那件蠢事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并没有批准这件蠢事。”他还当众宣布：“被捕者的‘夜闯水门’与他本人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 　　米切尔的种种表现不仅证实了霍尔德曼的推测，而且这个推测也正是这位白宫要人最希望的。因为在霍尔德曼看来，只要米切尔本人没有被牵连，即使有些“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小喽罗们被“夜闯水门”牵连进去，问题也不难处理。 　　作为白宫的高级助理，霍尔德曼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暗中掩盖总统的阴暗面，昭显总统的光明面。为此，不论遇到多么棘手的问题，首要的工作就是控制整个事态发展的局面。假使局面一时难以控制，也要为了白宫和总统的尊严不借一切代价。 　　就在白宫碰头会的当天，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使霍尔德曼的忧虑更加剪不断、理还乱：《华盛顿邮报》头版以醒目的大标题刊出消息说，白宫顾问与窃听人物有关。与此同时，各类调查“夜闯水门”的埃利希曼也从白宫法律顾问、国内事务助理迪安那儿得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的财务顾问戈登·利迪与“夜闯水门”有牵连，而且被捕者就是利迪手下的人。此外，由于在被捕者的通讯录上发现了原科尔森的顾问霍华德·亨特的名字和一个白宫的电话号码，因此，虽然白宫声称霍华德·亨特早已于1972年3月29日被解职，亨特本人也已于案发后的6月19日离开华盛顿，但是，“夜闯水门”与白宫有牵连这一事实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特别是那些关心政坛风云变幻的人们。对于形势的变化，白宫的几位高级助理忧心忡忡，而总统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实际上，早在6月19日晚尼克松乘飞机返回华盛顿之前，他就曾亲自给他的特别顾问查克·科尔森打过三个电话询问此事，全然不像他表面上显示出来的那样处之泰然。其中两次电话是在6月18日从比斯坎岛打给科尔森的，时间分别是下午3：00～3：31和6：39～6：40.另外一次是在6月19日中午，尼克松和科尔森在电话里谈了一小时。当时，科尔森就总统最关心的问题向尼克松保证：涉嫌策划“夜闯水门”的霍华德·亨特在水门案发的时候已经不再被白宫雇用了。科尔森的保证并没有能够减轻尼克松的忧虑。 　　尼克松此时最担心的有两点：其一是，“夜闯水门”若是真的与他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牵连，那将使自己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大选中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二是，“夜闯水门”一旦牵扯到白宫的高级顾问成员，那么结果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整个竟选将会功亏一篑，损失惨重。 　　就在尼克松和他所代表的共和党人感到焦虑和担心的时候，民主党人却不失时机地向共和党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在竞选中没有占什么优势，特别是当时正式投票选举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民主党想再多争取一些选票也非易事。因此，如果竞选失败，对于民主党人来说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民主党人并未因此而放弃竞选，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得努力拼搏。“夜闯水门”为民主党提供了一个拼搏的极好机会。 　　民主党的行动非常迅速，就在水门案发后的第三天，被窃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奥布恩就对共和党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了诉讼，控告他们侵犯私人秘密和公民权，并要求共和党赔偿其损失。如果民主党胜诉，那就意味着共和党必须付出100万美元的代价。 　　尼克松当时虽然对白宫是否被牵连非常担忧，但很快他就相信了“夜闯水门”与白宫无关的话是事实，因为全权负责调查此事的埃利希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等人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尼克松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说的话。6月22日，尼克松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白宫人员没有参与水门所发生的任何活动。”声明语气斩钉截铁，令人不容置疑。 　　这样一来，民主党要求的100万美元的赔偿就会落空。其实，这100万美元不论是对民主党还是对共和党都不是争取主动的灵丹妙药，民主党的最终目的也绝不是为了获得这无足轻重的100万美元，而是想通过起诉，把共和党推上法庭，借此机会对共和党进行调查，在漫长的诉讼程序中拖垮共和党，扭转民主党在竞选中的不利地位，达到竞选胜利的目的。 　　这正如《时代》周刊的评论所点破的：“民主党人起诉的真正意图是要在整个秋季使共和党人忙于应会法院，使案件为公众所瞩目，以破坏看来势不可挡的共和党竞选活动。” 　　当时被授权调查水门事件的官方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对6月17日发生在水门大厦的盗窃活动展开了全面调查。他们调查的第一个人就是与被捕者有直接联系的前白宫雇员霍华德·亨特。结果查出亨特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离开中央情报局后，他被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查克·科尔森雇用。虽然科尔森宣称亨特已于“夜闯水门”之前结束其工作，但由于在两名被捕者的通讯录上都记有他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科尔森的话就成了掩饰真相的遁词，没有人再相信他的这些话了。于是，霍华德·亨特被确认为与“夜闯水门”有牵连的人。 　　尼克松得知此事后，曾与霍尔德曼通了电话，拐弯抹角地建议为水门盗窃犯筹募款项；他还间接地利用自己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暗示，可以把中央情报局卷入水门事件。企图以此掩人耳目，转移世人的视线。 　　与此同时，华盛顿地区法院受理了水门盗窃案，并且准备开庭正式审理。共和党要求把开庭时间推迟到11月份大选投票之后，这样可以减轻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的影响。这一要求被法院拒绝。 　　8月11日，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水门事件，五名被告被指控的罪名仅仅是偷窃，而且，五名被告在开庭前均被取保释放过。民主党人对此极不满意，认为法庭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民主党声称，据他们的调查结果来看，至少有十三名共和党人与水门盗窃案有牵连。这十三人中，既有白宫雇员霍华德·亨特这样的小人物，更有“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及其下属的一些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9月11日，对第一次庭审不满的民主党又以从事政治间谍活动为名对共和党提出了指控，要求法庭给其对手定罪。 　　面对民主党的挑战，共和党也毫不示弱，9月13日，共和党反过来向法庭控告民主党故意制造政治事端，败坏共和党的声誉。 　　从此，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法庭上的诉讼战。 　　4.4　回天有术尼克松连任，不了了之民主党受挫 　　民主党先声夺人。他们从五名被捕者入手开始调查，除查出麦科德是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安全顾问外，还挖出三名与“夜闯水门”有关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人，他们是：莫里思·斯坦，为筹款委员会主席；休·斯隆，为财政委员会主席；戈登·利迪，为财务顾问。经过调查，民主党掌握了可观的确凿证据，他们于是把要求共和党赔偿损失的100万美元提高到了300万美元。 　　法庭指控斯坦和斯隆为间谍活动提供了11.4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并且查出财政委员会的有关此款项用途的说明和记录被抹掉了。同时，法庭还指控利迪和亨特直接参与和策划了6月17日的“夜闯水门”行动。正是在他府的指使下，夜闯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偷拍文件、安装窃听器和有关装置的一系列活动才成为可能。此外，利迪和亨特还被法庭指控与五名被捕者狼狈为奸，根据是他们曾在警察赶到现场之前通知被捕者迅速撤离。 　　除此之外，法庭对共和党指控的罪名还有下列五条：①早在5月25日之前，夜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办公室的窃贼就曾窜入奥布恩的办公室，偷拍过他的私人文件。 　　②奥布恩的电话从5月25日至6月17日一直被窃听着，设想人员还在水门大厦对面的汽车旅馆里查出了一个能监听用的无线电短波电台。 　　③利迪、亨特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保安顾问麦科德以及另外一名同伙，定期去那个能监听用的无线电短波电台去监听，麦科德则把监听到的内容记录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上。 　　④窃贼们还试图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那里安装电话窃听器。 　　⑤6月17日夜闯水门，目的在于修理原有的电话窃听器，同时安装新的电话窃听装置，并趁机翻拍和偷窃民主党与竞选活动有关的文件。 　　面对民主党人层层深入的调查和咄咄逼人的攻势，共和党人深感事态的发展对自己越来越不利。这样的诉讼再继续下去，势必有更多的共和党人被调查和受牵连。加上联邦调查局对“夜闯水门”调查“不利”，极有可能还会节外生枝，那将极大地影响到共和党和尼克松本来已是稳操胜券的大选的获胜，最终落得个功亏一篑、前功尽弃的结局。 　　尼克松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教训。 　　那是1960年，当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和参议员肯尼迪竞选美国第35届总统职位。47岁的共和党人尼克松和43岁的民主党人肯尼迪竞争得难分难解，不分高低。民意测验中，忽而是尼克松领先几个百分点，忽而是肯尼迪又超出几个百分点。到了9月，竟选进入了白炽化阶段，尼克松以47％对46％领先。最后较量的时刻来到了，两位候选人将举行公开的电视辩论，人们将在电视上一睹两位候选人的风采，并在他们中间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总统。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总统竞选中的第一次电视辩论。 　　1960年9月26日，7千万人聚集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辩论。肯尼迪和尼克松同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尼克松实际上已经输给了对手。在电视屏幕上，肯尼迪满面红光、精神焕发，配上他那四方脸膛、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生气勃勃、落落大方。而尼克松却显得面容消瘦、憔悴、苍白，衬衣领子至少大了半个号码，松松垮垮，更显得人的清瘦，整个儿一副无精打采的病态。这都怪他拒绝化点淡妆的建议，被灯光一照，显出了这副不争气的尊容。 　　可以肯定，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选一位未老先衰、一副病态的人来当他们的国家元首。在屏幕前，人们已经做出决定，把选票投向肯尼迪。 　　形势陡然急转，人心倒向肯尼迪，这使尼克松懊悔不迭。 　　为争取当上总统，他已整整奋斗了十多年，而今却败在了一次电视辩论上，真是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大选结果，肯尼迪以303票对219票击败尼克松，成为美国第35届总统。 　　这是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机。尼克松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被这次失败所击垮，有一句格言鼓起他的勇气，那就是：“忍受失败方能成为伟大。”在那次危机以后，尼克松忍受着失败的痛苦，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八年后，东山再起，在1968年的大选中，击败了竞选对手，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那次功亏一篑的失败给尼克松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经验教训，从而使他在政治上成熟了许多，使他更加懂得了怎样把握机会、绕开陷阱，去夺取成功。 　　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又回忆起了第六次危机的经历，难道历史会重演吗？不，决不会！久经宦海浮沉的尼克松坚信自己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手段不让历史重演，他要想方设法扭转自己和共和党人在水门事件中的不利处境。于是，他亲自给助手们下令，采取有力的补救措施，把水门事件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这样，他便无可辩白地卷入了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行列，犯下了日后被弹劾的最主要罪行。 　　在尼克松的授意下，埃利希曼在紧要关头为了使白宫摆脱被动地位，提出了一个补救措施：让利迪坦白并承担罪名，利迪可以向法院解释，说他是为了要当“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英雄才这么干的。这样做的好处是：1.能够结束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从而限制他们在诉讼有关的证据方面进行非法调查的能力。2.可以丢卒保帅，使低级人员认罪，从而让高级人员平安无事，以此转移新闻界和政界的一些攻击。霍尔德曼对此作了一点补充：让利迪坦白后，我们的人员可以向法院上诉，请求宽大处理利迪，理由是利迪是个侦探小说看得大多而误入歧途的可怜的小伙子。 　　尼克松认为，作为缓兵之计这个建议可以采纳，于是这个补救措施被付诸实施。这一招果然奏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形势大为缓和。 　　正当尼克松为“夜闯水门”稍微感到一些宽慰的时候，又一个沉重打击落在了他的头上，这就是他的好友米切尔出事了。事情的起因来自米切尔夫人。米切尔夫人是位自得其乐、活泼美丽的女性，无论她走到哪里，都十分引人注目。这使她变得骄纵成性，性格古怪，她对丈夫整日忙于政治而很少有时间在家陪伴她很不满。“夜闯水门”发生两周后，米切尔夫人就开始给新闻界打电话，同时向丈夫米切尔提出最后通碟，要他立即摆脱政治活动，否则她就把一切向新闻界公开。 　　这位性格古怪的夫人，说自己是个“政治囚犯”，并宣称她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决不容许他参与任何肮脏的行径。她的这番话足以引起人们对米切尔及其主管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猜疑。由于米切尔对夫人的通碟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米切尔夫人就不顾一切地公开宣布，说她那里有一本手册，其中详细记载着“夜闯水门”的预定步骤，还说她本人了解整个事件的全部细节等等。其实米切尔夫人并不是要和自己的丈夫过不去，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让丈夫摆脱政治羁绊，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呆在家里陪着她。但她没想到她对丈夫的爱却反而害了丈夫。由于新闻界对米切尔夫人所说的一切都作了公开报道，迫于压力，1972年7月1日，米切尔不得不被迫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米切尔对于尼克松的竞选来说，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为尼克松1968年竞选总统立过汗马功劳，现在正当发挥作用的时刻却被迫辞职，这对尼克松的打击怎能不沉重呢？ 　　面对种种打击和挫折的尼克松，不愧是久经宦海的政治舞台上的老手，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使出浑身解数摆脱水门事件的阴影，挽狂澜于既倒。在外交上，他把一向反共的调子换成了友好的奏呜曲。1972年2月，他亲自访华，并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1972年7月，尼克松完成了从越南撤军的设想，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美国无限期地卷入越南的武装冲突；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获得成功，缓和了苏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国内，尼克松采取果断措施，成功地制止了因越南战争而引起的持续性通货膨胀，在控制国内工资和物价的同时，为了阻止美元外流，降低了美元与外币的兑换率。尼克松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行动，为他的竞选连任捞取了必要的政治资本，而且抓住了美国广大选民的心。特别是结束越战，为尼克松竞选连任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果不其然，在1972年11月7日的大选中，尼克松以60.8％对37.5％的选票战胜了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获得了绝对胜利，实现了他连任总统的愿望，蝉联第38届美国总统。 　　尼克松获得的选票，比他的民主党对手麦戈文多1750万张。按美国总统竞选中超过对手的票数来算，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假如按其得票率之高来看，只有1936年的罗斯福和1964年的约翰逊的得票率与他旗鼓相当。 　　这次大选揭晓的第二天，尼克松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举行了一次庆功宴，他称赞自己的竞选班子“过去四年来一直是一个伟大的竞选班子”，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谢谢大家”使他“最后一次竞选成为所有竞选中最成功的一次”。 　　1973年1月20日，尼克松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38届总统。 　　民主党人原来想利用“夜闯水门”在大选中挫败尼克松，遗憾的是功亏一篑，未能如愿。被民主党指控的七人（五名被捕者加上利迪和亨物）也在最后一次开庭时拒不承认对他们所指控的罪行。由于证据不足，对这七人以外的涉嫌者民主党均无法起诉。对此，民主党人虽然对这个结局倍感恼火，也只能无可奈何。那七人也在开庭之后分别以1至5万美元的保释金取保释放。轰动一时的水门丑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共和党完全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了。他们花费了400万美元来庆祝尼克松再次当选为总统。“再干四年”的欢呼声传遍了美国。“水门事件”看来已该接近尾声并就此打上句号了。有人如释重负地轻轻松松地吐出了一口气。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故事的高潮还在后头。 　　4.5　迪安“反水”政局陡转，引火烧身总统垮台 　　为了要使政府按照自己要求的方式工作，尼克松连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内阁改组。他接二连三地采取行动，对政府各个高级职位上的人员进行大调动，并把受过四年熏陶、忠实可靠的白宫助手安排在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上。如此一来，便触动了某些权势集团的利益。 　　在华盛顿，当时被人们公认的有四大权势集团，按其重要性依次排列分别是：新闻界、官僚机构、国会和情报系统。 　　此外，华盛顿最大的权力集中在国会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和他们对口的政府各部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那伙人。尼克松的行动目的是要把自己在白宫的人安插到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去，这就破坏了那些人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联盟。这样，尼克松不仅成了本世纪以来最使民主党人和官僚机构感到害怕的总统，而且无形中把自己放在了那些权势集团的对立面上。这对民主党人来说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们乘机再一次联合受害的权势集团，把尼克松推上了由“夜闯水门”掀起的浪峰之上，尼克松的改组计划不仅没有丝毫进展，他自己反而陷入了四大权势集团的重重包围之中，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1973年1月，水门事件被再次抛出。1月8日，“夜闯水门”被捕人员被重新收审，事态从此进一步发展和扩大。 　　3月20日，被捕者中的詹姆斯·麦科德终于开口了，他给联邦法院法官写去了一封信，信上承认说：“被告们都曾受到政治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缄默。”他在信上还说：“我担心有人向我的家人采取报复措施。”3月31日，法庭在开庭时，公开宣读了这封信。这下，水门事件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兴趣。 　　新闻界终于开始把水门事件当作头题新闻了。《华盛顿邮报》再度抢先一步，爆出一条条内幕新闻，出尽了风头。《纽约时报》等都已加入水门揭秘的行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不甘落后，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里，向美国观众报道了水门丑闻。电视拥有的观众远远超过报纸的读者，美国人终于家喻户晓地知道了有个水门事件，并把它作为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 　　在这种形势下，身为白宫法律顾问、国内事务助理的约翰·迪安有些沉不住气了。也不知是在法庭的作证时露出了什么蛛丝马迹，还是为尼克松起草的一份关于彻底调查水门事件的报告被人嗅出了什么“怪味”，迪安逐渐开始感到自己的处境艰难，而且越来越危险。 　　水门事件重新被抛出后，迪安曾替尼克松起草了一份关于水门事件的各种调查及对策的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只完成了一部分，而且一直未被公开，但一想到这份由他草拟的报告将会成为“文过饰非”的假材料，迪安的内心就有一种法网难逃的恐惧感和负罪感。4月17日，聪明的迪安向总统脑克松提出要求给予他豁免权，准备预先留下一条退路。他的理由是：给予了他豁免权，一旦出什么问题，他本人可以去找检察官，讲出全部真相，那样就不会给白宫带来任何麻烦。 　　尼克松拒绝了迪安的要求，没有给他豁免权，这使迪安感到更加不安。 　　与此同时，迪安还觉察到曾与他在证词上达成攻守同盟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杰布·马格鲁德，有不愿继续与他合作的苗头。如果马格鲁德翻供，那么他迪安为掩盖水门事件所作的一切证词都将受到怀疑，他的罪名不需要法庭的审判就已经是明摆着的了。 　　面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迪安由忧心如焚变为面对现实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投奔司法部，他才能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机密为自己争取可靠的豁免权。经过再三权衡利弊。迪安终于向司法部门自首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背叛了尼克松。 　　迪安的“反水”成了共和党人和尼克松走向失败的又一个转折点。从此，尼克松便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1973年6月25日迪安在水门事件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尼克松曾亲自参与掩盖“夜闯水门”，证据是1973年3月21日迪安本人与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里，尼克松告诉迪安，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筹集100万美元的款子来打发霍华德·亨特。虽然后来这笔款项未能兑现，但仅此一点就已构成了尼克松的犯罪事实。 　　那时候霍尔德曼早已不在其位了，但他对尼克松总统的一切事情仍然非常关心。他曾在另一次听证会上揭发迪安是在作“伪证”，想以此来帮助他一直效忠的总统渡过难关。事实上，他曾在离任后听过3月21日迪安和总统的谈话录音，但他自作聪明地以为，白宫装有录音系统仅有几个人知道，只要录音带不公布，这种事谁也说不清。霍尔德曼的自作聪明大错特错了。 　　1973年7月16日，尼克松的前助手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给了尼克松最致命的一击：他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透露，从1970年以来，尼克松在白宫办公室里安装了录音装置，把自己同所有人的谈话都录了下来。 　　侦破起来令人棘手和头疼的案件一下子变得简单和容易了起来：只须检查尼克松的录音带，一切就会水落石出，设法让尼克松交出录音带例成了侦破“夜闯水门”一案的关键。 　　铁面无私的考克斯便承担了这一重任，他是哈佛大学著名的法律教授、民主党人，前不久司法部长理查森任命他为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真相。考克斯一上任就毫不客气地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录音带以供检查。 　　参议院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也遥相呼应，要求尼克松务必交出录音带。 　　尼克松以总统的“行政特权”为理由一口回绝了考克斯等人的要求。尼克松当初下令安装录音装置，把自己同别人的谈话记录下来，为的是将来卸任后以这些谈话录音为参考写回忆录，弥补记忆的不足，按惯例去赢得一笔可观的稿酬和版权收入。没料想却留下了遗患，为他的政敌提供了铁证如山的证据。虽然极度后悔，但尼克松打定主意，就是不交录音带。 　　考克斯寸步不让，穷追不舍，非让总统交出录音带不可。 　　双方僵持了几个月。 　　1973年10月20日（星期天），作为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的尼克松一怒之下，宣布开除考克斯，撤消专事调查的特别检察官办事处，消息传出，司法部长理查森及副部长都极为愤怒，俩人同时宣布辞朗以示抗议，过了不到24小时，这几件事便以“星期六夜晚大屠杀”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被美国各家报纸、电视向全国做了报道，并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管外界如何闹得满城风雨，尼克松就是坚决不交录音带。这样拖了半年多，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1974年7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8比0通过裁决：尼克松无权扣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并下令总统必须交出64盘录音带。 　　尼克松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也无法耍赖了。他无可奈何且极不情愿地将64盘录音带交给了法官。 　　法官们以极大的耐心，一盘又一盘，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这些录音带，一个重要的疑点终于被他们发现了：有一盘录音带上的18分钟的录音被人为地洗掉了！这盘录音带录自水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72年6月20日，谈话人是尼克松和他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 　　这18分钟的谈话内容是什么？是否与水门事件有关？为什么事后要人为地洗掉？是不是做贼心虚、销毁罪证？一系列问号留给了调查委员会和美国公民。 　　接着，最高法院又一次下令，要求尼克松将其急的74盘录音带全部交出。 　　在这最后的74盘录音带上，法官们终于找到了尼克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直接证据：在1973年6月23日的一盘录音带中，人们清楚清晰地听到了尼克松同霍尔德曼讨论如何“让中央情报局压倒联邦调查局，使这次调查不能进行”的声音，总统甚至粗暴地嚷道：“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发生了什么呢？我要求你们给我保密……，不管是掩盖事实还是其它什么手段，只要能保住密，就那样干！” 　　尼克松的防线已彻底地崩溃了。要求弹劾尼克松总统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 　　1974年7月27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表决，向国会众议院提出了弹劾总统的动议：第一，指控总统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挠对水门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第二，指控总统广泛滥用总统权力；第三，指控总统蔑视国会传调录音带的命令。 　　紧跟着，弹劾之声传遍华盛顿。8月4日的《华盛顿邮报》写道：在国会的各个走廊和衣帽间里充满了这样的气氛：人人都在谈论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弹劾的魔鬼已经放出来了，不可抗拒的弹劾的巨轮正在转动”，“对很多人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是否下台，而是何时和如何下台”。 　　弹劾制，最早本是英国的法律制度，以后被美国沿用。所谓弹劾，实为审讯，但又与审讯不完全相同。它只能定罪，而不能判刑。弹劾之权属于参、众两院，首先要由众议院半数以上通过决定，然后由参议院来弹劾。参议院必须有2／3的多数同意才能定罪。定罪之后，受弹劾者立即削职贬为平民，由普通法院来对其进行审理和判决。如果在弹劾之前或弹劾过程中被弹劾者自动引咎辞职，弹劾的问题也就不再存在，而改由普通法院来处理了。 　　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对一位在任总统进行弹劾，在尼克松之前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在1868年对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进行的。那次弹劾进行了三个月时间，最后被参议院否决。 　　尼克松如果被国会弹劾，那就得象1868年那次弹劾一样，至少进行好几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尼克松既要执行繁重的总统职务，又要受到质询、审查并为自己辩护，这样，不但美国的国家机器可能陷入停顿和瘫痪，而且整个美国会陷于一片混乱状态。假如尼克松最终被判定有罪而遭到废黜，那么对于在国会两院中本来已处于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也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尼克松被迫交出他那74盘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录音带后，尼克松负有掩盖水门事件的罪责已十分肯定了。尼克松的出路只剩下别无选择的一条：辞职。 　　在经过一番痛苦的选择和思考，尤其是得知国会两院能同意他不辞职的票数最多为15票后，再经过共和党三巨头：戈德华特、斯科特和罗兹的规劝，1974年8月7日晚，尼克松正式决定辞职。第二天8月8日上午11点，尼克松约见副总统福特，正式通知福特他决定辞职。这是美国设置总统职位185年来第一次有总统在不名誉的情况下辞去总统职务。 　　一个颇有建树的总统一开先河、被迫辞职，应该说这在美国政治历史中是不光彩的一页。对尼克松本人来说，辞职标志着他28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始的政治生活的结束，这个结束对他来说未免有些凄凉。 　　1974年8月8日晚9点12分。 　　美国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 　　第38任总统尼克松第37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表讲话，与以往不向的是，这次讲话是他向全国发表他宣布辞职的电视讲话。尼克松讲话时，面色阴沉，偶尔有一丝苦笑掠过他的面庞。他的话说得很慢，终于他讲出了他后来自称是有生以来最难出口的一句话：“……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整个讲话历时17分钟。 　　8月9日上午，是尼克松在白宫的最后半天。吃过早餐，黑格将军来见尼克松，有点犹豫他说：“这是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总统先生，我猜想您宁愿现在把它做了算了。”说着，拿出了一张纸，放在了尼克松跟前，纸上只有一句话：“我谨此辞去美国总统职位。” 　　尼克松望着这张纸，木然地凝视了片刻，拿起笔，似乎有些颤抖地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9点过后，尼克松和夫人在白宫坐上直升飞机，飞往安德鲁机场，然后换乘“空军一号”，飞往南加利福尼亚州，开始过他的平民生活。 　　同日中午12点零3分，尼克松的副总统福特宣誓就任美国第38任总统。 　　尼克松辞职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取消了对他的弹劾。 　　一个月后，9月8日，继任总统福特在白宫宣布，由于“审讯一名美国前总统的前景可能会无可挽回地丧失……已经使国家恢复了的平静”，所以，他已“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赦免”尼克松在任总统期间对美国“已经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以及参与的一切罪行”。 　　美国公众却不那么大量，接二连三的民意测验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尼克松不应该被赦免，而且永远不应让他担任任何公职。 　　美国一贯标榜自己是民主和正义的化身，无论地位高低、肤色深浅，只要是美国公民，就享有同等的权力和自由，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上美国的法律，不论是完备的还是不完备的，都是为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各大财团服务的。在水门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中，尼克松作为总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策划水门行动，但他的态度和行动却一直在为他的部下掩盖罪证，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他的部下，而是为了维护他自身的利益和他所代表的财团的利益。尼克松的所作所为能轻而易举地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论调是多么虚伪和可卑；充分暴露了以金钱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这真是：网开一面赦免总统，民主、正义大受亵读。 　　第5章　终成阶下囚的铁腕将军 　　——诺列加 　　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是位众所周知的独裁人物，人称‘“铁腕将军”。他属印地安和哥伦比亚血统，卷发，细眼浓眉。这位人称“凤梨脑袋”的私生子，有着超人的聪明才智。他从一个贫穷的孤儿成长为一名将军，并跃居总统宝座。他搞军人统治，对内专横跋扈。他是位实权人物，曾使巴拿马五位总统含恨离开宝座。他生性责婪、好色，生活放荡不羁。然而这样一位将军在他垮台以后却被巴拿马人民视为英雄。诺列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垮台的？这些谜将由下文揭开。 　　5.1　孤岛囚徒 　　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孤岛上，走着一位孤独的老人。 　　他孑然一身，踽踽独行，头发半灰半白，象染了一层霜。他并不算老，半月前还是一头青丝。他离开了祖国，离开了亲友，被押到异国他乡的小岛，心底萌发出无限的惆怅和复仇的愿望。他就是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现被美国关押在被誉为“恶魔岛”的马里恩监狱。 　　几年前，他是位实权人物，以铁腕手段登上了巴拿马总统的宝座。几年后，他成为孤岛囚徒，是美国把他推下台的，他活不到145年，却被美国判了145年的监禁。这意味着他将要在这荒凉的小岛上，在铁窗和警棍下安渡余生了。 　　他的流放和监禁，是美国以他贩毒和受贿数百万美元等10项罪名被判处的。布什你有什么权利到一个主权国家去绑架别国的总统？美国你有什么权利审判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脑？ 　　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嘴里不停地骂道：“美国，你这霸权主义！布什，你这棍棒主义！混蛋！都不是东西！ 　　他麻木了，精神全垮了。他早上起来经常忘记了漱洗，晚上不洗澡，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要有人提醒。他不修边幅，胡鬓已长到5公分，但他不愿理掉。他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些胡须是在巴拿马领土上，吃巴拿马饭长出来的。他仍然怀念着故土。他不知日月地渡日。他绝望了吗？不！他仍有一颗复仇的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冲出牢狱，重掌大权，把美国佬赶出巴拿马。他能否再出牢狱，重见天日，他的这些愿望能否变成现实，只有天知道！ 　　5.2　巴拿马的灾难 　　1989年12月20日凌晨，一个令巴拿马人惶惶不安的午夜。月亮隐没了。星星隐没了，浓墨般的夜幕把整个巴拿马城捂得透不过气来。 　　巴拿马首都西南角的里奥哈托镇。万籁俱寂。这里是巴拿马国防军第6、第7步兵连驻地。连日来，与美军剑拔弩张、虎视眈眈的巴拿马官兵，此时早已疲惫不堪，个个和衣枕戈，沉醉于甜美的梦乡。 　　岗亭内，一个虎头虎脑的哨兵抱枪倚墙，不停地打着哈欠。尽管他的上司曾三令五申：局势紧张，夜间绝不能有半点疏忽，但这位年轻的军人仍抵挡不装瞌睡虫“的袭击，发出了酣睡声。 　　正是在这神不知、鬼不党的时刻，遥远的天际传来隐隐约约飞机的轰鸣声。已拿马人万万没想到，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 　　顷刻间，黑暗的天空被耀眼的火球烧开一个莫大的窟窿。 　　几枚椭圆形物体翻滚着，直坠而下，在与地面接吻的一瞬间，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大地在颤抖，岗亭在摇晃，气浪和硝烟吞噬了沉睡的营房。第一个被震醒的是那个哨兵。他正要举枪还击时，一串子弹已击中了他的后背。 　　被震醒的巴拿马官兵顿时乱作一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刚才那几声巨响是美军使用最先进的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投下的重900磅的巨型炸弹。苍天保佑，飞行员没有击中目标，炮弹在一片空地上爆炸。稍稍清醒的巴拿马官兵，仓促地抓起武器，开始了顽强的抵抗。 　　然而，晚了，一切都晚了！素以“神兵”著称的美军82空降师，已像一群从天而降的“蝙蝠”，把巴军围了个严严实实。 　　寡不敌众，在一阵激烈的枪战之后，250名巴军被俘，部分趁夜幕而突围后撤离，还有一部分成为美军入侵的刀下鬼。 　　为什么美军将入侵的第一枪放在里奥哈托镇打响？专家们有两种分析：一种认为是报复。众所周知，巴军的6、7连是诺列加的“铁杆部队”。同年10月3日，在诺列加被扣的危急关头，曾营救过他。除掉这支部队，就等于挖掉了诺列加的“心肝”。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声东击西。美军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国防司令部。把巴军注意力吸引在里奥哈托镇，以保证捉拿诺列加马到成功。因此，400枚炸弹扔在了里奥哈托镇不大的土地上。 　　美军从里奥哈托镇拉开了入侵战争的序幕，旋即陆、海、空军分4路，各自扑向不同的目标。一场大规模、以强凌弱的军事入侵席卷整个巴拿马。 　　逮捕诺列加，这是入侵的主旨。 　　接受这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头号重任的是美军第6机械化营和第87步兵师所属的第5营。据说，这两支精锐营曾有过上百次配合，几乎万无一失，屡战屡胜。为这次重大行动的成功，他们又进行过无数次演习。 　　凭借着昏暗的夜幕，这两支精兵，在坦克、装甲车、战斗机、武装直升机的簇拥下，闪电般地直扑国防司令部大楼。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的可靠情报，19日晚，诺列加就呆在司令部大楼。种种迹象分析，他不会离开办公室。这一世界头号情报机构的准确情报，不仅使美国官兵坚信不移，就连布什总统自己也确信无疑。 　　然而，奇迹确确实实发生了。 　　1时许，当美国军队把国防军司令部大楼团团包围时，大楼内外一片寂静，几乎鸦雀无声。美军营长感到异常惊诧。他怎么也不相信，这座位于巴拿马运河东岸的军事指挥中心竟会无人把守。更何况参谋部、反游击战专业化精锐团、军事情报局、反骚乱部队总部都设在这里。诺列加的办公室和临时卧室也自然设在大楼里。 　　莫不是巴军还在蒙头大睡？ 　　美军营长正在迷惑不解、深感纳闷时，“哒哒哒”一梭子接一梭子的高射炮弹直射美军飞机。一架来回盘旋的直升机来不及躲藏，已起火坠地。 　　顿时，美军的迫击炮、坦克炮一齐开火，子弹、炮弹、导弹雨点般的倾泻下来。仅仅有100多人的守楼巴军在美军绝对优势的逼迫下，边打边撤退了。 　　美军营长率先冲进了国防司令部大楼。他们在挨门挨室地搜查，厕所，仓库、沙发背后、桌子底下，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藏身隐体的空隙。整整两个小时，除了搜到诺列加的一件公文包之外，其它一无所获。 　　美军营长火了。他对着浓烟滚滚的天空在谩骂：“情报局，你们他妈的都是饭桶！”一气之下，美军营长断然下令，烧毁了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国防军司令部大楼。浓浓的烟柱、闪亮的火光刺破黑暗，刺破云层，向世界的四面八方弥漫、飘散几乎在同一时刻，美军另两支分队迅速切断了诺列加空中和海上的退路。诺列加的小型私人机唱—帕蒂拉机场被炸毁。一架诺列加专用的美制“利尔杰特”运输机中弹后，燃起浓浓烈火。诺列加多年苦心经营的专用船只，连同守护士兵，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中船毁人亡。被炸碎的尸体和船板伴着河水漂泊而去。 　　然而，诺列加本人去向不明。 　　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布什总统仅仅5分钟收到4路大军的报告：“无诺列加踪影！” 　　“没有发现诺列加！” 　　“诺列加不在国防军司令部办公大楼！” 　　“没有发现诺列加的尸体！” 　　一贯对自己的情报深信不疑的总统，怎么也想不到诺列加会不翼而飞。此时此刻，布什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整个入侵方案和战前多次重要会议，竟忽视了抓不住诺列加怎么办的对策。他和所有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一样，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而忘了对手是一个“铁腕人物”。 　　谁也没料到，就在美国人用刺刀和子弹向巴拿马人、巴拿马的土地索要诺列加的时候，胆大包天的诺列加自己露面了。 　　20日晚8时，夜刚刚降下帷幕。广播中传来诺列加短促而刚劲的声音：“父老乡亲们，你们的将军还活着，他将同你们一道捍卫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为它流尽最后一滴血。请不要后退一步！胜利属于巴拿马人民！” 　　惊醒的美军迅速向电台扑去，但看到的只是一堆废铁。 　　因为，诺列加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历史足以证实他的军事谋略。 　　1954年诺列加毕业于巴拿马国民大学，井获得科学学士学位。随后，诺列加又步入秘鲁乔里略斯军事学院。1962年，在国民警卫队开始了戎马生涯。了解内情者知道，10年期间，他有过三次大的晋升：1970年升为中校；1982年升为少将参谋长；1983年一跃而为国防军总司令。一位颇有名望的军事家这样评价说：“诺列加既是军事专家，又擅长反间谍活动，既是排除地雷的内行，也是对心理战研究有素的军中强人。” 　　无论评价客观与否，这次，诺列加与美军的周旋足以证明了这一切。 　　“20日凌晨1时武装入侵巴拿马。”这个被美军称为“H时行动”的绝密计划在美国入侵官兵还未曾知晓前48小时，诺列加已了如指掌。虽说，美国国务院有人曾打电话旁敲侧击地提醒过诺列加，但更重要的是诺列加从19日每隔10分钟，有一架美军巨型运输机降落运河区美军霍华德基地的反常迹象中断定：入侵就在20日深夜。尽管五角大楼再三掩饰：“这是一场军事演习！”但仍未骗过诺列加。 　　聪明过人的诺列加，权衡自己的兵力，拟定出一套作废小而奏效大的军事计划。他心里很清楚，200万人口的“巴掌”之国，正规国防军仅有5200人，连准军事部队“尊严民兵营”算在内，也不过1　　人而已。再加上那屈指可数的28辆装甲车、39架飞机和12艘舰艇。在强大的美军面前，无疑是一场老虎吞噬山雀的战争。“用小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与侵略者周旋。”诺列加暗暗决定。 　　12月19日，诺列加下达紧急密令：除留小部分兵力守卫重要军事目标外，所有正规军换便服，潜出巴拿马城。这是美国人做梦也未曾想到的军事行动。结果异常奏效。 　　就在里奥哈托镇美军初战告捷、得意忘形地高喊：“巴军投降了！”“巴军逃跑了！”时，神出鬼没的诺列加已率领百名武装人员冲进了美军驻巴拿马的南方司令部大楼。一阵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袭击，彻底捣毁了这座“老巢”。 　　几乎同时，巴军在科隆市、巴拿马城郊区全面向立足未稳的美车发起攻击，使美军伤亡惨重，感到无力抵抗。 　　美军入侵军司令部向五角大楼发出紧急救援的呼唤。白宫内一片惊愕。布什总统的心情更为沉重。他知道，这场战争不仅关系到美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威望，也决定着他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输和赢至关重要！ 　　“火速向巴拿马空运2000名士兵，”“抓住诺列加赏金100万美元。”美国政府又一次下达了新的命令。 　　“100万美元？哈哈哈！”诺列加捧着一张重金通缉令大笑不已。他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无能举动感到可笑。 　　突然，诺列加的笑声嘎然而止。他紧锁双眉，陷入了沉思……。面对着100万美元的重金通缉令，诺列加在心灵深处默默地问自己：“退路在何方？”通向邻国的主要通道已被切断，友好国家的大使馆已被美军的枪口所监视。所有通讯中断，仅有的与国外联系的小型电台，也被美军电子侦察机控制，哪怕功率再小，仍逃不脱美军接收器的监视。绝望了吗？不！这位早年就研究过美军情报机构，当过10年情报局长，曾与以色列“摩萨德”老牌特务头子迈克尔·哈拉里形影不离的将军，并非平庸之辈，他自有绝招。诺列加扔掉了电台，抛开了保护他的大部队，只身一人与美军开始周旋。 　　100万美元，像一块巨大的“肥肉”，不仅吸引着美军官兵，而且也诱惑了无数诺列加的反对者们。一时间，“发现诺列加”的电话、纸条、人员接踵而来。 　　23日清晨，旭日刚刚跃出地平线。一位气喘吁吁的中年人向美军报告：在海滨美军基地附近的私人住宅发现了诺列加。 　　美军快速包围了这座住宅，却发现这是一座被诺列加用来算命的房子。屋内凌乱地散落着巫婆用的黑吸管、黑面布、动物内脏和几盒兽血，烟灰缸里的烟蒂却在冒烟，只是不见一个人影。 　　当天下午，又有一位妇女向美军打电话：诺列加躲在巴拿马与哥斯达黎加边界不远处的他以前的别墅里。 　　等到美国兵赶到时，诺列加刚刚扔下的烟头仍未燃尽，细细的烟柱在空中划上一个个嘲笑的问号。 　　整整4天过去了，诺列加仍未抓到。频频扑空的消息像一块巨大的阴影笼罩在美国五角大楼上空。世界在指责，多数国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美国总统布什坐卧不安。此时此刻，他又想起两个半月前与诺列加较量而惨遭失败的一幕……。 　　5.3　十月政变 　　发生在1989年10月3日巴拿马的一场拙劣政变，使美国白宫丢人现眼。人们由此猜疑布什政府是否能够担当大任。 　　而政变对于诺列加来说，苍天保佑了他化险为夷。 　　10月3日，清晨。天高气爽。安睡了一夜的巴拿马城又恢复了白日的繁忙。街面上，上班的人流匆匆，车水马龙。阳光下，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显得格外的安静和威严。 　　和往常一样，诺列加准时步入国防军司令部上班。四、五个手插在口袋里的卫兵前后簇拥着他。稍懂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们手里握着枪。 　　突然，眼尖手快的卫兵发现办公室周围有全副武装的疑兵。他立即拦住诺列加。“有埋伏！”说着卫兵们迅速掏枪，用身体掩护着诺列加向后退去。然而，一切都晚了。 　　埋伏在办公室附近的政变部队一拥而上，直向诺列加扑来。卫兵们迅速开枪射击，顿时国防司令部大楼内枪声大作。 　　训练有素的卫兵边打边退，企图将诺列加送出司令部大楼。但哗变部队已将诺列加围了个水泄不通，万般无奈，诺列加只好命令卫兵停止还击，自己束手就擒。 　　几乎同时，外面也进行着激烈的枪战。 　　一队全副武装的巴拿马中层军官向诺列加的警卫部队发起了猛攻。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墙壁和玻璃上。 　　“政变了！”“内部的军事政变！” 　　惊慌失措的巴拿马居民们奔跑着、呼喊着。瞬间，政变的传言沸腾在整个巴拿马城。10分钟后，枪声嘎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宁静。一辆乳白色、印有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从交火区穿过，随即又引起一阵枪声大作。 　　巴拿马城上空的空气凝固了！电话中断，商店关门，无数胆小怕事的居民，气喘吁吁地冲到学校、幼儿园，把刚刚送出的孩子又接回到家中。谁也弄不清这场政变将持续多久。 　　然而，在距离首都不远的几个地方，一些无视枪弹的学生和反对党的狂热分子们，高喊着“自由万岁”的口号在示威游行。 　　策划这场政变的头号人物是巴拿马国防军“乌拉卡营”营长莫瓦塞·希罗尔迪。而直接后台是巴拿马参谋部情报局长和一些高级军官。政变的总后台是美国政府。请看政变前后的一幕一幕。 　　10月1日，星期日。巴拿马城，入夜。 　　一辆小车偷偷摸摸地驶进了美军驻巴拿马南方军区司令部大院。车灯刚熄，希罗尔迪营长的妻子就匆匆地跳下车。在一个卫兵的引导下，她径直走进大楼。 　　在办公室里，她在急切地向美军军官报告：“按贵国授意，我丈夫准备在2日发动一场推翻诺列加将军的政变。请求今晚与贵国情报官员面谈。” 　　“可以。”美军官答应得非常痛快。 　　会谈在美军情报局的会议厅秘密举行。 　　希罗尔迪少校提出两点请求：一是请容许自己的妻子暂时躲避在美军基地；二是请美军出兵封锁美州大桥和阿马多公路，以助他一臂之力。 　　事关重大，美情报官员表示：请示白宫后立即答复。 　　华盛顿，10月2日，星期一。凌晨两点半，夜深人静。睡梦中的美国国防部长切尼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他睡眼朦胧地抓起听筒，里面传来上任第一天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的声音。他在报告希罗尔迪少校的政变要求。切尼听罢后，一骨碌从床上坐起，他脸上露出极度的兴奋。 　　美国政府久久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赶走诺列加这个看门狗，永远霸占巴拿马运河。这个曾让美国人付出心血而未能如愿的计划，今天有了天赐良机。借刀杀人。这既不沾血腥又能实现愿望的美差，岂能不插手相助？ 　　“同意波尼娜到我基地避险！”切尼当即表示。 　　“封锁道路之事……”切尼犹豫了。他感到动用军队关系重大，必须向总统报告。 　　究竟出不出兵？布什也拿不定主意。他想听一下高参们的意见。 　　上午9点半，布什总统召集的紧急会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举行。官员们的意见异常一致：“届时见机行事，封锁道路！” 　　命令下达后仅14分钟，驻巴拿马的美军已占领了各个交通要道，随时配合政变。 　　此刻，美国白宫。密切地注视着巴拿马的动向。 　　一个消息接一个消息飞进白宫。 　　“原订2日上午的政变取消，改到下午。” 　　“下午政变取消，改为晚上。” 　　夜幕刚刚降临，希罗尔迪夫人又匆匆通知美方：政变改为3日上午行动。 　　此时，守在电视屏幕前的切尼大怒：“希罗尔迪，你这个混蛋！”他真想大骂希罗尔迪少校一顿，但这位政变分子没有给美国人留下真实的电话号码，真可谓鞭长莫及。 　　突然，切尼的脑际闪现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莫非是诺列加故设圈套，引诱美国人上钩。顿时，切尼出了一身冷汗。 　　谨小慎微的切尼，立即用电话通知驻巴拿马南方司令部：“看风驶舵，切莫轻举妄动。” 　　然而，切尼多虑了。历史又一次嘲笑了这位国防部长。就在美国人举棋不定，疑虑重重的时刻，3日早晨8时，政变发生了。 　　诺列加被关进一间临时监狱。他表现得异常镇定，他似乎相信自己的威力和命运。 　　也许是政变分子过分专注和紧张，诺列加被扣的消息并没有及时通知美国政府。尽管略有心计、上任仅一天的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瑟曼中将，命令1200名美军日夜高度戒备，十几架直升战斗机不断盘旋，随时准备出击，但诺列加被扣，他仍不知晓。 　　上午10时，电台里传出希罗尔迪的声音：“我郑重宣告：诺列加被捕，国防部已被占领，政变成功。” 　　“这是一次纯军事行动，不涉及任何政治交易，美军没有参与政变。”“此次行动的目的，就是强迫诺列加将军隐退，恢复军人的威信、人民的尊严和1968年革命方针。”“我们公开承认罗德里格斯为首的现临时政府。”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希罗尔迪的讲话还没有结束，在诺列加的暗示下，一条营救“命令”通过国防部的内线亲信，迅速送到诺列加的“嫡系”部队——“2000年营”营长的手中。 　　这位跟随诺列加多年的老部下立即筹划出了营救方案。 　　在一片“与将军同生死”的呼喊声中，向国防司令部发起猛烈进攻，顷刻间，国防军司令部上空升起了一个个巨大的烟柱。 　　中午12时30分，装备和兵力绝对优势的“铁杆营长”向政变分子希罗尔迪发出最后通碟：“尽快释放诺列加，否则后果自负。” 　　面对炮火凶猛的“2000年”营，希罗尔迪后怕了，他竟有点晕头转向，束手无策。 　　他当即召来支持政变的情报局长吉列尔莫上校、人事局长胡利奥上校和协调局局长贡多拉中校商讨万全之策。 　　政变部队节节败退。子弹像冰雹似地敲打着大楼。“有官兵投降！”一个卫兵慌慌张张地报告。情况非常严峻，怎么办？ 　　“请求美军出兵增援！”希罗尔迪慌乱中做出决定。 　　12时48分，沉闷的中午。两名衣冠蓬乱的巴军中校，匆匆忙忙地翻过国防军司令部的铁栅栏，一溜小跑向美军克莱顿基地的大楼奔去。 　　紧急请求会见。经瑟曼中将批准，南方司令部副司令西斯内罗斯少校召见了要求紧急会见的两名巴军中校。 　　豪华的卧室内，谈话异常简单。 　　“诺列加被扣，反击部队十分凶猛，我们请求贵军派直升飞机或装甲车将诺列加运出去。”巴军中校的话直截了当。 　　“我们十分乐意减轻你们的负担，请把诺列加交给我国审判。”西斯内罗斯少校在直接要人。两位中校拒绝了美军赤裸裸的要求。出兵援助一事暂时搁浅。但巴拿马政变分子不愿交出诺列加的消息迅速传进白宫。 　　几乎同一个时间，美国国务院收到驻巴拿马美军使馆的电话：“政变部队想把诺列加引渡美国。”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美国法律专家，很快就拟好了全套引渡法律程序。 　　然而，也在这个时刻，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情报：3日上午，诺列加在外地视察、压根就不在国防军司令部。 　　“诺列加到底在何处？”三种截然矛盾的情报把布什搞懵了。 　　现实又一次嘲笑了美国人和美国现代化的情报机构。谁也想不到这竟是一字之差。是美国驻巴使馆官员将南方司令部报告的“不想交出诺列加”，听成了“想交出诺列加”。酿成了美国人的迟疑。情报局的情报更属捕风捉影。 　　就在布什总统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政变部队终于抵挡不装2000年“营的进攻，极不情愿地释放了诺列加，宣布投降。 　　一场苦心经营，千载难逢的政变在美国自己的迟疑下流产了。 　　美国政府的情报失误，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是的，人们在嘲笑美国的同时，又暗暗地钦佩着诺列加将军。有人说他用“眼神”指挥了一场反政变战争。这话不无道理。 　　被绑架的6个小时，诺列加显得异常平静，除了一个简单的暗示外，他一句话也没说。他知道，此时此刻，保全自己就是最大的胜利。他胜利了。胜利得那样从容，那样不可思议。美国人曾咬牙切齿他说：“是神灵保佑了这个独裁者。” 　　3日晚，刚刚解脱绳索的诺列加在电视台露面了。他面带微笑，神采奕奕，看上去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的话狂妄而刚劲：“虽说美国人插手和支持了这场政变，但政变对我来讲，就像刮过一场风一样感到轻松和随便。” 　　5.4罢免诺列加如果说布什总统因“情报失误”贻误了捉拿诺列加的良机。那么，一年前，里根总统导演的驱赶诺列加下台的政变，也都惨遭失败。这不得不让人钦佩诺列加铁腕的神奇。 　　1988年，巴拿马发生了奇迹，一夜之间，总统罢免了总司令，总司令又废黜了总统。这一事件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的。 　　那是2月25日的雨夜。黑沉沉的云层死死笼罩着整个巴拿马城。瓢泼般的大雨无情地拍打着地面和楼房，劳累了一天的巴拿马人，此时都聚集在电视机前，尽情地欣赏娱乐的电视节目。 　　突然，诱人的芭蕾舞剧中断了。人仍以为下雨天风刮走了天线，或是出现了其他意外。然而屏幕上暗了一会儿又亮了，屏幕上出现了巴拿马总统德尔瓦列的特写镜头，这位平时风度翩翩、笑容满面的总统，此时显得异常严肃和紧张。他的脸绷得很紧，肌肉在微微地颤抖。光秃的前额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糊涂的人们还未彻底清醒，德尔瓦列已开口了，声音显得紧张慌乱。他向巴拿马人、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罢免诺列加国防军司令的职务。 　　瞬间，一块巨石掉进了平静的湖面，掀起了巨大的水浪。 　　巴拿马城愤怒了！人们聚集在政府办公楼前，砖块和石块一齐飞向总统大楼。国防军的指挥官们群情激昂。他们高喊着：“司令留下！”“总统滚蛋！”的口号，赤手空拳地冲进政府大楼。他们要与德尔瓦列进行面对面的“舌战”。 　　一位跟随诺列加多年的国防军军官，看罢电视，驱车直奔电视台，他想截住德尔瓦利问个究竟：为什么？，为什么？ 　　诺列加也是在电视机前得知此消息的。当时，这位实权人物坐在家里、翘着二郎腿，口呷香茶，悠悠自在地边看电视，边欣赏着一叠美女照。这是他的嗜好和习惯。 　　电视突然中断，迫使他抬起色欲的双眼。他欲喊人，突然荧光屏上出现了德尔瓦列熟悉的面孔，一种不祥的预兆倏然跃上头顶。他屏住呼吸，死死盯着德尔瓦列的双唇。 　　他开口了。“罢免诺列加国防司令职务。”他听得真真切切。他先是一愣，接着一拳砸响墙上的警报器，急速提枪冲出了房门。等卫兵赶到时，他已钻进了车门。 　　他持枪冲进国防司令部大楼，直奔自己的办公室而去。因为这里是巴拿马军事指挥中枢。失去了这里也就失去了一切。 　　然而，他太紧张了。这里没丝毫改变，办公室和往常一样平静、安宁。诺列加如释重负，嘘了一口长气，重重地跌坐在旋转椅上。他轻轻抬起手腕瞄了一眼金表，仅用了两分40秒。他为自己的惊人动作而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他迅速向所有部队下达命令，没有我的“亲口令”，任何人不得动用一兵一卒。 　　诺列加清楚，这场政变已是蓄谋已久。 　　早在半年前，德尔瓦列就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巴拿马和美国之间。他要同里根政府商讨一套逼迫诺列加“自动退休”的计划：体面地将“独裁人物”诺列加赶下“实权宝座”。只有这样，他才能抬起躬着的脊梁，显露总统的威严。 　　1988年1月6日，德尔瓦列的专机又一次在美国的迈阿密机场降落。以检查身体为幌子，德尔瓦列同美国金融界和政界人士进行着出卖灵魂的“私下会谈”，他向“主人”控诉着一桩桩、一件件巴拿马政府的政治、经济危机，历史责任理所当然地推到独裁者诺列加的身上。 　　2月中旬，德尔瓦列再度赴美国，依然在迈阿密。这位自称有权无势的总统与美国助理国务卿艾拉姆斯进行秘密的筹划。 　　一时间，“内阁中设国防部，取代国防军司令部”的传说，飘荡、盘旋在巴拿马的大街小巷。 　　“请诺列加体面下台！” 　　“诺列加，警惕德尔瓦列在行动！” 　　两种截然对抗的标语、口号同时出现在巴拿马城。巴拿马人在期待！美国政府在期待。此时，两种势力平分秋色。 　　2月25日，黄昏。夕阳正欲与巴拿马运河接吻，那样红，那样大，红得像鲜血，竟给人一种不祥的预兆。 　　8点40分，德尔瓦列总统办公室。国防军参谋长胡斯蒂内斯轻轻叩开了房门。他是接到总统电话后匆匆赶来的。 　　“请坐。”还未等参谋长坐稳，德尔瓦列就单刀直入地说：“我请你接任国防军司令的职务。”语气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胡斯蒂内斯愕然了，久久没有开口。他的脑际在高速运转。“取缔诺列加，可能吗？”“就是取缔了，也只会是昙花一现。不！不！”这位对诺列加了如指掌的明智者，迅速作出了抉择，当场拒绝了从天而降的“权力”。 　　“这是总统的决定。10分钟后公布。”说着德尔瓦列站起身就走。 　　胡斯蒂内斯慌了。他急忙跃起：“总统阁下，军政大事，切莫感情用事。”然而，一切都晚了。门“膨”地被关上了。 　　德尔瓦列直奔电视台而去。 　　德尔瓦列怎么也没想到，在他宣布罢免诺列加的同时也罢免了自己。被兴奋和喜悦刺激的德尔瓦列从电视台出来时，街上的示威者已堵塞了巴拿马城的主要交通。他只好绕街串巷，几经周折才回到了总统办公室。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诺列加和所有议员。 　　会议在诺列加杀气腾腾的威逼气氛下紧急召开。议员们几乎是一种口吻，一种腔调：“违反宪法！罢免国防军司令为什么不经过我们？” 　　德尔瓦列慌了，面对一串串的指责，他张口结舌，无言对答，他直觉得浑身上下有无数个小毛虫在蠕动，那是在出冷汗。诺列加就坐在德尔瓦列的对面，他那咄咄逼人的眼睛，始终怒视着德尔瓦列。 　　会议完全按照诺列加的意图进行。议员们异口同声地通过了废黜德尔瓦列总统的决议。选举教育部长帕尔马为代总统。 　　一切由美国政府策划的较量，又以亲美派德尔瓦列的失败而告终。 　　凌晨，6时30分。时间的距离仅仅相差10个小时。同一个电视台的同一个话筒前，诺列加又宣布废黜了总统。不仅巴拿马人感到惊奇，连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惊叹不已。 　　后来，诺列加派警察包围了德尔瓦列的私人住宅，并封锁了附近的道路。德尔瓦列在绝境中只好偷偷地跨过铁栅栏，逃进了美军驻巴拿马南方司令部。 　　5.5　铁腕将军 　　人们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上任6年的总司令，神奇般地让5位巴拿马总统含恨离开宝座。他运筹的不全是阴森森的枪口。 　　1985年，巴尔雷塔总统被驱赶下台，是因为他背着诺列加将军，背着巴拿马人民与美国政府勾结，出卖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尽管在他含泪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大骂诺列加是“没有人性的独裁者。” 　　事隔不足3年，德尔瓦列被废黜逃跑时，也曾咬牙切齿地怒骂：“诺列加，你这个独裁者，不报一箭之仇，我誓不为人。” 　　是的，事隔不久，在反对党的支持下，德尔瓦列在美国南方司令部遥控指挥下，组织了一次推翻诺列加独裁统治的大游行。但因参加者廖廖无几，最终以失败告终。 　　诺列加不断用枪杆子更迭总统，动机尽管不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不情愿看到巴拿马政府成为美国人的傀儡。运河毕竟是巴拿马的运河。因为，诺列加是运河养育的儿子。 　　诺列加1934年出生在巴拿马运河南岸的一个穷人家庭。 　　他5岁那年就被遗弃于孤儿院。他曾在高中的日记里这样写到：有朝一日，我当上了“共和国总统”，我的第一志愿是驱逐美国人。 　　在巴拿马大学期间，他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为学生报《教育报》的“更新与死亡”专栏撰稿，并以学生领导人身份出席巴拿马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1954年大学毕业后，也许他意识到军权的重要，毅然步入秘鲁首都利马的乔里略军事学院攻读军事工程专业。回国后他如意地当上了国民警卫队军官。迅速与步步高升的青年军官托里霍斯结为挚友。 　　1968年诺列加大胆而果断地支持托里霍斯发动军事政变，使他的挚友一夜间窃取了巴拿马的军政大权。毫无疑问，诺列加自然是近水楼台。 　　1970年，一批大胆妄为的年青军官企图趁托里霍斯出国访问之际，发动政变。情况万分危急，聪明而机智的诺列加，及时控制了一个军用机场，以惊人的速度安排托里霍斯安全回国，成功地粉碎了政变。 　　在粉碎这次政变中充分显示了诺列加的才能。很快，诺列加就被托里霍斯提升为陆军中校，并调到国民警卫队司令部，担任权利极大的军事情报处处长。 　　任职13年，诺列加大显身手，巧妙地运用手中的权利，在军中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连他的恩师、总统托里霍斯也惧他三分。 　　1983年，托里霍斯在飞机失事中丧生。国民警卫队的高级军官们达成协议，轮流出任总司令。但官欲极大的诺列加靠自己巧妙的手腕掌握了总司令大权，并迅速主持通过军事组织法，变国民警卫队为国防军，成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国防司令部。从此开始了他在巴拿马的强权统治。 　　熟悉诺列加的人都知道，这位卷发、细眼浓眉的将军有着五花八门的爱好。他喜欢花足够的时间玩弄权势、研讨文学作品。更爱跳舞和柔道。他收集各种如蟾蜍之类的小瓷雕像。他喜欢漂亮的女人，为此手头也集存了一批美女的玉照。 　　同时，他还虔诚地信奉佛教。 　　诺列加是印地安和哥伦比亚血统。这位人称“凤梨脑袋”的私生子有着超人的聪明才智。“独裁”尽管是敌对者的攻击，但诺列加也确确实实有着不光彩的武断和专横。 　　追溯他私人的生活内幕，也显示出专横的影子。 　　早在他军校毕业不久，他强奸了一名少女。那时正在走红的托里霍斯将他包庇了下来。通过关系将他调至奇里基省。报到不久，他欲火中烧，旧病复发，又强奸了一名13岁的女孩，并毒打了这位姑娘的姐姐。这事又是托里霍斯设法解救了他。 　　诺列加在奇里基省当军区司令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看中了投机分子谢伊罗漂亮的姐姐，并与她结为伉俪。从此，谢伊罗借助诺列加的权势扶摇直上。先当农牧部长，后任台湾“大使”。作为诺列加的代理人，谢伊罗在日本、香港、南朝鲜等地经营挂巴拿马国旗的远洋航运事业。一年跑一次即得30万美元。大量贪污受贿。诺列加百般器重这位“姑舅”，将他扶成第二大执政党的领袖，成为自己左右政局的臂膊。 　　一年后，节外生枝。35岁的维克特·阿马多走入了诺列加的生活。这位年青婷婷的女人靠自己的美貌和女性特有的魅力逮住了将军。 　　诺列加陶醉了，几乎有些丢魂丧魄。他很快与妻子离异分居了。不甘“寂寞”的维克特立即参与了国家事务，完全将谢伊罗姐弟俩排斥在外。转眼间，维克特的父亲摇身一变，登上了国家第五电视台总裁的宝座，为诺列加大造舆论。维克特的妹妹玛尔·塔·阿马多被诺列加任命为捞钱单位——国家彩票局局长，控制着可观的财权。 　　为此，谢伊罗姐弟大为不满，时而有所暴露，但不敢公开决裂。而诺列加考虑到名誉，同时在贪财敛货方面与谢伊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把柄在人家手里，也不敢贸然采取处置手段。 　　诺列加在13年的情报工作中，苦心经营建立权力基础。他对每一个可能成为他的敌人的人建立了全部档案，就连他的救命恩人托里霍斯也不放过。有人说托里霍斯死于神秘的飞机失事，是诺列加设下的圈套。 　　诺列加当上总统以后，私人财产在2—10亿美元之间。他豪华的别墅里摆满了艺术珍品和昂贵的家具。他年收入4000万美元。他在巴黎和法国南部拥有公寓和地皮，他还在西班牙、日本和以色列等地拥有地产。在巴拿马，他的楼房有12幢。 　　因此，尽管诺列加为捍卫巴拿马主权在斗争，但仍有着千丝万缕的“独裁”嫌疑。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诺列加驰骋政坛的基本信条。 　　1987年6月1日，诺列加迫使巴拿马第二号实权人物迪亚斯辞职。 　　迪亚斯辞职后，对记者大发牢骚：“我的身体很好，这纯粹是诺列加的政治手腕。”完全失去理智的迪亚斯，向记者们公布了诺列加将军的全部“丑恶内幕”。 　　1984年大选，诺列加策划舞弊，在票箱上大做手脚，使获胜的反对党领袖阿里亚斯落选。诺列加伙同迪亚斯、现任参谋长胡斯蒂内斯逼前总统巴尔莱塔下台。 　　诺列加设圈套制造空难，谋杀他的恩师托里霍斯将军。 　　疯狂的迪亚斯，此时此刻忘却了一切，甚至忘了他怎样窃取了参谋长的要职。 　　迪亚斯是托里霍斯将军的表弟。1983年，托里霍斯将军遇难后，是诺列加导演的“3人君子协定”使普普通通的迪亚斯，一夜之间荣升到国防军参谋长的要职。 　　“协定”的内容是由诺列加、迪亚斯和任参谋长的帕雷德斯“三人帮”发动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由诺列加任国防军司令、迪亚斯任参谋长、帕雷德斯等候竟选总统。 　　政变出奇的顺利。依据“君子协定”，帕雷德斯欣然辞去了参谋长职务，解甲从政，做好了参加竞选，角逐总统的一切准备。然而，“天真”的帕雷德斯上当了。 　　就在帕雷德斯信心十足，准备就位时，结果公布了。当选总统的既不是获胜者反对党领袖阿里亚斯，也不是帕雷德斯自己，而是诺列加事先安排好的“心腹”——巴尔莱塔。 　　“流氓，十足的政治流氓！”帕雷德斯发现自己被诺列加耍了，气愤地大骂。他差点被气成了神经病。因此，迪亚斯毫不留情的揭发，瞬间激起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 　　26个反对派乘机而起，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诺列加辞职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巴拿马首都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游行的人群，商店关门停业，居民们每隔3个小时敲一次空盆，表示抗议的汽笛声响彻巴拿马城上空。 　　目睹了这一切的诺列加如坐针毡。他悔恨自己没有早识破迪亚斯的狼心狗肺和狗急跳墙的本性。万般无奈，诺列加不得不下令紧急戒严。 　　这时，美国人趁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撤换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并以停止经济和军事援助相威胁。 　　这一干涉别国内政的侵略行为，激起了诺列加和巴拿马人的极度愤慨。 　　借此良机，精明的诺列加组织了一场万人大游行，不失时机地打击了美国人的嚣张气焰。游行在6月30日阳光明媚的上午举行，声势浩大，史无前例。最引人注目的是8名内阁部长走在队伍的最前列。15000人把美国驻巴拿马使馆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高呼：“美国人滚出运河区”的口号。石块、墨水瓶、果皮象冰雹般的落入使馆。 　　美国人惊慌了。侵占巴拿马运河几十年，从未遇到过如此大的反抗。美国南方司令部立即下令1万官兵进入戒备状态。第二天，美国迅速关闭了在巴拿马城的领事馆。事态在美国人的收敛下暂时平静。 　　引起这次事件的迪亚斯在1988年3月27日因诬告罪在家中被捕。法庭上，这位昔日口若悬河的高级军官，面如土色，张口结舌，他满怨自己空口无凭，对诺列加的指责毫无证据。法庭以“危害国家罪”判处他和7名随从人员监禁5年。 　　然而，事情十分巧合。一直同迪亚斯关系暖昧的德尔瓦列，以总统身份赦免了迪亚斯。身败名裂的迪亚斯深感无地自容，被迫在圣诞节前夕，飞往委内瑞拉首都，与等候在那里的家人团聚。一场轩然大波，终以迪亚斯被驱逐而平息。 　　1987年底的一个星期天。一架美国专机缓缓降落在巴拿马机常在五角大楼官员帕斯托里诺和美国大使戴维斯的陪同下，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阿米蒂奇满面微笑地走下飞机。 　　彬彬有礼的诺列加将军不紧不慢地迎了上去，两只手轻轻地握在一起，旋即就松开了。诺列加清楚，阿米蒂奇此次专程来访，——定有重要企图，必须慎之又慎。 　　果然不出所料。阿米蒂奇软硬兼施地向诺列加摆出了一份“布兰东计划”，希望诺列加能理解美国人的苦口婆心。 　　布兰东原是巴拿马军队的情报要员。与诺列加共事多年，两人颇有交情，可以说是诺列加的得力助手。1983年，刚刚上任的诺列加，就委派布兰东出任驻美国纽约总领事。但5年后的布兰东竟背着诺列加，大胆妄为地私自炮制了一份争取已拿马实行民主的计划，邵布兰东计划。 　　布兰东计划分为四步：一是改组现政府；二是改编国防军并任命新的司令；三是组织过渡政府；四是保证1989年举行自由选举。“布兰东计划”刚刚出笼，就被美国人视为珍宝，大力赞赏。巴拿马总统德尔瓦列也拍手称赞。当然此计划要付诸实施，并非易事，关键人物是诺列加。 　　阿米蒂奇的亲自出动，足以证明美国人对实施计划的决心。阿米蒂奇的话委婉而动听：“为了两国政府的共同利益，还请将军三思而后行。”诺列加望着阿米蒂奇没有吱声。 　　“自行辞职隐退，这样既体面，又光彩，为什么总要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阿米蒂奇的话带着霸权主义的口吻和压力。 　　诺列加犹豫着，他双眉紧锁，陷入沉思。面对美国的助理部长，他不能不有所表示。此时，他思索的不是辞职，而是万全之策。 　　终于，诺列加开口了。完全出乎意料，他答应马上辞职，立即搬家。阿米蒂奇完全信任了诺列加的“诺言”。他重重地拍了两下诺列加的肩膀，如释重负地飞回白宫。 　　一幕由诺列加自己导演的“下台戏”，开始在巴拿马城上演。 　　1988年1月6日深夜，诺列加住宅区内灯火通明，汽笛声声，出出进进的警卫紧紧张张地向车上搬运着东西。 　　8日，巴拿马城的大街小巷里流传着一条异常秘密的小道消息：“诺列加的家属已悄悄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了……。”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两架满载箱子行李的飞机，在巴拿马城上空盘旋了两圈后，向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飞去。 　　下午，在盛大的维护运河主权斗争24周年纪念会上，人们没有见到诺列加。消息灵通者们在窃窃私语：“诺列加已乘军用飞机带少数侍从飞抵圣多明各。” 　　“诺列加逃跑了！诺列加垮台了！” 　　一些疯狂的反对派们欣喜若狂，数千名群众上街游行。大批市民聚集在自由大街聆听着狂热者的演讲：独裁政府已经倒台，共和国再次获得独立，人民取得了自由……。 　　也恰恰在狂妄者弹冠相庆，举杯高歌的时候。神出鬼没的诺列加回来了。谁也未曾想到，这竟是诺列加蓄意安排的一场假出走。尽管“出走”的时间仅有21个小时，但它起到的作用却至关重要。按诺列加预先的设想，“出走”要使阿米蒂奇含笑返美，要让国内小丑竞相表露。他想认真观察一下各方面的反映。 　　事实表明，诺列加的“目的”已如愿以偿。但谨慎的诺列加却向外界公布：“出走”是为了看望女儿和女婿而进行的一次私人旅行。 　　事隔不久，布兰东被巴拿马政府宣布为“叛徒”并解除了总领事职务。布兰东计划也随着布兰东的解职而消声匿迹。 　　据说，事后阿米蒂奇曾打电报给诺列加，电文仅有四个字：“口是心非。”诺列加看后一笑了之。 　　美国政府施展的种种倒诺行动失败后，对诺列加越发恨之入骨。美国总统布什向白宫情报局下达密令：寻找一个致诺列加于死地的借口。 　　80年代，形形色色的毒品走私活动席卷全球。一时间，毒品问题成为西方各国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常年吸毒者达300万人。全世界近90％的非法毒品被美国人吞掉。美国毒品市场，一盎司纯可卡因已卖到8000美元，为一盎司黄金价格的20倍。因吸毒引起的抢劫、盗窃、凶杀、绑架随时可见。更令人震惊的是：1982年至今，己有2300多名司法人员和政界人士惨遭贩毒集团枪杀。在毒品贩子枪口下丧生的平民达15700多人。 　　1989年8月，哥伦比亚两个世界最大贩毒集团之一的“麦德林卡特尔”把黑手伸向资助哥伦比亚政府开展扫毒战争的美国。威胁要绑架布什的子女，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派特工人员保驾。 　　就在世界人民对贩毒深恶痛绝的时候，一条消息飞入白宫：诺列加参与国际贩毒。 　　顿时，一个罪责难逃的“借口”终于找到了。布什立即下令：“弄清起诉全过程。”一个调查组迅速成立并开始工作。 　　1988年2月4日，阴霾的下午。迈阿密法院的大厅里，执法官宣读了一份起诉书。起诉书出奇的长，共30页，罗列了诺列加12条罪状。起诉书的结尾这样写道：如果以上事实被确认，可判处罪犯145年徒刑，罚款114万美元。 　　滑稽的是，当法官正津津有味地宣读起诉书时，被起诉者诺列加却在他的国家——巴拿马接见美国客人。 　　消息传到巴拿马，面对一条条毛骨悚然的罪状，诺列加轻蔑地笑了。他深知，这是美国人使的“暗枪”，企图置他于死地。“罪证”的提供人无疑是布兰东。因为他要报“叛徒”这一箭之仇。 　　在法庭上，布兰东的证词有根有据，绘声绘色：“1984年，臭名昭著的贩毒黑帮‘麦德林贩毒集团’杀死了哥伦比亚司法部长博尼利亚。凶手在诺列加的庇护下，逍遥于巴拿马。” 　　“麦德林贩毒集团同诺列加坑瀣一气，在巴拿马建立了一座可卡因工厂，将来自哥伦比亚的古柯加工后，运往美国。” 　　“从1982年到1984年，诺列加曾安排了100万磅大麻运往美国并转移赃款100万美元。” 　　“1984年到1986年，他伙同贩毒集团将2吨可卡因和500吨大麻偷运美国，得款460万美元。” 　　对诺列加恨之入骨的布兰东讲得真切而又具体。仍然感到不过瘾的布兰东，还振振有词地向美国法庭提供了诺列加的私人经济势力。他带着极度的质疑口吻在陈述：“月薪仅有1200美元的诺列加却家财万贯。巴拿马有12处住宅，法国等5个国家有别墅。” 　　“诺列加的财富估计在5亿到10亿美元之间。他过着‘埃及国王的生活’。军用绑腿用黄金、白银制成。” 　　“他相继收集了200种军帽、拥有飞机、直升飞机和豪华轿车。他的富有和豪华与菲律宾的马科斯和海地的杜瓦利埃不相上下……。” 　　布兰东的证词，使布什政府欣喜若狂。 　　“逮捕诺列加，打击毒品贩子。”美国政府做出了决定。然而，事情并非简单。巴拿马毕竟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按照美国和巴拿马1904年的引渡条约，不得迫使任何一方引渡其公民，更何况诺列加是主权国的领袖。 　　如果把逮捕的时机放在诺列加进入美国境内，或在外国期间东道国接受引渡要求时，固然不错，但这又要等到牛年马月。巴拿马运河已不容许美国人再优柔寡断了。 　　5.6　逮捕诺列加 　　1989年12月17日，没有阳光的中午。白宫的高级餐厅里，布什的“特邀午宴”进入尾声时，总统宣布了这一惊人的决定：“我决定武装逮捕诺列加。” 　　目的异常明确：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马到成功。这一大胆决策的结果，在美国的入侵史上又记下了这样的一笔：陆、海、空2.4万军队一齐出动。动用了美国最现代化的部队一82空降师。第一次将最先进的F—117隐形战斗机投入战争。116名女性直接进入战争最前沿。一位百发百中的女少尉击毙了4名巴军士兵。 　　然而，战争并没有像布什预料的那样顺利。4天过去了，不仅没有抓到诺列加，而且美军处处遭到巴军的骚扰。圣诞节即临，布什总统如坐针毡。 　　恰恰在这个时间，12月24日中午。诺列加只身驱车，绕过美军“耳目”，驶入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这是诺列加最满意而唯一的选择。与美军周旋了4天的诺列加，早已疲惫不堪，精疲力尽，他想尽快找到一条生路。 　　24日凌晨，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与自己常来常往的梵蒂冈使馆没被盯梢。他顿时大喜，“天无绝人之路。”他迅速与梵蒂冈使馆进行了电话联系，得到的回答异常满意：“可以，保你平安无事。”然而，诺列加失算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是自己迈向地狱的第一步。 　　诺列加进了梵蒂冈使馆的消息很快传到白宫。布什欣喜若狂，他连连称到：“多好的圣诞节礼品，”“多好的礼品呀！” 　　布什亲自拿起了电话。他在直接向梵蒂冈使馆要人，但遭到了婉言谢绝。此后，美国向罗马教皇施加压力，向诺列加施展攻心战。美国政府运用了双管齐下，齐头并进的战术。 　　一时间，几十号高音喇叭独出心裁地架在梵蒂冈使馆周围。此起彼伏的摇滚音乐震耳欲聋。“诺列加滚下台，不要独裁分子”的新闻，在反复地播放，几乎是在呼喊。一首名为“无处可逃”的乐曲直对着诺列加住的小屋。 　　这种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音乐“攻心战”是美国人的独创。 　　“巴掌”大的梵蒂冈使馆周围，一连数日，人车如潮，直升飞机的轰鸣、高音喇叭的吼叫，仿佛要将这块小小领地掀个天翻地覆。 　　几十辆坦克的炮口，阴森森地从围墙外伸进了使馆，几百名美军的枪口瞄向使馆大楼的每一扇门窗。似乎围住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满身法术的妖魔鬼怪。 　　梵蒂冈使馆内，一间普通的小屋里。诺列加穿着一身斑澜的迷彩服，呆呆地站在屋中央。他脸色蜡黄，眼睛布满血丝。接二连三的音乐“轰炸”使他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他悔恨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不该自投罗网。 　　“哗啦”他将一盆冰凉的水从头上倒下。他心里发烧，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好受些。使馆的主教来了，与他进行着第4次谈判：“快离开这儿吧！我们受不了了。”主教在明显地驱赶他。“求求你，我不能出去。”诺列加在不停地祈祷，祈求教皇的保佑。 　　但小小的梵蒂冈使馆哪能经得住美国政府强大的压力。 　　他们终于向诺列加发出最后通碟：“1990年1月4日中午前必须离开使馆，否则主动交人。” 　　诺列加绝望了，现实已把他推上“断头台”。他想回到巴拿马人民中间去，但是一位主教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不能！ 　　反对派会让你成为第二个墨索里尼。“诺列加在犹豫，此时此刻他完全失去了主意。昔日运筹帷幄的”铁腕“将军，瞬间的谋略已飞得无影无踪。 　　他想起了家庭，想起了在别国使馆避难的夫人和女佣人。 　　“请给我一次与亲人告别的机会。”他向主教在乞求。主教答应了。 　　电话拨通了，他的手在发抖，声音在颤抖，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听筒里传来夫人泣不成声的呼唤：“诺列加，你不能走！”泪如泉涌的诺列加紧紧地咬住嘴唇，没让眼泪流出来。 　　1990年1月3日晚8时3O分。世界关注的黄昏。天阴沉沉的，狂风刮着地面的纸片在空中飞舞，这似乎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紧闭了10天的梵蒂冈使馆大门终于打开了，身着戎装的诺列加眼珠通红，神色严峻地出现在门口。使馆里的几位主教陪伴在他的身后。9天9夜，眼睛已熬红的美国兵像饥饿的蝗虫扑向“食物”。“哗啦”，诺列加被围得水泄不通。 　　诺列加冷冷地环顾着这一切。他缓慢地向前挪动了几步，轻轻踮起脚尖。他想越过美国士兵的头顶，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然而，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映入眼帘的除了美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之外，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 　　4个美国兵架起他向一架准备好的直升飞机走去。瞬间，无数相机的快门启动，真实地记下了这一惊心动魄的野蛮行径。一位法国记者在追问：“将军，你想说点什么吗？”诺列加的嘴唇蠕动了一下，没有吭声。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愿说。 　　此时此刻，百万巴拿马人都怒视着这架直升机，人们挥动着铁一样的拳头呐喊：“美国佬，滚出去！”愤怒的人群被挡在美国士兵刺刀的外面。 　　直升机发动了，轰鸣声震动着整个巴拿马，也震动了所有巴拿马人的心。飞机渐渐消失在巴拿马运河上空。夜幕中，无数巴拿马人流下了耻辱的泪水。 　　飞机抵达巴拿马运河上空时，诺列加终于忍不住极度悲痛，涕泗滂沱的泪水从高空坠入巴拿马运河。 　　强行押送诺列加的直升机在霍华德空军基地停留片刻后，又换乘一架运输机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机场。5月7日送上审判台1990年1月4日下午，美国迈阿密地区法院审讯室，经过一阵忙乱之后，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法官和律师们个个神情紧张地等候在这里。 　　今天的审讯非同寻常。因为被审讯者是一个主权国的首脑。 　　下午3时，飞机刚一降落，诺列加就被直接带入了审讯室。他显得异常疲惫，惺松的眼睛只是微微地抬了一下。他径直走到属于自己的被告席上，重重地坐下，把头轻轻地靠在椅子背上。 　　审讯开始了。他一言不发。法官在问什么他似乎听也没听。起诉书—12条“罪状”不知何时念完了，他依旧没有丝毫反应。 　　法官火了，提高了嗓门：“你承认以上事实吗？”诺列加突然抬起头：“美国法院无权审判另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首脑。”他几乎在呼喊。 　　此时诺列加的辩护律师鲁比诺开口了。他陈述了两点理由：一是诺列加被带到美国来，本身就违反了巴拿马的法律；二是他是个外国人而且不是在美国领土上犯的罪，审判他的应是巴拿马法庭，美国人无权审讯。 　　法官沉默了，法庭也沉默了。 　　张口结舌的美国人只好宣布休庭。 　　时间仅仅相隔4天。迈阿密法院又开始对诺列加进行第二次开庭审判。 　　判若两人的诺列加，今天异常精神，他泰然自若地步入法庭，左手臂上搭着一件沉甸甸的军服。 　　诉讼刚刚进行了5分钟，诺列加的律师鲁比诺就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令美国人震惊不已的问题：“根据日内瓦条约，诺列加将军应享受一名战俘的全部特权。” 　　鲁比诺的话音刚落，诺列加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他浑厚的男中音在大厅里回旋：“姓名：诺列加，军衔：上将，编号：　　1.” 　　接着，他迅速穿上了佩带有四星肩章的军服。 　　法厅愕然了。布什总统惊恐不安。他深深知道，如果诺列加一旦享受战俘待遇，整个诉讼无效，美国的“入侵事业”将全部毁于一旦。诺列加又一次令布什总统骑虎难下。 　　据美国一家广播公司报道：被允许换上军服的诺列加，已从一间破烂不堪，连窗户都没有的牢房里搬进一座舒适的别墅。“慈善”的美国人不得不为他发上薪金，派上佣人，还为他备有一个装满酒的橱柜。陷入绝境的诺列加似乎又看到了一线光明。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美国人就把诺列加关进了被誉为“恶魔岛”的马里恩监狱。此时此刻，条约和法律都黯然失色。无论诺列加有何理由，美国人都将让他在监狱中渡过余生。 　　马里恩监狱位于圣路易斯市东南100英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边缘，除了望台、围墙及沿着周界设置13重带致命利刃的圆筒形铁丝网外，外表很像一个大学校园。有山有水，风景秀丽。 　　这个监狱是美国管制最残酷的监狱。送到这里的大都是判有重刑的犯人。这里的每一个警卫都带有一根长一米的黑色钢头硬塑料棒。这种被称为“肋骨分隔棒”的凶器，用来分开肋骨，使人疼痛难忍，却不会使肋骨折断。 　　据说，此监狱四周配置了防空武器，但监狱长哈曼否认了这一点，他希望尽快装上这种武器。 　　哈曼很欢迎诺列加的到来。他希望诺列加能写一部《我的故事》，不但可赚到100万美元，也会使他的监狱名声大震。 　　巴拿马人民在瞩目，世界在瞩目，整个地球也在关注：“铁腕将军”诺列加，你还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吗？！ 　　第6章　被丑闻击垮的日本首相 　　——竹下登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精明强干，长着一副娃娃脸，在日本政坛上被人称为“阿信”。他以自己特有的玩弄权术的手段登上了首相宝座。正当他欲展宏图之际，一桩政治丑闻——里库路特特大贿赂案，使他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显赫政坛几十年的“阿信”被贿赂案的浪潮所吞噬，从此在政坛上消声匿迹。而这一丑闻则成为自民克30多年执政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本文将给您展现“阿信”的发迹和他垮台的宝过程。 　　6.1　青木伊平自杀 　　1989年4月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日本首都东京的一条街道上热闹非凡。这个时候正是日本各地樱花盛开的季节，到东京旅游的外国客人，还有来自日本各地的游人纷沓而至，他们不失时机地来到东京，享受这场大的美景，这使本来就拥挤不堪的东京街道显得更为狭窄。身着各种春季服装的俊男靓女，在大街上徜徉。 　　忽然，一件东西从一座大楼的楼顶上飘然而下。“什么东西从楼顶上掉下来了！”一位身穿米黄套裙的年轻姑娘叫道。 　　“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马路对面有人在喊。当大街上的多数人反应过来时，看到的是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躺在大街上。这是一位中年男子，身穿西装，面部发青，口吐鲜血。大街上的行人“呼啦”围成一圈。人们议论纷纷。 　　“是从20层楼顶上跳下来的！” 　　“会不会还有救？” 　　“不可能！从6层楼跳下来都没命了，这是从20层的楼顶上。” 　　“真可惜！年纪轻轻的。” 　　“这人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也许是公司破产了吧，看样子象个经理。” 　　“也许是吸毒的，你看那脸色发青。” 　　正在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呜啦、呜啦……”的警笛声。不知是谁报的警，这么快警察就赶到了，人们看见两辆警车从人群中呼啸而过，在出事点停了下来。警察迅速从车上跳下来驱散围观的行人，检查了尸体。他们很快在现场进行了侦察，确定死者是自杀，因为找不到他杀的任何迹象。很快，警察就查清了死者的身份。两天之前，他还是竹下登首相的秘书，名叫青木伊平。他刚刚被首相解除了职务，现在跳楼自杀了。 　　这时各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纷纷赶到现场，录相拍照。一大群记者还把警长围了起来。“请问死者是竹下登的秘书？” 　　“是的！” 　　“请问他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目前还不很清楚，只知道他两天前刚刚离职。” 　　一群记者围着警长追问，希望能得到这一案件的有价值的新闻报导。 　　“请问他的死因与目前正在调查的里库路特案件有关吗？”一个身穿艳丽女装的年轻女记者问。 　　“请问他是因为离职而自杀的吗？”一名身穿夹克衫的男记者问。 　　“请问他的家庭情况？” 　　“……” 　　在这群记者的追问下，警长大声喊着：“无可奉告！正在调查，请谅解。”警长在记者的围攻下钻进了汽车。汽车发动了，记者们被迫让开一条道，眼看着警车一溜烟似地消失在繁华的街道上。 　　6.2　竹下登辞职 　　青木伊平自杀的当天中午，电台、电视台就在午间新闻中播报了这一消息。当时，竹下首相正坐在电视机旁吃午饭。 　　听到青木伊平自杀身亡的消息后，竹下登手中的饭碗掉在了红白相间的榻榻米上，摔得粉碎。他先是一惊，看到电话中青木伊平躺在大街上血淋淋的尸体，不由得失声痛哭。 　　“多么忠诚的人啊！你跟随我30多年，这都是为了我呀！ 　　为了自民党……“他嘴里叽咕着。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心情难以用言辞来表达。他说他”忧思如肠断。“ 　　4月25日，东京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要求彻底查清里库路特案件，惩治贪污受贿官员。他们的口号是“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腐败！”“惩治罪犯，维护法律！” 　　日本首相的官邸前，人山人海，游行示威者的喊声不断。 　　他们要求竹下首相出来答复。竹下登在游行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走出了官邸这时首相府前的游行队伍中又发出阵阵口号声。竹下登脸色腊黄，表情严肃，他缓缓地走到首相府门口的阶梯上，他的新任秘书在一旁陪着他。这时许多记者在录相，在拍照。 　　竹下首相声音沙哑地一字一顿地对游行者提出的问题一一做着答复。但是他的答复在一片嘘嘘声中被打断。他感到山穷水尽，无力抵挡。这时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口号声。于是他向舆论界，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宣称：“里库路特问题延续到今天，作为政府最高首脑和自民党总裁痛感责任重大。为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我决心隐退。”在他宣布隐退后，游行的人群才渐渐平息下来。接着人群又提出一大堆敏感的问题：“请问前几天自杀的是您的秘书？” 　　“请问他为何自杀？” 　　“他的自杀与里案有关吗？” 　　竹下登以这些问题与里案无关而拒绝回答，并把回答问题的事推给新上任的秘书，让他应付局面，他自己才得以脱身。 　　5月3日，国会传问了前任首相中曾根，质询他从里库路特公司所得政治捐款和股票交易的1亿多日元的原委。中曾根一概加以否定，他把责任推给秘书，但他表示愿承担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愿向国民谢罪。中曾根在自民党内和国民的强烈抨击下，他宣布辞去中曾派会长和自民党最高顾问，放弃自民党党籍。他对这一切感慨他说：“没想到今天到这地步！” 　　听到中曾根所做的决定。竹下登一方面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他感到中曾根的辞职，使他失去了一切可以继续抵挡的屏障，以他为首的自民党内阁看来垮台已成必然。青木伊平为他献身了，但这仍挽救不了竹下内阁倒台的命运。青木伊平真死的怨啊！竹下登这样想着，他心里一阵阵地难受。 　　接着的几天，又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他们要求竹下首相拿出实际行动来表示他的诚心。人群中还喊出了“竹下内阁快下台！政府腐败！”的口号。这使竹下登感到再也没法干下去了。他决心辞职了。 　　6月2日早上，竹下登夫人为竹下登准备了可口的饭菜，可他怎么也吃不下去。她知道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吃过早饭，竹下登在家门口与妻子告别时，她的手似乎比以往握得更紧，这他感觉到了。这是她心情沉重的原因。她心里明白：今天早上出去时还是首相的竹下登，今天中午回来时仅仅是她的丈夫。竹下登今天打扮得特别精神。西装笔挺，头发油光发亮。他给人一种无所谓的感觉，这才是政治家的风度。 　　与妻子告别后，他登上日本国产的“黄冠牌”小汽车直奔首相官邸一路上，他思绪翻腾，心神不定，但他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他回想起小时候美好的童年，早稻田大学的生活以及后来步入政坛，出任首相的经历。心想：没有不散的宴席。自己在政坛上驰骋了大半辈子，也该告老还乡了。他这样想着，心里平静下来。不觉汽车已到了首相府大楼前。 　　他稳步走进会议大厅，所有的内阁大臣、各部要员也都到了。他们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坐了一圈。气氛显得有些紧张而沉闷。 　　竹下首相不急不慌地走到主席位置坐下。在还不到8点整的时候，他就向全体内阁发表了辞职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并说明由于里库路特案件，他不得不宣布辞职。并要求所有阁员继续努力，为自民党下届选举打下基础。在竹下首相宣布辞职以后，取代竹下的自民党成员字野宗佑发表了就职演说。他要求为洗刷自民党的污点，恢复国民对自民党内阁的信任而努力。 　　显赫政坛几十年的“阿信”，就这样离开了政坛。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里库路特案又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头说起。 　　6.3　里库路特案内幕 　　里库路特公司原是一个不知名的区区“大学新闻广告社”。1960年由刚从东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年仅23岁的江副浩正创办，开始只雇了两名社员、6名临时工。他们收集企业招聘广告，出版《企业介绍》（后改称《里库路特手册》）等刊物，向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出售，以谋生计。创业时，一无房产，二无雄厚资金，加之同业竞争激烈，经营颇为艰难。 　　3员兵将不分高低，每月只能分得9000日元生活费，连大企业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都不到。然而，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招工难”、70年代末期以来的情报化潮流，使这个小小广告社走上红运，杂志畅销、财路渐开，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暴发户。一个60年代的小企业，70年代成长为中型企业，80年代跨入大企业行列。1984年，该社正式取名为里库路特公司（英文recruit，征募之意）。该公司在1988年拥有27个子公司，6200多名职工，经营广告、不动产、旅游、饭店、农尝计算机通讯服务等多种业务。1987年销售额达1839亿日元，申报收益达305亿日元，名列日本企业的第130位。1984年，江副浩正加入经济同友会，两年后被选为该会干事，其间该公司也加入了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 　　经营上的突飞猛进，使江副这个只埋头做生意的企业家也学会了拉拢收买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关系学。这也许是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不断开拓生财之路所必需的。据估算，80年代该公司每年支付的“社交费”多达10亿日元，8年间开销80亿日元。公司部长级干部每年的社交费达1500万日元，江副等高级领导人的社交费达上亿日元。行贿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请客吃饭、招待高尔夫球、钓鱼之类不过是“小意思”；竟选议员，分头去送捐款，一送就是200万日元；出任大臣，“车马费”送100万日元；政治家为搜刮资金办宴会，少则几十，多则上千张的认购宴会卷；请政客、官僚到公司讲演，每次付酬一二百万日元；加入政治家们开办的这个会那个会，定期捐款；为政界要人的子女安排工作、介绍职业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江副的关系学不算太精明。他是广种薄收，不怕花冤枉钱。据说，有一次一位财界干部死了，他就送香火钱多达100万日元。不仅没有得到赞赏，反而成了人们的笑料。 　　这次转让股票是拉拢政界要人的新花样。1984年12月和1986年9月两次转让对象多达155人，其中多为政治家、政府官员、财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名人。这些人以每股1200—3000日元的低价接受股票，购买股票的资金又是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他们在1986年10月底股票正式上市后看其价格上涨抛售，上市时达每股5000日元，翌年4月上涨到7000日元，坐收渔利。从表面上看，股票的买与卖合理合法，但从实质上看，该公司把投机赚钱的机会和手段拱手捧给特定的权贵们，实属行贿和受贿，在合法的外衣下隐藏着权力和金钱之间的肮脏交易。 　　让我们揭开合法的外衣，看一看里案中权钱交易的内幕吧。 　　在里案涉嫌人中地位最显赫的政府文官有两名：一是劳动省事务次官加藤孝，一是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事务次官相当于副部长，在日本政府的文职官中是最高一级干部。 　　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公务员制度，内阁更迭频繁易人，而政府文官的升迁不受内阁换班的影响，因此各省厅的业务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事务次官以及局长、课长等人的手中。 　　加藤孝升任劳动省事务次官的时间是1986年6月，在这之前（1983—1986年）担任该省职业安定局局长。他同里库路特公司结缘正是他当局长的时候。那时，劳动省经常收到群众和全国最大工会团体总评指控里库路特公司的告状信，说该公司的就业情报常有出入，不少人受骗上当，劳动省职安局根据这个意见，准备修订《职业安定法》，严格有关就业情报刊物的发行条例。毫无疑问，这对里库路特公司的生意是个不祥之兆，有可能砸了它发家时的铁饭碗。于是，该公司决定设法阻止这项法律的修订工作，并立即开始了对劳动省官员以及有关人员的收买工作，加藤就是该公司收买的主要对象之一。里库路特公司的收买工作立杆见影，加藤于1984年就决定暂缓该局原定对《职业安定法》的修订工作，只要求有关企业自我约束。 　　差不多同一时期，由里库路特公司牵头，几家情报企业计划在东京都文京区设置“雇佣情报中心”，申报劳动省审批。 　　这项计划必须得到劳动省的支持，因为劳动省不向这个中心提供情报，设置这个中心就毫无意义。但是，劳动省作为政府部门，它的情报可以向社会提供，但不能向特定企业提供。 　　而从该中心的情况看，申请资金共5000万日元，其中里库路特公司占4000万日元，实际上被里库路特公司控制了。因此，劳动省不少官员对这项计划表示异议，审批工作遇到了麻烦。 　　加藤在这个问题上助了里库路特公司一臂之力，说服了那些面露难色的官员，终于通过了这项计划，使该中心于1984年3月宣告成立。在加藤的斡旋下，该中心的理事长由从劳动省退休的官员出任，由此劳动省官员和里库路特公司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由于加藤在这些幕后交易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里库路特公司除经常招待他打高尔夫球、钓鱼、派漂亮的姑娘陪着游玩外，1986年10月30日即该公司股票上市的前一天，以每股3000日元低价转让股票3000股；资金全部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加藤在股票上市后立即抛售，一夜之间净赚了690万日元，中饱私囊。 　　在阻止修订《职业安定法》等问题上，除加藤外，原劳动省职安局业务指导课课长鹿野茂、自民党“社劳族”议员远藤政夫、有马元治、大坪健一郎、板本三十次、爱知和男、洪田卓二郎，社会党议员上田卓三，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等人，均为里库路特公司收买的对象，有些人接受捐款、贿金，有些人接受股票，都得到了好处。其中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利用其众议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职务，接受里库路特公司的委托，多次在国会几个委员会替里库路特公司游说，并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贿金700万日元和股票5000股。 　　前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是里案涉嫌人中另一个地位显赫的高级官僚。高石与里库路特公司的交往可追溯到1976年，那时他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里库路特公司聘请他为讲师，介绍各类专科学校情况。该公司根据他的指导，发行《专科学校指南》，开辟了新财源。但因这类学校开停无常，加之情报常有出入，求学者控告里库路特公司的事时有发生。高石作为该公司的高参，不仅在业务上进行指导，还替该公司平息这类纠纷，袒护其过失。 　　高石1986年6月升任文部省事务次官后，仍与里库路特公司保持密切联系，还聘请江副浩正为教育课程审议会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作为酬谢，该公司于1986年9月30日向他转让股票1万股，全部资金也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在文部省与里库路特公司之间的幕后交易中，前文部大臣森喜郎也起过穿针引线作用，并于1984年12月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股票3万股。 　　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前总裁真藤恒，是里案中又一重要涉嫌人物。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原为国营企业，称为日本电讯电信公社。作为中曾根内阁行政改革的一项内容，自1985年4月1日起改为私营企业，但其1/3股份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它是同一般私营企业有所区别的半官半民的“特殊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同国营企业一样，有禁止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的明文法律。在这样一个特殊法人中，其中大总裁真藤恒通过其秘书于1986年9月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股票1万股，两名董事长谷川寿彦和式场英也分别接受1万股和5000股。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幕后交易呢？ 　　原来，里库路特公司迄今依靠各种情报杂志的出版发行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铅字媒介显然已落后于时代，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掌握新媒介、新技术，即计算机情报技术和电讯技术。但这对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人材的里库路特公司来说，是“第二次创业”，艰难且带有风险。于是江副找到了靠山，全面依靠拥有先进设备和雄厚技术力量的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并得到了真藤总裁的支持。 　　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方面看，由于从1985年4月开始在国内推行电讯业的自由化，出现了不少向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挑战的竞争对手。为了战胜对手，也需要拉拢与自己能够合作的企业，进而把它变成自己的“别动队”。由于互有需求，江副与真藤开始了全面合作。 　　江副在真藤的有力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设备投资。1985年57亿日元，1986年166亿日元，1987年238亿日元，1988年484亿日元，4年内翻了三番。日本电讯电话公司不仅派长谷川和式场这两名专家指导里库路特公司的通讯业务，而且把自家的线路“卖大户”给里库路特公司。里库路特公司则利用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线路经营分线零售业务，降低成本、占领市场，压倒了竞争对手。 　　除此之外，里库路特公司于1986年和1988年从美国克雷公司购进两台超型计算机，也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支持分不开。这是因为，首先，里库路特公司在缺乏专门人材的情况下敢于进行如此巨额的设备投资，这里没有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全面支持是无法设想的；其次，超型计算机属于“巴统”的统筹物资，里库路特公司购进这种计算机仍需要由政府部门或日本电讯电话公司作保。 　　由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全面支持，里库路特公司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初步完成了该公司的“第二次创业”，并增加了收益。里库路特公司向真藤及两名董事长转让即将上市的股票，无疑是对这种支持与合作的酬谢。真藤把倒卖股票收益的一部分落入私囊，另一部分用来收买自民党议员，培植该公司在政界的亲信。 　　然而，里案引起公愤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公司和当时日本政坛上名声很大的政治家之间行贿受贿的腐败行径。据《朝日新闻》的不完全统计，里库路特公司通过转让股票、捐款、认购宴会券及其它各种形式，先后向60多位国会议员行贿，其数额达13.3亿多日元。当然，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的，有人甚至估计被该公司收买的国会议员可达200名之多。 　　里库路特公司向政界大量行贿，与国家相拥抱，是在中曾根当政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1982—1987）里，日本为了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着手调整内外政策，改组国内政治力量，保守党的政治家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和雄心勃勃的战略抱负。当政的中曾根首相自不待言，准备上台的“新领袖”、欲展宏图的“下一代新领袖”们，都忙于扩充自己的实力，挖掘新财源。江副这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看准了这样的时机和投资对象，给他们雪中送炭。他在选择转让股票的对象时曾对身边的人说，要选择“到21世纪也能交往的先生们。” 　　中曾根通过其秘书共接受了2.9万股即将上市的股票，其中股票上市后立即抛售2.3万股，收益6385万日元，另加各种捐款45—75万日元，一共从里库路特公司获得1.1亿日元的政治资金。 　　在中曾根执政时期，竹下登、安倍晋太郎、宫泽喜一等3人，被人们公认为是接管中曾恨政权的“新领袖”，而他们之间为了争先夺取权力宝座进行了明争暗斗。里库路特公司为了拉拢新领袖，乘机大行贿赂。竹下自1985年至1987年，以其秘书、亲属的名义从该公司接受股票1.2万股，倒卖收益2400万日元，捐款4500万日元，发售宴会券收入8000万日元，另外其秘书向该公司“借款”5000万日元，共达2亿日元，令人惊讶。另外两位“新领袖”安倍和宫泽分别从该公司接受股票1.7万股和1万股，政治捐款各5000万日元。 　　6.4　里案逐渐曝光 　　日本首都东京的南端，隔着一条多摩川与川崎市遥遥相望。川崎市人口仅50万，却以钢都和海港驰名国内外。根据日本国土开发厅的最新规划，这里属于“东京的高科技开发区”，自然受到许多企业家的青睐。80年代的暴发户里库路特公司也不甘人后，在这里购地建房，开辟了电讯电话及情报服务业务。里案内幕正是从这里开始曝光的。 　　1988年3月，当里库路特公司在川崎的情报服务大楼张灯结彩，欢庆新楼竣工的时候，神奈川县警察局接到了指控川崎市市长助理小松秀熙的举报，说他在里库路特公司在川崎市火车站西口购地建大楼时，利用他当时担任计划调整局局长指挥开发工作的职权，为该公司提供诸多便利，并于1984年12月接受里库路特宇宙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3万股，在1986年10月底该股票上市后转手倒卖，获利1亿多日元。县警察局和横滨市地方检察厅受理此案，决定只做内部侦察，但其态度谨慎，封锁消息，似乎无意深入调查。 　　警察当局的举动，一般人自然无法知晓，但躲不过新闻记者的嗅觉。此事被《朝日新闻》川崎分社年轻副社长山本发现。山本从学校毕业不久，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欲干一番大事业。他认定这其中必有来头，便带领几名青年记者，开始了跟踪调查。幸好，那时里库路特公司对来访的记者没有多少戒意，提供了该公司向小松转让股票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需要由小松本人来供认，同时需要证明转让股票与小松业务之间的交换关系，否则就没有新闻价值。然而，当记者登门采访小松时却受到了种种刁难，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新闻。 　　正在调查搁浅的时候，喜从天降，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向山本提供了重要情报。此人在一天晚上给山本打电话，约山本在东京新宿区一家小咖啡馆见面。第二天，山本如约来到咖啡馆，一位身穿和服的中年人朝山本走来，从怀里掏出一份打印的材料让山本从速过目。材料中写道：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将其未上市股票转让给76名政界、财界要人及社会名流，其中包括3名国会议员，并开列了这76人的名单及股票数额。由于人数多，且有不少陌生人物，只凭脑子无法全部记下来。但证实了小松秀熙接受股票的事实，并了解到前文部大臣森喜郎等重要人物涉嫌此案的重要情报，受益匪浅。不一会儿，那人离席而去。山本无可奈何地目送这位神秘的人物远去，消失在大街滚滚的人流之中。此人究竟是谁？一说是检察当局的人，一说是里库路特公司的人，但都是猜测，并无材料证实。不过，这个人是知情者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 　　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社会版头条发表了山本记者从多方调查获得的有关小松秀熙受贿的情况，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6月20日，川崎市市政府兔除了小松的职务。 　　日本经济新闻社长森田因获8000万日元股利辞职。7月6日，里库路特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也因此辞职。由于此案涉及政界、财界和新闻界要人达76人之多，为此东京检察厅将立案进一步追查。“里案”东窗事发，牵动了日本朝野和全国国民的神经。日本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一些政界要人以其秘书和亲属名义接受股票的情况6这些政界要人迫于舆论压力，交代了部分事实，便都避重就轻，吞吞吐吐，把事情推给秘书或亲属，更不肯承认其中有违法行为。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甚至倒打一耙地说，“股票交易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批评者不过是看别人得到好处眼红，才说三道四。” 　　6月中旬至8月底，虽说在野党议员在国会强烈要求彻底查清此案，各大报纸也相继揭露了一些内幕，但没有更多、更确凿的材料证明，因此舆论攻势由强变弱，给人们以小题大做的印象。东京地方检察厅虽从7月份着手调查，但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只不过装装样子而已。这种形势使不少在野党议员们感到，要把此案彻底揭露出来，只靠舆论攻势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紧追不舍地跟踪调查，掌握确凿的罪证。于是，社会党、日共等在野党分别组成调查班子，深入追查。而社民联议员械崎弥之助则单枪匹马地进行调查，只让他的秘书和儿子做帮手。 　　在各方调查的同时，里库路特公司也采取了一系列反调查措施。 　　6月中旬，《朝日新闻》公布小松受贿情况后，江副浩正等公司领导人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却是惶恐不安，如坐针毡。江副等人对1984年12月向76人转让股票（共124.6万股）的内情被泄露感到恼火。但真正害怕的还不是这一笔，而是行贿嫌疑更重的1986年9月向79名政界、财界要人和社会名流转让的一笔（共76万股）。这是因为，前者离股票上市差不多有两年间隔，股票正式上市后其价格涨落并无确实把握，投机嫌疑不大，而且接受股票者多是该公司的老关系户。这种转让在日本司空见惯，不一定把它看作是行贿受贿。 　　但后者则不然，转让对象几乎都是政界、财界要人，转让时间又是股票上市前夕，投机性很浓，该股票一旦上市肯定会随地价的上涨而上涨，持股者不费吹灰之力可坐收渔利。这就充分说明，这是地地道道的行贿受贿。因此，江副等人十分害怕这一笔勾当暴露出去。万一事情败露，公司的名义受损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会直接殃及自民党的声誉和竹下内阁。因此，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尽快平息方兴未艾的这场风波，该公司秘密组织了以江副为首的“危机管理班子”，四处活动。他们只相信金钱的力量，以为它能使鬼推磨，殊本知世上还有不吃这一套的硬汉。 　　里库路特公司的危机管理班子遇到械崎弥之助这位刚直不阿、见利不动心的议员，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械崎通过调查发现了1986年9月里库路特公司向政界、财界要人转让股票的蛛丝马迹。他把调查的结果一一公布出来，这给里库路特公司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于是，该公司派其子公司宇宙公司社长办公室主任松原弘多次登门拜访木酋崎，企图以重金封住他的嘴。木酋崎一眼看穿了松原求见的意图，事先与电视台联系，在他家里会客厅安装了摄像机。把松原将一包点心和内装500万日元的红包递给他，他当场回绝的场面及对话全部拍了下来，录了音。1988年9月5日，木酋崎在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公布此事，当晚日本电视新闻节目中播放了录像资料。这样，曾一度平息的里案风波又起，社会舆论再度纷纷谴责里库路特公司的卑劣行径，要求彻底查清此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在野党的攻势下，东京地方检察厅才下决心查处此案，9月份成立了“特搜部”。10月20日逮捕了松原弘，并查抄了位于东京银座的里库路持公司本部，运走多达1700个纸箱的有关材料。11月份特搜部又成立了4个调查小组，配备精兵强将分头进行侦察工作。随后，里案涉嫌政界要员受贿的情节陆续公之于世。竹下政府的腐败内幕逐渐大白于天下。 　　6.5　竹下卷入里案 　　这股黑幕重重的政商勾结贿赂案丑闻，在日本国会由热带低压气流逐渐酿成巨型台风，直接危及竹下内阁的存在。 　　竹下登首相看到里案的烈火即将烧到首相府，他焦急地要从火坑中跳出来。1988年12月27日，他决定改组内阁，以便取得国民的信任。但是没有能如愿以偿，相反舆论界指出：内阁中新任的法务大臣长谷川峻直接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已构成受贿。竹下登对此十分惊讶，他询问法务大臣长谷川峻是否确有其事？长谷川峻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与里库路特公司转让股票一事毫无瓜葛。事隔一天，舆论界公布出长谷川峻的后援团体确实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和股票，顿时国内舆论哗然。长谷川峻对新闻界说，政治捐款和股票一事均由秘书代办，自己一概不知，这显然是一片谎言。自民党和竹下首相感到长谷川峻确实卷入贿赂漩涡，竹下为使国民信任本届政府是清正廉洁的民主政府，所以不得不接受长谷川峻法务大臣辞职。长谷川峻仅上台3天就下野的事件是日本历史上内阁辞职57人中最短的一位。竹下首相原来企图建立新内阁以树立政府威信，展开内政外交活动，现在却出师不利。 　　不仅如此，内阁中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员原田宽和大藏相宫泽喜一都因接受里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而辞职。同时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也涉嫌里案，竹下首相亲自为小渊排忧解难，并出面作保，才勉强维持原职。竹下组建的新内阁还没有行使职权，就有3位内阁成员因受贿而辞职的事实，使日本国民不满政府情绪鼎沸，加上竹下首相强行通过税制改革，加重国民负担；更加激怒了国民。1989年1月底表示支持竹下政府的只占国民的27.4％了。广大国民对于政府官员接受贿赂、大吃大喝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普遍认为官员从政道德每况愈下，为此强烈要求竹下首相改变政府形象，彻底查处里库路特案件，显然竹下首相步履艰难，力不从心。 　　1989年3月，东京检察厅在追查里库路特的过程中，爆发了特大新闻。有证据证明竹下登首相就任之前曾接受过里库路特公司的巨额政治捐款，涉嫌贪污受贿。 　　早在1987年5月底竹下登任自民党干事长之际，他的后援组织“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曾在盛冈市举办宴会，里库路特公司购买了3000万日元左右的宴会卷。在宴会前10天，里库路特公司还购买了竹下后援会在东京举行的宴会卷2000万日元。这样，竹下首相的政治团体和后援组织在短期内得到了里库路特公司5000万日元的“捐款”。 　　里库路特公司为何对竹下登如此慷慨大方呢？这是因为该公司确认竹下登将是下一届首相强有力的候选人，所以对他进行政治投资，有朝一日可以收回超额本钱和利润。竹下登和“经世会”的同僚们为了夺取首相宝座，也迫切需要钱财，以便在选举中取胜。由此可见，竹下登和里库路特公司之间是心照不宣和不谋而合。 　　为此在自民党选举总裁前夕的1987年5月30日，竹下登及其后援政治团体在盛冈大饭店举行宴会，众议员、财界、政界等1000多人出席宴会。第二天，竹下登同“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的会员在里库路特公司经营的高尔夫球场进行联谊比赛，尔后公司又派直升飞机送竹下登等人返回东京，这些活动证明竹下登同里库路特公司的关系非同寻常。 　　按日本“政治资金法”规定：资本家为政治家捐款是有限制的。象里库路特公司拥有16.2亿日元资金的企业，它1年内对政党、政治团体和政治家的捐款最多为1500万日元，对其它团体的捐款不得超过750万日元。用这一法定标准去对照竹下登这次接受的捐款，显然是大大超限。如果把公司请竹下登的后援团体人员大吃大喝和玩高尔夫球等等费用加上去，那就超过更多了。竹下首相对此必须作出明确答复。为此国民支持政府率下降为13.1％。 　　竹下首相眼看“里案”的烈火很快会烧到自己，凭他在政坛多年的经验，便立即采取措施，当即立断地让自己的秘书青木伊平离职，因为青木秘书曾为竹下登接受里库路特公司2000股未上市股票，为竹下亲戚接受1　　股。这一事实一旦公诸于众，竹下首相必然会被轰下台。如今让青木秘书离去后就可以度过难关，因为东京地方检察厅一旦追查竹下购买里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一事时，则可以用经手人已经离职为由，搪塞对付，同时还可以用“秘书擅自行事”，“不懂股票交易”等言词进行推诿。虽然青木秘书跟随竹下30多年，两人感情很深，但这时为了保住首相宝座，只好丢车保帅，忍痛割爱。至于后援会的问题还构不成受贿罪，所以竹下首相认为渡过难关是有希望的。 　　青木伊平被竹下首相解职后，预料到东京地方检察厅不会放过他的，感到有难以承受的压力，他在惶恐、困惑、迷惘之中找不到周全的应对办法。1989年春，东京地方检察厅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他难以应酬，又不忍心揭竹下的老底，为了保全竹下首相的声誉和安全，他在绝望中跳楼自杀了。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惊人的一幕。 　　青木伊平自杀后，使检察厅追查竹下首相受贿案一时断了线。这时国民对政府的支持率由3月份的9％再降到3％。 　　这在自民党执政史上是前所未闻的。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竹下接受贿赂的丑闻逐渐水落石出。青木秘书的自杀并没有能挽救竹下登的政治命运。这使竹下登心如绞痛。竹下首相在国会里被在野党议员的质询弄得十分狼狈。当被问到是否交代清楚了，他也不敢理直气壮他说个“是”字。果然，当他交代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总额达1.5亿日元的捐款后不久，新闻界又揭发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通过其秘书向该公司“借款”5000万日元一事，使他无言以答，无路可退，只好辞官谢罪。4月25日，他被迫宣布，一俟国会通过本年度预算后就辞职。6月2日正式辞职，这我们在前边已有叙述。 　　竹下登就这样垮台了，那么当初他是如何一步步登上首相宝座的？这还得从头说起。 　　6.6　竹下登的发迹 　　竹下登于1925年乍暖还寒的2月26日降生在日本岛根县饭石郡桂合村。他的父亲勇造是竹下家的倒插门女婿。他们长期经营酿酒行业，家庭经济尚属小康之家。他的父亲还当过“庄头”（相当于村长）。竹下登的父母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特别是他母亲，对儿子管教严格，要他勤奋刻苦，认真学习，不准出现半点怠慢情绪。同时要他遵守“任何时候不要让他人生气”的做人道理。竹下登虽然后来蜚声政坛，可是小时候的他却十分一般，一些舞文弄墨的文人曾想发掘他小时候的种种惊人事迹，结果却无从寻觅，不过其母亲的待人格言倒使儿子恪守了几十年。 　　竹下登在读初中时就离开父母住在学校里。他难以忍受孤独和寂寞，读书成绩又极一般，表明其天资不属聪颖之列。 　　他为了消磨时光，白天一有空闲就练习柔道，直到精疲力尽方才罢休。晚上，他不读正课书籍，广泛阅读小说，对小说中描绘的农村风土人情和各式人物倍感亲切，为此能把许多精彩段落背下来，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由于竹下登把许多时间没有花在正课上，致使中学的主要课程成绩平平，初中毕业时没有能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 　　竹下登的父母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大学生，把他送到京都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一所私立补习学校，竹下登颇感难堪。但是竹下登后来感到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倒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如果考上重点高中则必然会学习理工科，而从私立学校补习班毕业能上早稻田大学，这样就必然学习人文科学，这是从政的基础。同时，早稻田大学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为他后来从政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事实上，竹下登也的确是从早稻田大学开始步入政治舞台的。 　　1942年，竹下登考进早稻田大学。这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同美国处于交战之中。4月17日，美国对日本京都空袭，他第一次看到了前来轰炸的美军飞机。轰炸使京都血肉横飞，硝烟弥漫，百姓惊恐万状。这是日本帝国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首次遭到袭击，帝国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竹下登说，对此终生难忘。 　　日本侵略战争的受阻和失败，需要更多的青年去前线当炮灰。1944年8月15日，竹下登应征入伍。先后到熊谷航空兵学校、长野县野边山分教所、东京调节飞行队、伊那分教所、所泽陆军航空后勤学校、东京少年飞行学校等6个地方服役，他从一名士兵做到了教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竹下登结束了军营生活，踏上了返归故里之途。他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给日本带来的悲惨情景，深感前途渺茫。当他回到老家时，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灾，田野和村庄全被大水吞噬，老百姓都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靠吃草根、树皮度日。竹下登这时暗暗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双手重建荒废不堪的山河。 　　竹下登回到家乡没有多久，日本临时政府发出通知，凡战前是学生入伍的都可以申请复学。竹下登接到通知后，毫不犹豫地重返早稻田大学，改学商学。竹下登进入商学系的主要原因，是想毕业后继承祖传的酿酒业。但是，竹下登真正的奋斗目标还是跻身于政治舞台。说来也凑巧，当时任众议员的小川丰次与竹下登同住在一座公寓里，不久他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为竹下登了解政界的种种内幕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这是他步入政界的起点。1947年竹下登大学毕业时，他已当选为饭石郡农地委员会委员，加上他领导饭石郡的复员军人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从而又当选为饭石郡青年团长。这样，他在全郡闻名遐尔。 　　1951年，竹下登决心竞选县众议员。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县里的现任议员胜部幸一，所以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对竞选给予竹下登最大鼓励和支持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直子。 　　竹下登这时深感内疚，因为他与第一个妻子结婚是在他入伍之前匆匆忙忙进行的，两人度过了新婚之夜后，他就上了前线。所以说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但是正在他服役期间，一次美军飞机空袭，他的妻子在野外干活，不幸遭到飞机上的机枪扫射，身中数弹，命归西天。竹下登接到妻子遭到不幸的噩耗后，本应尽丈夫的职责，回家奔丧，可军法规定：战争期间，一切现役军人不准以任何理由离开军营。竹下登虽痛心万分，只能把眼泪咽下肚里。 　　战争结束后，他遇到了他的大学同窗好友，年轻漂亮的直子。直子在大学期间就对竹下登有好感，她对竹下登的遭遇深感同情，她安慰他，鼓励他。直子忠诚，温顺，她给竹下登带来了希望。不久，他们就发展成恋人并很快结婚了。 　　直子在强大的政治旋风中，不畏艰难困苦，四处奔走，为丈夫竞选写信、发表演说，与选民交谈。只要为竹下登干事，她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由于夫妇俩的诚恳和顽强表现，终于赢得了选民们的好感，当选为县众议员，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竹下登从1951年起接连担任7年县众议员，1958年起连任11次国会议员，可谓官运亨通。同时他还先后在佐藤和田中内阁中任官房长官，任三木内阁建设大臣，大平内阁大藏大臣、自民党组织委员长及代理干事长等要职。 　　1982年底，中曾根登上首相宝座。竹下登一直跟随首相任大藏大臣。竹下登所以能在政界如此飞黄腾达，应归功于前首相佐藤的熏陶，是佐藤教会他在政坛上取得成功的许多诀窍和看家本领，同时也是他长期信守忍耐和等待时机的处世哲学的结果。 　　1985年2月，竹下登权衡实力后，认定自己应该向夺取首相宝座的目标迈进了，于是在田中派内拉出40名议员创建“创政会”，在自民党内树起了派旗，使党内许多人为之惊讶。 　　1986年7月，日本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自民党有141人当选，在国会中处于绝对的优势。1987年7月4日，竹下登从自民党中拉出113位议员，成立竹下派的“经世会”，一跃成为自民党内最大的派别。 　　竹下登长期从事党务和政务，堪称熟谙政治的行家老手，善于折衷斡旋，素有“调整性”政治家之美称。加上他与财界关系甚密，所以又有经济后盾。1987年5月，竹下登担任自民党干事长时，为此举行过一次政治性招待会，用卖招待卷筹资会议费的办法，一下子得到20亿日元的款项，这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但是后来实践证明，这次后援组织的经费来源，并非来自正当渠道，而是属于受贿之举，甚至由此而使他不得不挥泪告别政坛。 　　1987年中曾根首相任期将满，加上舆论界不断揭露其有受贿嫌疑和桃色事端，中曾根打算隐退。他为自民党继续执掌政权和避免党的分裂，指定党内最具实力的竹下登为自民党第12任总裁。同时也把提携竹下登大藏大臣作为跟随他多年的回报。中曾根的这些考虑和决定也正符合自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所以，竹下登在自民党内通过出任总裁，又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他成为日本政府第74任首相。1987年11月，竹下登正式上任，并受国会之命组阁。竹下登终于登上了首相宝座，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6.7　日本首相 　　竹下登上台后，奉行一套所谓竹下政治。首先他重视人际关系，认为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他提出“责任自己承担，功劳给予别人”的照顾原则。这意味着优先的政治价值似乎不是信念和原则的始终一贯，而是与伙伴的交际和合作是高于一切的。 　　其次是控制官僚们。他十分器重竹下派在各省厅的人士，他们都是各省厅决策的实权人物，同时他们与社会各界又有着密切的、广泛的联系，显然这种广泛的统治基础是使政权稳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最后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国会之子。竹下登说：“总理大臣是由国会指名的，因此，国会对我来说如同主人。尊重主人所说的话是理所当然的，”这番话的真实用心是使执政党和在野党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 　　此外，竹下登还用“人人皆朋友”的口号来加强他的联系网络，这是以其母校早稻田大学的校友为核心的一个关系网，由此去联系财界和各界的实力人物，他就像是一个大型蜘蛛网中的大蜘蛛，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操纵着日本的上上下下。 　　不过他要使各界的利益绝对平均是难以做到的，竹下派内部由于少数人没有能得到企望的职位而牢骚满腹，在野党更不用说，因此对这位“娃娃脸”首相始终不会用敬畏的口吻称其为“老头子”。正因为这样，竹下登要想长期坐稳首相这把交椅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一旦出现政治台风，竹下首相的政治大厦难免就会动摇倒塌和崩溃。 　　竹下登长期担任党务及内阁财经要职，过去很少发表系统的内外主张。他上台后推行的内外政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效仿、承袭逐渐显露“竹下色彩”；二是姿态柔和，给人以“鸽派印象”。 　　在内政方面，他提出了《日本列岛故乡论》，强调把日本建成美好而充满活力的家园。他的使国民物质丰富、精神充实、乐趣倍增的设想，主要是从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及大平正芳的《田园城市计划》为基础而发展的。他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曾根内阁的“税制、行政、教育改革”；制定土地政策；建立健全而灵活的财政制度，充实社会资本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进行税制改革。 　　对防卫问题，他主张贯彻专守防卫、非核三原则及文官控制制度，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1988年2月22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不做军事大国是日本的国策，并在访问朝鲜和中国时重申这一原则。与此同时，他强调，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和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遵循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规定，从质的方面提高防卫力量。舆论认为，竹下内阁不像中曾根内阁那样锋芒毕露，给人以鸽派印象。 　　多对外政策方面，他表示将继承中曾根路线，并起用中曾根派的字野宗佑为外相，特请中曾根筹建“高水平”的和平战略研究机构，为其外交政策出谋划策。但从他上台后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及展开频繁的出访活动看，逐渐突现出与中曾根有别的竹下色彩。 　　首先强调推行和平与诚实的外交。竹下登在《创造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经济国家》一文及施政演说中说，要立足于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形成多边而开放的市场，使日本的发展寓于世界繁荣之中。 　　其次是，他主张以日美友好为基轴，加强与自由世界的连带关系。他强调为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繁荣，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乃至解决世界范围诸问题，都必须与美国紧密合作。他把缓和当时日趋紧张的日美经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因而上台后根据美国的“要求”，为美国挑担子：一是出席东盟首脑会议和访问菲律宾，许诺为创设“东盟、日本开发基金”3年内提供20亿美元；为协助阿基诺政府稳定政局，决定提供800亿日元贷款及用于修路的140亿特别日元贷款。二是1988年1月访问美国，并作出了一系列许诺：修改旨在增加驻日美军经费的特别协定。②关于向美国开放12种农产品市场问题，原则上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议。③同意美企业参加特定公共事业等。三是1988年2月25日赴南朝鲜，参加卢泰愚的总统就职仪式，并与卢泰愚举行了会谈。就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汉城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成立21世纪委员会设想，贸易逆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特别是，对卢泰愚要求为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搭桥”问题，竹下表示了想积极起中间人作用的热情。 　　第三、重视亚洲政策。1982年竹下曾强调“亚洲重点主义”为其一贯主张，日本应在亚洲发挥巨大作用。竹下登上台后强调，在以日美协调为基轴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以增进与韩国、中国、东盟等邻国的关系为主要课题，积极进行经济合作。他说日本的“故乡”基点是亚洲。将来，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平等的地位齐聚一堂，举行太平洋国家首脑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对苏强调一贯的基本方针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而后缔结和约，建立真正相互理解为基础的稳定关系，并继续根据这一方针，努力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树立友好睦邻关系。 　　第五、竹下登的对华态度具有适应形势变化的特点。从历史上看，他曾追随“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派，但在田中角荣势力上升，发展中日关系已是大势所趋时，他加入了田中派，并积极支持田中恢复中日邦交的方针。此后，他3次参加自民党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在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上，竹下内阁态度较积极。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例如，关于侵华战争问题，他说：“对战争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种种评价，有的认为是侵略战争，有的认为是偶发事件。”又如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表示不管以正式还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该神社将于1988年4月举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对沿袭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参拜问题，表示将视中国的反应和国内的动向再做最后决定。但他解释参加“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动机时，他说是以朴素的感情，去追悼战死者及祈祷和平。再如对光华寮问题，1987年10月，他在自民党右翼政客组织“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召开的会议上说：“日中联合声明是日中关系的根本，”但不论对光华寅或对防卫费突破1％的问题，日本都要采取该说的就说，求得对方谅解的态度。“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3次表态，均反复强调”三权分立“，谋求”中方理解“，由双方努力解决等主张。 　　1988年春天，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国”，“芦沟桥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历史的谈话，竹下对此并不以为然。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作出明确的回答。竹下首相为此召集多次国会会议，在会上他对此事既不肯谈他对侵略定义的见解，也不肯触及天皇的战争罪责。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和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将会直接损害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不良后果。 　　日本国民对政府不珍视日中友谊的言论表示不满。竹下首相自感无言以答。5月13日，国土厅长官奥野在国内外双重舆论的压力下向首相提出辞呈，竹下虽留恋旧情，但也不得不同意奥野辞职，任命早稻田大学同窗学友海英勇接任。 　　奥野的辞职使政府的基础受到了一定损伤。竹下登首相自奥野辞职后，竭力设法挽回不良影响。正当他企图巩固政权，欲展宏图之际，1988年爆发了日本产业公司“里库路特公司”贿赂政界、财界和新闻界的特大贿赂案。这一丑闻使竹下登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 　　6.8　“里案”的结局 　　里案逐渐曝光，水落石出以后，人们无不感到欣慰。然而，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东京地方检察厅的调查结论却令人大失所望。 　　5月29日，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并决定向法院起诉17人，其中国会议员仅2名，其余免予起诉。6月12日，法务大臣谷川和穗和法务省刑事局局长根来泰周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此作了说明，认为：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向76人转让该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3名国会议员，但此次转让离股票正式上市还有1年零10个月，不能认定该股票一定能带来经济利益，故不能构成行贿受贿罪；1986年9月至10月该公司又向79人转让即将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13名国会议员，但除藤波孝生、池田克也外，其余人接受股票转让与其职权范围无必然联系，不能证明其中存在等价交换关系，因此不能认为是行贿受贿；至于政治捐款，除被起诉的4名议员秘书外，尚未发现其他人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 　　旧本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法律上无明确规定时，有罪也不定罪。检察部门和司法当局往往利用这种法律条文上的模糊性和漏洞，为那些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官僚的渎职行为开脱罪责。例如，在日本的《公务员法》和《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资金”无明确界定，因此法院往往把贿金认定为政治资金，变有罪为无罪；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捐款虽有一定限额，但是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个人向政党或政治资金团体捐款超过1万日元就要申报，但向一般政治团体（自民党议员和各派阀都有此类专以集资为目的的团体）捐款，其申报基数为100万日元；至于近几年来泛滥成灾的所谓“政治宴会”，纯属集资活动，但在该法上无一限制性规定。除以上法制上的疏漏外，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也使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渐趋失灵，司法部门偏袒或姑息政治家渎职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检察当局就更易受行政权力的操纵。从日本战后发生的“煤矿国家管理法”案（1947年）、“造船”案（1954年）、洛克希德案（1976年）等大案的查处看，即便是行贿者和涉嫌政府官员受到某种处罚，除涉嫌政治家田中角荣等少数人外，多数人受到包庇，或判无罪。里案的案情更有特殊性，一是股票的转让与交易，无论是在《商法》、《所得税法》，还是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都无严格限制，有空可钻；二是尽管有16位国会议员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让，并通过转让获得利益，但里库路特公司的行贿是着眼于未来，放长线钓大鱼，因而在多数情况下，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钱权交易尚未见之以果，不好找到具体罪证。这就更容易使以权谋私的政治家们金蝉脱壳，溜之大吉。 　　但是，法制上的疏漏不能为政治家职业道德上的腐败行为提供辩护，广大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不信任也不能因此而烟消云散。因此，当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时，广大日本国民的期待化为泡影，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是失望和愤慨。日本社会党等在野党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检察厅的行动“雷声大，雨点斜，”虎头蛇尾“，”对政治家的读职行为追究不彻底“，”放走了首恶，草草收场。 　　7月23日，日本举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参院选举，广大国民迎来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回敬执政党的机会。不出人们所料，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党旗开得胜，执政的自民党惨遭失败。选举结果，自民党30多年来在参院一直占据过半数席位的优势没有了，社会党等在野党席位的总数超过了自民党。 　　参院选举结果给政局带来了动荡，6月2日刚刚取代竹下上台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而引咎辞职，字野政权仅存两个月就不打自倒。风雨交加的自民党政权又不得不“换马”，由自民党内小派首领海部俊树出任新首相，这是1989年第3个自民党政权。 　　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换代的年份，裕仁天皇过世，明仁天皇继位，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平成”一词来源于中国《史记》“五帝本纪”中“内成外平”以及《书经》“大禹谟”中“地平天成”等语句，意在希望国内外和平安定。不幸，这个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腾，政局动荡，执政的自民党受到冲击和重创。原因何在？里库路特案件或许能告诉我们。 　　第7章　魂归异域的专制君主 　　——巴列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的伊朗国王礼萨·汗虽然宣布伊朗保持中立，但明显倾向希特勒德国。1941年，盟军进入伊朗，决定将礼萨·汗驱逐出境。在盟军的压力下，1941年9目16日上午9点多一点儿，当时的伊朗首相福鲁吉在众议院向主体议员宣读礼萨·汗的文告：“朕，伊朗国王，遵奉上帝和国家的旨意，在此庄严宣告引退，并让位给我的爱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继……”。9点30分，这个文告被众议院批准。10点多钟，礼萨·汗把他的长子巴列维叫到他的身旁，满怀深情地说：“如果你能够及时地宣誓就任国王，这是当务之急，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保住伊朗孔雀宝座。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要把你从国王宝座上撵走。所以，你就得要有耐心，并且善于审时度势，看风转舵。这次战争总会结束的。兰战争真的结束时，你一定要仍然是伊朗国王。到了那时候，你就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下午3点15分，巴列维在众议院宣誓就任国王：“腾，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国王，在上帝和祖国面前，谨向祖国和宪法宣誓效忠。”15年前，他父亲也就是在这里宣读过这样的誓词。 　　21乡的新国王巴列维宣誓就任国王后立即急匆匆地赶回王宫，去拜见被迫逊位的父亲。巴列维赶到王宫时，他父亲礼萨·汗已在10分钟前离开了王宫。踏上了流亡的征途。从此，巴列维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两年多以后，即1944年3月，礼萨·汗在流亡地毛里求斯岛死去，魂归异域。 　　礼萨·汗去世36年以后，他的继承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与其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逃亡异域，丧命异邦。 　　父、子两代国王，殊途同归，生命的结局竟然如此相象，耐人寻味，令人感叹。 　　7.1　继位前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年10月26日出生，在他出生前后的二、三十年间，伊朗的形势是这样的：伊朗的前身波斯正处在土崩瓦解的形势之下。（波斯1936年更名为伊朗）古代波斯帝国国势强盛，版图极大，曾从希腊、埃及和高加索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如今只剩下一小片国土，而且，领土面积还在逐年缩小俄国人已抢走高加索和阿塞拜疆，英国人霸占波斯湾，阿富汗脱离波斯帝国而独立。 　　当时，整个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是恺加王朝。这个王朝在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他们力所能及的统治，仅仅限于德黑兰及其近郊地区。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则是土匪横行、盗贼蜂起，有些人甚至公开叛乱。除了严重的内患以外，波斯帝国当时还忍受着痛苦的外辱：土耳其人、俄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纷至沓来，剥削压榨波斯帝国。在此波斯帝国苟延残喘、危在旦夕之际，悄加王朝的王室成员却自暴自弃、竭尽全力用他们唯一的兴趣——寻欢作乐在加速恺加王朝的复亡。从1890年到1926年这30多年间先后在位的恺加王朝的国王是：纳斯尔—艾丁，穆萨法—艾丁，穆罕默德·阿里和索尔坦·艾哈迈德即悄加王朝的末代国王。 　　纳斯尔—艾丁国王几乎把所有时光浪掷在欧洲各地。他是欧洲大陆上所有温泉疗养地、赌场和夜总会的座上客。他挥金如土，每当御库里的钱被他花得囊空如洗时，他就出卖国家主权换取金钱供他挥霍。他先后拱手送给英国人的租让权就有：修建铁路、开采除珍贵金属以外的所有矿物、开发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掌管二十五年内的关税收入等等。这样一来，波斯帝国更加积贫积弱。1896年，纳斯尔—艾丁国王遇刺身亡。他的儿子穆萨法—艾丁国王登基继位后，亦步亦趋地效法他父王的榜样，更变本加厉地卖国求荣、肆意挥霍。1906年，穆萨法—艾丁国王去世，穆罕默德·阿里国王继位，他的统治比起他的前任国王来说并无丝毫进步。这时波斯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变乱纷扰的状态之中，骚乱与日俱增。 　　而在此时，英、俄两国趁火打劫，着手瓜分波斯。1907年8月，《英俄协定》签字，两国划分了各自在波斯的势力范围：俄国人攫取北部，英国人侵占南部，波斯帝国只剩下中间一条带状统治区域，波斯国王越来越控制不了局势，1908年秋天，大批叛乱分子进入德黑兰，国王穆罕默德·阿里逃往俄国，另立他的十二岁的儿子索尔坦·艾哈迈德为波斯国王，支撑摇摇欲坠的恺加王朝。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形势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来到了人间。 　　1919年10月26日，礼萨·汗的继配、高加索一军士之女塔吉—奥尔—穆丽克在德黑兰一所独一无二的医院里，生下了一男一女的双胞胎：阿什拉芙和穆罕默德·礼萨，阿什拉芙比穆罕默德·礼萨早出生几分钟，是姐姐。穆罕默德·礼萨还有一位姐姐，比他大两岁，叫沙慕思，也是塔吉—奥尔—穆丽克所生。当时，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还不是国王，而是恺加王朝哥萨克骑兵旅的一名上尉，他正在波斯北方打仗。当他得知妻子生了个儿子后，立即兴冲冲地赶回首都德黑兰，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儿女。中年得子，礼萨·汗异常高兴。 　　礼萨·汗出身卑微，自幼丧父，他从小和母亲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从5岁起，他便给人赶毛驴。礼萨·汗虽说年纪小，个头却生得挺结实，而且性格倔强。14岁时，他参加了波斯哥萨克骑兵旅。礼萨·汗作战英勇，意志坚强，参军后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士兵步步晋升。到30岁那年，他已是一名上尉了。他带兵讲究纪律严明，打仗时总是冲锋陷阵，因此深得部下的拥戴。 　　巴列维出生后不久，礼萨·汗被提升为上校，又是波斯所有军队的副指挥官。当时，伊朗国势日衰，国家财政收入每况愈下，官僚作风腐败，部族之间纷争迭起，老百姓赤贫如洗、怨声载道。在这种形势下，礼萨·汗萌生了攫取政权的念头。 　　1921年2月21日中午，礼萨·汗率领2500名骑兵开进首都德黑兰，到下午3点钟，礼萨·汗已完全控制了德黑兰城，当时一滴血也没有流，同日傍晚，首相塞帕赫达尔—阿扎姆向国王递交辞呈，国王立即任命礼萨·汗的同谋者赛义德为首相。第二天，礼萨·汗被国王提升为督军，并接管了陆军部，这位新督军上任后，就把所有前任内阁大臣和首都的一些头面人物统统投入监狱，并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 　　1925年10月29日，礼萨·汗操纵的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废黜悄加王朝，并将权力移交给礼萨·汗。两天以后，就照此办理了；国王艾哈迈德的兄弟被放逐，礼萨·汗被任命为摄政。一个多月以后，12月12日，议会议员全体一致通过，将波斯国王、王中之王的孔雀宝座奉献给礼萨·汗将军摄政殿下。 　　1926年4月25日，48岁的礼萨·汗国王在古莱斯坦宫举行加冕典礼，当时年仅6岁半的王储、身穿戎装的巴列维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大典礼。 　　古莱斯坦宫就是恺加王朝的“一千零一夜”的所在地。那里到处挂着威尼斯式明镜，显得格外灿烂辉煌。宫内大理石雕、金银器皿、玛瑙水晶、织锦缂丝等奇珍异宝，都在俯拾之间，宫内越发显得富丽堂皇、美不胜收。 　　身材高大的礼萨·汗到达古莱斯坦宫门口时，受到国内最显赫的达官贵人的列队迎候。礼萨·汗顺着巨大楼梯，拾级而上，随后进入御坐大厅，众臣都在那里诚惶诚恐地恭候着他。跟在礼萨·汗后面的，先是他的男性家属，其次是政府、议会的要员们及军队高级将领。礼萨·汗发表了演说，演说时掌声不绝于耳。随后，首相给礼萨·汗两肩披上了象征着权力和光荣的一块金色的布，并把镶满宝石的金球王杖授给他。最后，礼萨·汗接过首相递给的王冠戴在自己头上，当上了波斯国王。而他的前任，悄加王朝的末代国王，这时候恰巧在法国臭纳死去了。身着戎装的巴列维、站在观礼的人群中间，瞪着他那双充满稚气的大眼睛，好奇地目睹了这个壮观的场面。眼前的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鉴于骄奢淫逸的作风导致了恺加王朝的垮台，礼萨国王在生活上、学习上对儿子巴列维要求都非常严格。礼萨国王专门为巴列维开设了一所初级军校，让巴列维学习文化、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所军校的学生除巴列维外，全是高级军官的子弟。礼萨国王深恐他的儿子变得多愁善感、软弱无能，将来没有能力继承王位，所以他便想方设法，非要在朝廷内外把恺加王朝里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彻底根除不可。礼萨国王以身作则，身上总是穿着朴素无华的军官服，脚上穿的是家里编织的袜子，膳食也十分简单，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标准食谱。礼萨国王除了要他的儿子养成艰苦生活的习惯以外，还要求他孜孜不倦、勤奋工作。礼萨国王在这方面也为自己的儿子作出了榜样：礼萨·汗每日清晨5点起床，即使是星期五放假也是如此。上半天照例阅读报刊和报告，接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十一点半同家人共进午餐，餐后在花园里散散步，到下午两点三十分，又开始接待来访者。一般八点进晚餐，十点上床睡觉。为了使自己的政权能够延续下去，礼萨国王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巴列维。 　　1931年5月，12岁的巴利维结束了他的初等教育。礼萨国王决定要及时送他到欧洲去深造。礼萨国王煞费苦心地选择了中立国瑞士的勒·鲁塞学校，这所学校素以高度的学术水平驰名欧洲，教师都是精心选聘的。这所学校位于日内瓦湖畔，大约在1880年由一个比利时人所创建，是瑞士最负盛名的一所私立学校。巴列维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四年，在这期间，巴列维埋头读书、专心致志，各门功课的成绩还都不错，尤其是体育运动更为出色，他喜爱足球、滑雪、拳击，还多次获奖。在瑞士，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5年后，1936年巴列维学成回国，礼萨国王见到他简直不敢相认了，眼前的儿子体格强壮，阔嘴巴，凸颠骨，鹰勾鼻，有着一对深邃莫测的眼眸，显得神气十足。老父亲礼萨国王高兴得把儿子高高地举了起来。 　　从瑞士回到伊朗几个月之后，巴列维遵照父亲的意旨进入德黑兰的一所军事学校，接受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两年后，到1938年，巴列维被任命为第一陆军中尉，担任军事视察职务。为了弄清楚巴列维是否确实在忙于工作，礼萨国王经常把他召到自己身边来了解情况，并且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不久，国王在大庭广众露面时，身边总是带着巴列维，还让巴列维陪着他到全国各地视察。有时候，礼萨国王在某些事情上竟然请教儿子，巴列维说得有理的意见礼萨国王便立即照办。这样，巴列维简直成了见习国王。礼萨国王这样培养已列维不是没有道理的，礼萨国王年事渐高，而且有病在身，他要手把着手地教儿子怎样做一位合格的国王，以便将来能够独立挑起国王的重担，做自己的接班人，继承自己的事业。 　　但时间一长，礼萨国王发现儿子的自信心不强，而且老是往夜总会跑，有时候还驾着他那辆豪华赛车一连好几天不见影子。尽管礼萨国王时常象布道似的给儿子讲自己的处世哲学，但收效甚微。礼萨国王担忧自己一旦去世，儿子也许就难以维持统治了，自己的宏伟大业也将毁灭殆荆礼萨国王担心儿子效尤恺加王朝的那种骄奢淫逸的风气，他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儿子早日成熟起来，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礼萨国王忽然计上心来：莫非婚姻这个办法最灵验，用这个办法也许会叫这个小伙子头脑清醒一些吧？ 　　1938年，巴列维19岁那年，礼萨国王决定给他娶亲。这位王储不仅长得异常俊美，而且富裕阔绰无比，德黑兰城里的美貌女郎都喜欢和他亲近。当时有人议论他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但他却满不在乎。老国王担心儿子真的在那帮姑娘中爱上一个，而这是根本不许可的事情。巴列维必须同皇室联成姻亲才行，换句话说，巴列维的婚姻必须是一种政治性婚姻：不是加强一个现有的联盟，那就得另外建立一个新的联盟。因此之故，礼萨国王开始派人四处物色未来的儿媳妇。他秘密地派出使者，查访了所有穆斯林国家的宫廷，因为伊朗的未来的王后非得是一个穆斯林不可。如果信仰异教，首先伊朗老百姓通不过。 　　经过多方查访，最后礼萨国王选中了埃及国王法鲁克的妹妹芙吉娅公主。当时芙吉娅芳龄17岁，长得妩媚动人。她和巴列维一样，也到欧洲留学过，深受欧化思想影响。当1939年初她从欧洲滑雪旅行归来时，两国国王已达成了一项儿女结亲的协议，尽管此时这对年轻人还没有见过一面，而且彼此对对方都是一无所知。很快，他们就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新娘的嫁妆足足装满了200箱，专门用一架飞机运到德黑兰。 　　第二年，1940年10月26日，礼萨国王又一次欣喜若狂：芙吉娅怀孕了。礼萨国王记得巴列维的生日也是10月26日，这是一种吉兆！年迈的国王对此深信不疑，儿媳妇肯定会生一个男孩。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儿媳妇临产的一天。那天上午，医生愁眉苦脸地从产房里走出来，报告说芙吉娅生了一个女孩。巴列维听说生了个女孩感到万分高兴，因为他本来就想要一个女孩。可是年迈的礼萨国王闻讯后却暴跳如雷，大生闷气，并且把原来要举行的盛大庆祝宴会也全部取消了。芙吉娅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极为气恼。 　　婚后不到一年，巴列维夫妇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巴列维虽然喜欢年轻美貌的妻子，但他风流惯了，有时免不了心猿意马，干出一些寻芳猎艳的事来，从芙吉娅方面说，尽管她竭力做到自己的行动光明磊落，无可非议，但她毕竟过惯了那种奢侈靡丽而又温文尔雅的高贵的王族生活，对繁杂粗俗的德黑兰感到格格不入。1944年的一天，芙吉娅当场抓住正在同情妇做爱的丈夫。第二年春天，她就借口回埃及探亲，离开了伊朗。不久，芙吉娅就提出了同巴列维离婚的要求。但直到1948年，宫廷才发表公报宣布他们离婚。 　　就在芙吉娅为巴列维生下一个女孩后不久，1941年9月16日，礼萨·汗国王被迫逊位，巴列维正式继承王位，开始了他的专制君主的新生活。 　　7.2　猛醒与振作 　　巴列维虽说登上了国王宝座，但他实际上却无权可言。盟军依然驻扎在伊朗，许多重大决定都由不了巴列维作主。那时候，王宫里冷冷清清，整个宫廷笼罩着一片阴郁凄凉的气氛。巴列维时而感到自尊心受到损伤，羞愤难言，时而又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于是，他纵情于声色逸乐之中。经常有一些浓妆艳抹的漂亮女人被悄悄送进王宫，那花费自然是很大的。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夜总会，有时玩腻了，就找人打牌赌钱，玩它个通宵达旦。就在巴列维纵情于声色逸乐之中时，成千上万的伊朗老百姓却处于饥馑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相继撤出伊朗。但巴列维没有抓住时机竭尽全力去治理国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猎艳寻芳以及开赛车、骑马、打牌、开飞机，直到1949的2月4日，一个名叫法克赫尔·阿拉埃的青年在德黑兰大学台阶上谋杀巴列维，向他射了五颗子弹，这才使他从浑浑噩噩之中猛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身负的重任。 　　1949年2月4日是德黑兰大学成立14周年纪念日，德黑兰大学是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国王于1934年建立的。在德黑兰大学校庆之日，巴列维国王将发表演说。当天下午3点多一点儿，巴列维国王的车队驶进德黑兰大学校园。巴列维下车后，同迎候多时的校长、各系系主任和教授等一一握手，然后一起向大厅走去。当巴列维国王昂首阔步地踏上台阶时，许多摄影记者一齐端起照相机，站在红地毯两侧抢拍镜头。这时，有个名叫法克赫尔·阿拉埃的记者正站在靠近第一级台阶的地方，他打开照相机，仿佛要把里面的胶卷取出来。不过，取出来的不是胶卷，而是一支小号左轮手枪。这时，他站在离巴列维国王不到两米远的地方，他顺势把左轮手枪藏在照相机后面，动作利索地给手枪装上了子弹。哒！哒！哒！ 　　三发子弹接连发出了，巴列维国王的帽子好象突然被一阵狂风刮跑了，他立时站在原地，身子摇摇晃晃，仿佛就要摔倒似的，不过，他马上重新挺起身来，脸就象死人脸一般惨无人色，转身面对着那个恨自己笨手笨脚、行刺未成的刺客，离得越来越近。尽管巴列维国王从脸部到脖子都是鲜血淋漓，这三颗子弹真象神话里的奇迹一般，只是从他的脑壳边轻轻地一擦而过。 　　按理说，对于任何一个在场的人来说，首先要采取的行动就是赶快抓住刺客，并缴掉他手中的凶器。可是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头脑清醒地采取这样的行动。枪声一响，大家都愣住了、惊呆了，接着，一转眼功夫，在场的人又乱作一团。 　　不论警察、卫士也好，大学教授和内阁大臣也好，还是那些胸前挂满勋章、自备大号左轮手枪的军事将领也好，全都抱头四处逃窜。他们用胳膊时你推我揉，你踩我踏地拼命挣扎着，恨不得逃出这个亡命之徒的射程范围到安全的地方去。这么一来，现在就只剩下国王和刺客——这两个人面对着面，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圈子中间，一个手持武器，另一个赤手空拳。 　　他的两只眼睛早已模糊不清，鲜血正沿着他的面颊往下淌。 　　法克赫尔·阿拉埃第四次扣板机时，巴列维国王顿觉眩晕欲倒，两只手捂着面孔。这时，法克赫尔·阿拉埃渐渐紧逼过来，眼看着就要下毒手了。巴列维国王看来就要完蛋了，因为从他右颊和鼻子底下，鲜血突突地流个不停。这时，他只好自个儿拼命挣扎，也许还能侥幸活下来，蓦然间，他定神一看：对方的武器是6.35毫米镶着象牙枪柄的自动手枪，这种手枪通常装六发子弹。法克赫尔·阿拉埃当场临时装进子弹，这就是说那把手枪原来是空膛，所以现在枪膛里剩下的子弹再多也多不过六发。巴列维国王用惊人的自制力量，将对方已打过几枪计算了出来。最后，巴列维断定那把手枪里充其量最多只剩下两颗子弹了，他两眼死盯住他的仇敌，并用迂回的方法向刺客冲去。只见巴列维从左边跳到右边，又从右边蹦到左边；忽地一下蹿上台阶，忽地一下又跳下台阶，作出种种突然的动作，极为迅速敏捷地左躲右闪。法克赫尔·阿拉埃打出了他的第五颗子弹，巴列维肩头上顿时又冒出一股鲜血来。此时法克赫尔·阿拉埃正好作近距离平射，如果此时不出现意外的话，刺客将万无一失地射中巴列维，也许这一枪就会要了巴列维的命。可是法克赫尔·阿拉埃一个劲儿地扣动板机。可就是打不响，原来手枪卡壳了。于是刺客摸紧手枪管，拼命猛地向前冲去，用手枪柄狠揍巴列维。 　　直到此刻，所有在场的人才恍然大悟：法克赫尔·阿拉埃再也不是一个危险人物了。他们好象胆子又壮了，开始凑拢过来。刺客见势不妙，拔腿逃跑。突然，一声枪响，刺客应声倒地，这一枪击中了刺客的腿部。这是萨尔法特将军打出的一枪。不过一转眼，刺客又站了起来，踉踉跄跄、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然后用一种蔑视的姿态，把他的手枪向巴列维国王的罗尔斯——伊斯轿车扔了过去，接着高举起双手大声嚷道：“我投降！” 　　这时，刺客已被国王的汽车司机阿斯拉姆一把逮住，警察和一、两个军官也都拔出他们的手枪来，“不许开枪！我要捉活的！”巴列维国王下命令道，可是他的话好象谁也没有听到似的，呼！呼！两声枪响，刺客应声栽倒在地，因伤重当场死去。后来查明，这位刺客名叫法克赫尔·阿拉埃，28岁，是伊朗人民党的成员。 　　巴列维国王虽然多处受伤，但伤势都不严重，这几颗子弹仅仅擦伤了他的面颊、耳朵和肩膀，他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躲过了死神的威胁。十几分钟后，巴列维国王被送到了医院。 　　在医院，只用了个把小时，医生就为巴列维国王检查完了身体，缝合了伤口，然后，巴列维国王便回到了王宫。 　　1949年2月间，巴列维国王遇刺以后，曾经卧床休息了好几天，在这其间，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昔日是一个花花公子，沉迷于女色之中，热衷于赛车、开飞机，又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冒失鬼；可现在呢，他生平头一遭觉得自己的生命该有多么珍贵、多么重要埃他仿佛又成为一个堂堂正正，既有权惩罚，又有权赦免的国王了。巴列维决心借这次自己遇刺受伤的机会，以此为借口，采取行动，强化自己的统治，把反对他的人都给彻底搞掉。 　　巴列维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镇压反对派，在全国各地进行大搜捕。许多左派政党包括伊朗人民党的领导人都被投入了监狱。巴列维还颁布了戒严令，禁止反对派的活动。封建势力则被告诫要同国王站在一起，以便制止“颠覆活动”。 　　在严厉镇压伊朗人民党和反对派的同时，巴列维还假惺惺地做出仁慈为怀、宽恕待人的样子，释放了被捕者中的一些嫌疑犯，以此来收买人心。 　　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巴列维国王还加紧控制舆论，向众议院提出了一个限制新闻报道自由的法令，这个法令规定，今后凡是有关国王或王室其他成员的侮辱性的言论，都将认为是犯罪行为，警察当局如发现哪家报纸有这样的言论，就将立即查抄这家报社，并逮捕它的发行人和有关记者。这样一来，舆论自由全部被扼杀了。 　　为了加强国王的特权，巴列维还下令要求半数议员由他自己指派的参议院以后应和必须经过选举才能产生的众议院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不是象以往那样他所控制的参议院仅仅徒具其名、形同虚设。此外巴列维还操纵两院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规定，巴列维国王有权，或通过一个单项法令，单独或同时解散两院。这样一来，巴列维国王便大大削减了议会的权力，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他的专制统巴列维国王还采取措施，尽力拉拢、控制军队。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到1949年底，年届而立的巴列维总算把他的国家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他逐渐成了伊朗政界的一位铁腕人物，他的专制统治也就从此正式开始了。 　　7.3　粉碎政变，孔雀宝座失而复得 　　巴列维虽然控制住了伊朗政治局势，但他的独裁专制统治却孕育着危机。 　　1950年初。由于伊朗同英国石油公司英伊公司的合同即将期满，双方进行了谈判。谈判的关键在英伊公司是否给伊朗政府增付费用的问题上。在议会里，一个以穆罕默德·摩萨台为首的民族主义组织，抨击这些交易，要求对石油进行国有化。摩萨台通过公布处于微妙阶段的谈判情况以及英伊石油公司的阴谋，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暴。与此同时，伊斯兰什叶派教士也担心伊朗会重新回到礼萨·汗国王当政时倍受外国人控制的时代去。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他个人的婚姻问题；一个是控制局势，巩固他的统治。 　　从1950年夏季开始，巴列维的姐姐阿什拉芙公主就开始张罗着为巴列维挑选王后。最后选中了19岁的索拉姬·埃斯凡迪亚里，她出身伊朗名门望族，在欧洲长大，长得细高挑儿，肤色浅黑，有一对杏仁样滴溜圆的碧绿眼睛，是个非常漂亮的美人。巴列维与索拉娅见面后，对索拉娅印象不错，不久便热恋上了索拉娅。1951年2月12日巴列维与索拉娅在王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从此，巴列维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婚姻生活。 　　在解决婚姻问题的同时，为了稳定形势，巴列维要军队铁腕人物拉兹马拉将军行使首相权力。几个月后，1951年3月7日，拉兹马拉将军在清真寺参加一个宗教仪式时被刺杀。 　　消息立即传遍德黑兰全城，人们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欢声雷动。拉兹马拉将军死后5天，即3月12日，巴列维国王任命侯赛因·阿拉为首相。侯赛因·阿拉因反对石油国有化而遭到各方面的反对，迫于压力，巴列维国王只好免去侯赛因·阿拉的首相职务，换上当时石油国有化的旗帜式人物摩萨台。 　　1951年4月29日。摩萨台正式就任首相职务。在他就任的第一天，摩萨台就主持议会正式通过了关于石油国有化的法令，这就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热情的浪潮，而军队和王室对此却无比忌恨。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使伊朗上层阶级和一些西方国家变得紧张起来，他们再次转向支持国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扎希迪将军阴谋发动政变，而扎希迪的后台老板就是巴列维国王。他们想把摩萨台赶下台，由扎希迪接任首相职务。 　　1953年8月15日晚，扎希迪将军按计划开始行动。但由于摩萨台事先已得到情报，政变流产了。扎希迪漏网逃脱，其余的政变策划者几乎全被逮捕。第二天凌晨，摩萨台发表了广播讲话：“昨天晚上，发生了一次政变，妄想推翻现政权。 　　现在，这些奸贼绝大多数都被拘捕入狱。只有扎希迪等一小股人逃掉了。如有人捕获扎希迪，我就赏给他五十万里亚尔。 　　参预政变的好贼，统统都要处死！“ 　　巴列维国王参与了这次政变，而且给摩萨台留下了人证物证：口袋里装着国王免去摩萨台首相职务的命令文本的王宫卫队司令奈梅托拉·纳西里上校，8月15日晚十点半钟到摩萨台的邸宅去捉摩萨台时，被早有准备的摩萨台调来的军人给活捉了。这一切，都被摩萨台通过新闻媒介公之于众。这一下，全国的报纸向巴列维国王发起了猛烈攻击，把他称为“所有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死敌。”巴列维国王在政变之前为了避嫌，以妻子索拉姬身体虚弱、需要疗养为借口，飞往里海之滨的腊姆萨尔去静候政变的成功。出乎巴列维国王意料的是，政变流产了，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消息传来，巴列维国王别无选择，只好尽快出逃，躲避这次杀身之祸。巴列维国王与妻子索拉姬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在腊姆萨尔登上了国王座机，飞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1953年8月16日，在令人眩目的晌午的骄阳的照耀下，一架不明国籍的双引擎飞机，突然出现在巴格达机场上空。这架飞机既不公开申报自己的身份，也不想同机场指挥塔台取得联系。当时，机场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伊拉克人正在迎候他们年轻的国王从某地视察归来。 　　转眼之间，这架“山毛榉”式双引擎飞机骤然下降，然后徐徐滑行到巴格达机场的一个最冷僻的角落。坐在一辆小吉普上的警察，怒气冲冲地开到了刚刚停稳的飞机旁，隔了一会儿，又飞也似地往回开去，吱嘎一声，停在机场经理办事处前面。一位职员跳下汽车，快步走入机场经理办事处的办公室，抓起电话机，向此刻正在机场迎接国王的伊拉克外交大臣赛义德喀里尔·肯纳报告。由于内心非常激动，这位职员这会儿简直是气喘吁吁地对喀里尔·肯纳大臣说：“阁下，有一架伊朗飞机在这儿刚刚着陆。这架飞机上，有三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他们谁都不肯向我通报姓名。可是，他们一获悉我们这里正在迎接陛下圣驾，他们就说他们非常紧迫地要求同陛下直接晤谈。这简直叫我束手无策，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请您指示。” 　　喀里尔·肯纳立即同那位机场经理一起跳上小吉普，他们掉转车头，风驰电掣般疾驶到那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跟前，喀里尔·肯纳外交大臣打飞机舱门往里一望，大吃一惊、瞠目结舌：紧挨着飞行员坐着的那个男人，不就是当今伊朗国王吗？ 　　不速之客巴列维国王认出了喀里尔·肯纳外交大臣，便首先做解释说：“我现在请求在贵国避难，但仅仅是几天罢了。 　　因为，我迄今并没有逊位。“说完，他就把他的飞行员和侍从副官介绍给伊拉克外交大臣。接着，他用一种低沉无力的声音补充道：”我这次飞往国外，可以说在事先是完全没有计划的。“ 　　喀里尔·肯纳大臣往飞机的后舱扫了一眼，所见到的情景，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各式各样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扔在座位上，索拉娅身穿棕色亚麻布服，萎靡不振地坐在后舱角落里的一个座位上，脸色苍白，显得精疲力竭似的。在她座位后面，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箱子，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外交邮袋和一只珠宝箱。 　　“照这么看来，摩萨台终于赢啦。”喀里尔·肯纳大臣自言自语他说，但是，尽管是这样，作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喀里尔·肯纳深知：不管伊朗是谁掌权，伊拉克作为伊朗的邻国，一定要与这个邻国保持和睦关系。基于这种考虑，喀里尔·肯纳大臣还是毕恭毕敬地探问伊朗国王陛下有何指示，并试探着问：“我该不该通知陛下驻巴格达大使？” 　　“不必麻烦您通知了。”巴列维国王知道伊朗驻伊拉克大使是摩萨台的亲信之一，所以他作了这样的答复。 　　“在陛下逗留敝国期间，我想请您下榻敝国王宫之一的哈卜宫，您说好吗？那儿是敝国的国宾馆。” 　　“随您看着办吧。”巴列维国王说罢，耸耸肩膀。 　　过了一个小时后，这些流亡者坐上一辆官方的漂亮的小轿车，并在一辆摩托车的卫护下，离开了机常到达国宾馆时，巴列维国王一行人还接受了仪仗队的致敬。两小时以后，忽然禀报说费萨尔国王御驾前来会晤。急得索拉娅转过身去对喀里尔·肯纳大臣说道：“此时此地，我这样衣冠不整，怎能接见伊拉克国王陛下呢？” 　　喀里尔·肯纳大臣要她大可不必介意，说：“陛下当然知道您可不是参加时装展览回来呀。” 　　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上都出现了惊人的新闻标题：“伊朗国王下台”，“巴列维国王失去了伊朗孔雀宝座。” 　　然而，局势突然发生了骤变。扎希迪在政变流产的当天晚上仓皇出逃，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派遣人员见了面。他们都不甘心这次失败，密谋了又一个政变计划。结果，靠着大量金钱的收买，扎希迪在1953年8月18日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这时距离前一次政变流产只有三天的时间。 　　1953年8月22日，巴列维夫妇乘飞机回到德黑兰。他走下飞机，同扎希迪热烈拥抱，并向其他人招手致意。随后，他钻进防弹汽车，向王宫驶去。巴列维国王重新登上了伊朗孔雀宝座，这不仅是他的一次政治上的大胜利，而且在心理上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巴列维国王从此变得更加冷酷无情起来。 　　巴列维国王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他重新登上孔雀宝座后，就大搞镇压活动，对摩萨台的支持者和爪牙大肆追捕。同时还在内阁各部和政府机构进行大清洗、大换班。这样用了两年多时间他的统治才进一步巩固下来。 　　但是，此时另一个问题又困扰着巴列维，这就是，巴列维与索拉姬结婚两年多后一直没有子嗣。而巴列维的弟弟阿里·礼萨在1954年10月的一天因飞机失事而丧生。巴列维的六个弟弟中，按照伊朗宪法，只有阿里·礼萨可以继承王位，其他五个弟弟的母亲是恺加王室出身，无权继承王位。阿里·礼萨去世后，巴列维膝下没有子嗣、王位后继无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索拉姬平时任性放纵，王室的那班女眷都和她相处不好，再加上她婚后几年都未给国王生下一男半女，索拉娅就更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巴列维国王却深爱着索拉娅，他想方设法解决索拉娅不能生育的问题，但都没能成功。 　　这下这个问题便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为了保证礼萨王朝香火不绝，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巴列维国王只好忍痛割爱，同意另娶妻室。索拉娅出于无奈，只得同意离婚。 　　1958年3月，巴列维宣布与索拉娅正式离婚。索拉娅的像片被从全国各地城镇乡村给撤了下来，换上了国王亲笔写的一篇充满着诗情和歉意的离婚文告。为了弥补索拉娅的损失，巴列维给了她一大笔津贴，并将她命名为“伊朗王国公主”。不久，索拉娅就移居瑞士。 　　1959年12月，巴列维与索拉娅离婚一年多后第三次结婚。新娘法拉赫·迪巴是位21岁的留法学生，父亲当过外交官。巴列维是在访问巴黎期间与她结识的。法拉赫王后不负王室的期望，在婚后10个月，即1960年10月31日生下了一个男孩。当巴列维得到自己有了子嗣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他立即宣布：全国放假两天，减免百分之二十的捐税，赦免98名罪犯。当天，礼炮声晌彻德黑兰城上空。 　　巴列维国王后继有人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王朝的统治，缓和阶级矛盾，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白色革命”上。 　　7.4　“白色革命” 　　“白色革命”是巴列维在1962年发动的。所谓“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它的发动背景是：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虽然享有石油开采权的石油公司付的钱比过去多了，但贪污和无能严重消耗着国家收入。新贵阶级同封建地主的权力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银行，缺少流动资金的商人只得借债，但借债利息高得令人吃惊。失业在增加，社会和政治动乱在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拟出了“白色革命”的6条原则，于1963年1月26日提交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陆续增加到12条。这12条的主要内容是：1.废除佃农制，凡是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均应重新分配给农民所有。2.全部森林属于国家所有。3.将所有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4.这些出售的企业所获利润，应由劳资双方分享。5；修改选举法，准备实行普选，特别是妇女都要参加普选，6.要建立一支知识分子大军，凡是应服兵役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均可担任教师。7.要建立一支由各科医生所组成的卫生工作者大军，到农村去进行免费医疗工作。8.要建立一支促进农业发展的大军。9.在所有的农村，都要建立公正的法庭。10.全部水利资源属国家所有。11.制定全国性城乡建设的规划。12.改组所有政府机关，行政权力下放，并全面改进国民教育。 　　巴列维的这些改良主义措施，是他早就有的一项宏伟计划，即引导伊朗脱离中世纪的落后状态，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计划的头一步。但“白色革命”在执行过程中并未取得预期的收效，在某些方面还使巴列维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和不可克服的阻力。 　　土地改革计划得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它对封建地主和贵族产生了政治影响，多少世纪以来破天荒第一次使他们处于崩溃边缘。当时，拥有2000个村庄的封建大地主家族就有27个。巴列维在几年内把占伊朗可耕地四分之一的125万英亩土地，分配给了3万多户农民。但是，农民们发现，由于国王下令实行“农商”组织形式，他们必须把刚领到的地契换成有名无实的股票，然后在这种新的集约农业企业中成为领薪水的职工。他们的幻想破灭了。对他们来说，土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股票仅仅是一张纸片。一下子被拉进政府办的合作社的农民，同样灰心丧气。 　　他们纷纷离开村庄，流入城市寻找工作。国王的计划遇到了麻烦，农业产量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取得长足进展。 　　在促进现代化方面，油轮码头、大型贮油库和石油化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76年伊朗原油产量达1.9亿吨，占中东第一位，世界第四位。1976年石油产量为2.948亿吨，出口2.722亿吨，当年出口石油收入达234亿美元。铅矿、铜矿、铁矿和煤矿，都进行了大力开采。钢铁厂以及其它金属冶炼厂，产量也都在不断增长。从1971年到1973年，伊朗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百分之十四点三；974年猛增至百分之四十。伊朗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到1977年人均收入已达2200美元。此外，在交通、电信、电力、社会福利、卫生、教育等领域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60年伊朗小学入学人数为27万，到1977年超过1000万人。文盲也从百分之八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五。1977年，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有了自己的住房。 　　经济的繁荣使腐化之风迅速蔓延。王室成员靠充当中间人捞取巨额合同佣金，他们常常是通过他们掌握多数股票的公司进行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军官也利用职权，收受大笔贿赂。赌博机构和娱乐场所到处出现，吸毒者日益增多。由于进口先进技术，外国技术人员随之大批流入，加速了伊朗都市生活的“西方化”。西方影响几乎渗透到每一个领域。 　　尽管伊朗的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对于一小撮富有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是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他们发了大财，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民，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贫如洗，百病成灾。 　　巴列维笃信他的“白色革命”能使伊朗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从而使他的经济坚如磐石。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现代化计划速度大快，从而破坏了国家整个经济的平衡。他美妙的梦想超越了国家的现实，因此他也就忽视了群众的愿望，看不起教士，既敌视世界，又敌视自己的人民。特别在他当权的最后两年多中，即1976年到1979年之间，他的军备政策，他的家属及随从的腐化，他的独裁统治，就象癌细胞一样吞噬着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所以，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并推动了伊朗社会的发展，但这一切都未能使他最终免于垮台，未能使他终生并永久地保住孔雀宝座。 　　7.5　与反对派领袖霍梅尼作殊死搏斗 　　1963年6月5日，巴列维国王在德黑兰的萨达巴德宫凭窗眺望，忽然望见城南远处有一股股黑色烟柱正在突突地向空中升腾，然后又在空中向四周围扩散，弥漫在德黑兰南边的下城区的上空。显然这是巴刹（商业区）起火了。 　　巴列维国王想起来了，6月5日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信徒举行宗教仪式，悼念侯赛因教长的日子。侯赛因教长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后来根据哈里发·叶兹德的命令而遭到杀害的。每逢这个忌日，也就是6月5日，人们一想起当年这个篡权者叶兹德侥幸取胜，赢得合法继承人的往事，愤怒与哀恸便交织在一起涌上心头，什叶派信徒便纷纷到清真寺举行悼念仪式。望着眼前的大火，巴列维心头不觉掠过一道不祥的阴影，一个最使他感到头疼的反对派领袖的名字立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定是他捣的鬼。这个人便是霍梅尼。 　　霍梅尼是伊朗的大阿亚图拉即宗教领袖之一，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的旁系后裔，即什叶派教徒最崇拜的十二个伊玛目（政教首领）中第七个伊玛目的后裔。霍梅尼于1902年出生于伊朗内地的一个小城镇。霍梅尼未满周岁时父亲就遭杀害，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是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的密友，这便使霍梅尼与巴列维先天地结下了仇恨。霍梅尼父亲死后不久，他母亲也撒手人寰，他不得不依靠兄嫂度日。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使霍梅尼养成了内向而执拗的性格，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了思考政治问题的习惯，立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他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为终生信仰，19岁时就进入阿拉克的一所神学院学习。第二年，他的导师到圣城库姆主持神学院，他也跟着去了。在库姆，他潜心钻研伊斯兰教经典，并对东西方古典哲学很有兴趣。他认定，伊斯兰教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教条，只有通过掌握政权才能得到全面的实行。在40年代初，他写成《秘密的发现》一书，第一次提出了伊斯兰政权的问题。60年代初，霍梅尼开始了同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斗争，他激烈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带头谴责“白色革命”，号召他的信徒起来造巴列维国王的反。巴列维国王憎恨霍梅尼，而且不隐讳这一点，他不放弃一切机会贬低霍梅尼。然而，霍梅尼也不是一个弱者，他对巴列维施加给他的压制予以加倍的回敬。 　　1963年，霍梅尼决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动一次政变，他利用德黑兰各大清真寺作为活动舞台，接二连三地进行讲道，不断地攻击巴列维王朝的政权。不过，阿亚图拉霍梅尼在提到巴列维国王时，并不直呼其名，而是将巴列维比做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篡权者哈里发·叶兹德，用“今日的叶兹德”含沙射影地攻击巴列维国王。当时，霍梅尼去讲道的各大清真寺，气氛紧张，已到剑拔弯张的程度：信徒们一做完祈祷，就纷纷走上街头，大声高呼：“打倒叶兹德！”“消灭独裁者！”巴列维国王6月5日凭窗远眺看到的那股浓烟就是霍梅尼的信徒们施放的。 　　为了稳定形势，平息骚乱，6月6日巴列维下令逮捕了霍梅尼，并将他投入监狱。这个消息一传开，德黑兰的骚乱并没有被平息，却引起了更大的骚乱：德黑兰城各通衢大街，简直是人山人海，这些霍梅尼的信徒要求立即释放他们的宗教领袖。这些信徒焚毁汽车、洗劫商店、袭击办公大楼，闹腾了有三天的时间。到第三天，上街闹事的人从一万人增加到四万人。这些闹事的人手里挥舞着霍梅尼的画像，一路上见到什么东西都乱砸一气。要是碰见没戴面纱的女人，抓起石块就往这个女人身人扔。闹事的人还冲击德黑兰广播电台。骚乱还漫延到德黑兰以外的许多城市。 　　于是，巴列维马上宣布戒严令，接着开始残酷镇压闹事者。坦克和装甲车开入德黑兰，迫击炮的轰鸣声响彻德黑兰上空。闹事者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许多商店铺号、咖啡馆、公用电话亭和商业区——著名的德黑兰巴刹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陷入闹事者点燃的大火之中。据某报报道，说当场丧亡的即有数百人，而反对派则认为，这次骚乱造成死亡的人数，则在一千到九千之间。 　　1964年，因宗教界进行煽动并提出抗议，巴列维为了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下令释放了霍梅尼。 　　霍梅尼出狱后，很快又组织了一次群众示威，反对政府给美国人治外法权的议案。对此，巴列维极为恼火，他恨不得将霍梅尼置之死地而后快，但这时他已无权处死霍梅尼了。 　　因为在1963年那场动乱之前，库姆的宗教界领袖——大阿亚图拉们，看到图谋反叛的霍梅尼面临杀身之祸，于是就到他的家里聚议，吸收他为宗教领袖，于是霍梅尼也成了一位大阿亚图拉。这样霍梅尼便享有了一项特权——不管他从事什么活动，国王都无权处死他，而只有宗教界领袖才可以处分他，出于无奈，1964年底，巴列维国王把霍梅尼发配到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后来又把他转移到伊拉克的纳杰夫，霍梅尼于是便在纳杰夫定居下来。这样，巴列维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他为自己拔掉了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而庆幸。但是，霍梅尼是一个倔强的人，他并不认输。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说道：“人民到底是听谁的话，听我的还是听国王的，咱们等着瞧吧！” 　　霍梅尼到了纳杰夫后，一边在神学院执教，一边指挥对巴列维的斗争。各种反对派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伊斯兰政权》一书，公开号召推翻巴列维王朝。在伊朗，自从霍梅尼被放逐后，宗教界的不满情绪一直在增长。 　　清真寺历来是伊朗反对派的传统中心，教士们把对社会和政治的批评，同他们的讲经掺和在一起。大批参加聚礼日活动的教徒，听到了非法带进来的霍梅尼在纳杰夫演讲的录音，他们把在清真寺听到的东西到外面四处扩散。这样，霍梅尼的声音在全国都能听到。在什叶派的旗帜下，伊朗人民集中了推翻巴列维统治所必须的力量和一致性。 　　1978年1月8日，巴列维未同任何人商量，就强令德黑兰报纸刊登一篇大肆贬辱霍梅尼的匿名文章。这下子等于触发了火药桶。在圣城库姆，虔诚的教徒们在清真寺周围进行示威游行，抗议对宗教领袖进行人身攻击。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 　　于是，在德黑兰便开始了一系列的送葬仪式。因为按照伊朗的传统，在人死后的第四十天要举行这种仪式以纪念死者。由于每次示威游行都有人死亡，因此每隔四十天都有信徒们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险上街游行。参加这种示威游行的人，大多是非教徒的反对派，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宗教仪式的游行，从而扩大了抗议者的队伍。 　　1978年2月18日，大不里士的数千名群众举行了纪念库姆死难者的示威。示威发展成为骚乱，人们袭击银行、电影院和复兴党的地方办事处，并且第一次喊出了“处死国王”的口号。在骚乱中，又有几名群众被警察打死。3月30日，在德黑兰等一些大城市里，为响应宗教领袖们的号召，举行了哀悼大不里士死难者的游行。警察再次进行干预，发生多起伤亡事件。 　　震撼全国的为期40天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这场争斗也就日益演变成一场宗教革命。到1978年下半年，伊朗国内反国王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罢工示威此起彼伏，而这场斗争的大本营就在纳杰夫。 　　巴列维国王为了拔掉霍梅尼这根肉中刺，稳定他的统治，他指示外交大臣与伊拉克外交大臣谈判驱逐霍梅尼出伊拉克的问题，谈判获得成功，伊拉克同意将霍梅尼驱逐出境，巴列维国王如愿以偿。 　　1978年10月3日，被迫离开纳杰夫的霍梅尼乘坐一架波音飞机，降落在法国奥利的一个简易机场上。当这位缠着黑头巾，蓄着又长又白的胡子的宗教领袖出现在机舱口时，在此迎候的朋友们立即围了上去。他们驱车前往离巴黎市中心几英里的诺夫勒勒夏托，霍梅尼将在那里定居。 　　此刻，巴列维正在德黑兰的王宫里搓手庆幸，他宽慰地微笑着，自认为在计谋上比反对派略胜一筹，再次占了上风。 　　为此，他还特地给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外交大臣发了贺电。但他未曾想到，10月3日这个日子，不仅标志着他统治结束的开始，也·标志着伊朗的2500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果。 　　7.6　失去孔雀宝座亡命异域 　　以前在纳杰夫时，霍梅尼不能充分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伊拉克当局对他实行严密监视，限制他的来访者的人数，而且禁止外国记者接近他。他到了法国后，由于电视、电台和报刊的广泛宣传，他一下子被推到了国际政治舞台的前台，他的启示甚至比过去更加容易传给伊朗群众了。长期以来一直以欧洲为基地的有组织的反对派，现在聚集在他的周围，拥护他，并且制定出了建立政府的纲领。 　　1978年10月3日以后，伊朗国内形势的发展速度也加快了，国王巴列维与霍梅尼之间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霍梅尼虽然被赶到了法国，但伊朗国内全国性的骚乱并未因此而平息下来，而是在继续扩大。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使伊朗石油出口锐减。日益恶化的伊朗国内局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78年11月5日，执政才两个半月的谢里夫——埃马米内阁倒台，国王任命他的参谋长爱资哈里将军为新首相。与此同时，国王发表电视讲话，声称要改正过去的“错误”，向腐败风气开战，补救不公正的行为，并在结束军政府之后恢复公民自由。但是，这种公开的忏悔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在伊朗已没有人相信国王是抱有诚心地做出种种许诺的。 　　在诺夫勒勒夏托，霍梅尼运动继续高涨，并指导国内的革命活动。这位年迈的宗教领袖重申他的不妥协立场，还威胁说，如果政治示威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巴列维国王，他就要动员群众发动一场“圣战”。在世俗反对派中间，不少人希望美国压巴列维国王退位，由他的儿子继位。但巴列维国王在军方的支持下，拒不退位。 　　巴列维的军政府决定向反对派施加压力，他们逮捕了一些宗教界领袖，威胁要把工人罢工的一些领头人投入监狱。但这一招根本不会奏效，整个反对派阵营都认定政府和国王只是表面上强硬，实际上是十分软弱的。经过几个月的持续动乱和罢工之后，伊朗的经济已濒于崩溃，霍梅尼在诺夫勒勒夏托加紧作宣传鼓动。在美国，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估计国王已无回天之力。而国王也开始怀疑美国是否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在军队，一些人感到爱资哈里政府软弱无力，正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政变。 　　1978年12月，在什叶派的哀悼节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群众涌上德黑兰等主要城市的街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示威。人们举着霍梅尼的巨幅画像，高呼“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口号，还推倒了国王和他父亲的塑像。 　　军队中也出现骚动的迹象，许多士兵拒绝向示威者开枪，一些忠于国王的军官被士兵打死，高级军官对下一步何去何从意见不一。形势表明，无论是诉诸镇压，还是寻求建立一个立宪政权，都不可能挽救君主制度。 　　1979年新年伊始，德黑兰寒流滚滚，阴沉凄冷，形形色色的政变谣言四处流传，弄得人们一日数惊，人心惶惶。罢工和示威继续使这个国家瘫痪下去，石油出口完全停止，空军接管了德黑兰机场。应国王之请正在组织一个文官政府的民族阵线副主席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宣称，一旦新班子组成，国王必须离开伊朗。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容樵淬的巴列维国王，勉强露出一丝苦笑让记者拍照。他说，他感到非常疲倦，一旦形势许可，他就去度假。 　　1979年1月6日，巴赫蒂亚尔向国王呈上内阁成员名单，这个名单中没有一个宗教或世俗反对派成员。这个名单一公布，霍梅尼立即在一封信中谴责巴赫蒂亚尔，并要求公务人员不让新大臣进入他们的办公室。美国对局势的发展感到不安，华盛顿一再劝告巴列维国王长期去国外休假，劝阻军方不要发动政变。 　　1月13日，由忠于巴列维国王的人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成立。霍梅尼以牙还牙，任命了一个小组，处理关于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的预备工作事宜。 　　巴列维这时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他父亲那样——流亡他国。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任命巴赫蒂亚尔为首相，他自己不久后便离开了伊朗。在机场上，形容枯槁、垂头丧气的巴列维国王要求巴赫蒂亚尔为恢复秩序和拯救君主制度而努力。说完，他走上飞机舷梯，再次踏上流亡之路，所不同的是，他这次没有象第一次流亡出走后时隔数天便返回祖国，而是丧命异域，至死也未能重返祖国。 　　电台广播了国王出走的消息后仅仅过了几分钟，德黑兰居民便几乎全都涌上了街头，欢呼“国王完蛋了！”他们互相拥抱，尽情狂欢，群众同士兵亲切交谈。 　　国王的支持者和有产阶级也纷纷醒悟了，他们明白了，巴列维王朝及其伊朗的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的这一章已经不可逆转地正在结束，他们收拾好行装，不声不响地仿效国王的样子行事。 　　伊朗驻国外所有大使馆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加入反对派。他们取下国王的肖像，并向驻在国的外交部通报了他们的意图。 　　巴赫蒂亚尔的新政府一成立，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反对派不承认它，示威者要求巴赫蒂亚尔辞职，大多数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按照霍梅尼的要求，把新大臣拒之门外。巴赫蒂亚尔指望军队给予支持，但是军官们感到，国王已把他们丢下不管，犯不着再去为他效劳，因此他们对巴赫蒂亚尔的新政府也不予支持。 　　1979年1月19日，按照霍梅尼的指示，数百万伊朗人民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反对巴赫蒂亚尔政府的示威游行。 　　当天晚上，首都群众一致通过决议，发誓要继续战斗，直到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项决议还宣告，巴赫蒂亚尔政府是非法的，议会和摄政委员会必须解散。 　　9天以后，1月28日，巴赫蒂亚尔提出去巴黎会见霍梅尼，同他讨论这个国家的前途问题，但霍梅尼提出巴赫蒂亚尔必须先辞职，否则不予会见。巴赫蒂亚尔山穷水尽，最后只得决定重新开放机场，允许霍梅尼回国。 　　3天以后，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包机回到德黑兰，结束了他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他乘车所经过的一路上，有数百万的人夹道欢迎他。 　　几天以后，霍梅尼颁布了一项法令，任命迈赫迪·巴扎尔甘为伊斯兰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并号召全国人民举行和平示威，支持这个伊斯兰政府。 　　接着，霍梅尼毫不犹豫地指挥他的人占领了政府大楼、电台和电视台等要害部门，巴列维的军队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保持中立。就这样，霍梅尼不费一枪一弹就夺得了政权。 　　1979年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任国家元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同时也宣告了巴列维王朝及其专制统治的彻底覆灭，宣告了统治伊朗25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的寿终正寝。 　　巴列维国王1979年1月中旬出走后，在埃及、摩洛哥作了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家眷到美国避难。 　　巴列维国王在美国得知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他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眼花，仿佛受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他郁郁寡欢，萎靡不振。这时，他也知道了自己身患慢性白血病的绝症，情绪更是低沉忧郁。 　　1979年11月4日，对巴列维来说，雪上加霜的事终于发生了：在伊朗国内，数百名伊朗人翻过墙头，冲入美国使馆，扣押了66名美国人质。他们要求用“罪恶的国王”来换取人质。此时，华盛顿的要员们意识到，流亡国王巴列维必须离开美国，这是解决人质危机的关键。 　　1979年12月2日，刚刚能够经得起颠簸、还躺在病床上的巴列维国王被推出了病室，在国王四周布满了手持枪械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他们护送国王穿过走廊、地下室，一直来到车库。车库里早已守候着大批联邦调查局特工。很快，载着国王的汽车轰鸣着驶上斜坡车道，飞快地开进了黑魃魃的71大街。王后法拉赫与公主阿什拉芙也被送上专车带走。 　　车队穿行于拂晓前阴暗、寒冷、空旷的大街上，直奔纽约拉瓜迪亚机常机坪上停着一架DC—9飞机，四周也布满了身着防弹服、荷枪实弹的特工。巴列维国王一行登机后，飞机立时升空。早餐前后，飞机降落在圣安东尼奥的雷克兰德空军基地。巴列维国王一行被推入一辆急救车，汽车飞也似地驶离机坪。 　　接着，法拉赫王后经历了她流亡生涯中最可怕的时刻。急救车突然停下，门被打开，有人叫他们出来。猛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基地医院的精神病区，到处是穿着白大褂的人和形同猿猴的男护士。窗上设栅，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压上人们心头。王后忍无可忍，要求离开这一所谓“最安全”的地方。巴列维国王一行随即被转移到来访招待区。 　　白宫和国务院最后物色到巴拿马为巴列维国王的避难国。美国原打算让巴列维国王去南非避难，南非也表示愿意收留巴列维一行。但巴列维国王不愿去那里，因为多年前，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国王流亡约翰内斯堡时便客死南非。1979年12月15日，巴列维国王一行住进了巴拿马前驻美大使刘易斯在孔塔多拉岛上的度假别墅。 　　巴列维国王在巴拿马的处境很是不妙：美方医疗小组和巴拿马医生关系紧张，对巴列维国王的治疗一再被延误，这使他的病情一再恶化。与此同时，有传闻说巴拿马强人托里霍斯将军正在巴黎同伊朗代表谈判引渡巴列维国王之事，此外，伊朗派人谋杀巴列维国王的消息也在流传。 　　王后法拉赫觉察到了这一切，当她发现国王的病一刻也不容再耽误时，她和萨达特夫人通了一次长途电话，联系去埃及避难。萨达特夫人及时将法拉赫王后准备让巴列维国王去埃及治病的消息转告给了埃及总统萨达特。萨达特同意接纳巴列维一行来埃及治病、避难。 　　1980年3月23日，巴列维国王一行终于离开巴拿马，飞往埃及。 　　3月26日，美国医生蒂贝凯随一个六人小组飞抵开罗。 　　这时巴列维国王的病势已不轻了，必须尽快动手术，手术很快就进行了，整个手术用了1小时20分钟。王室成员们在手术室外通过电视监视器观察手术。当脾从国王体内取出后，人们发现它比正常体积大十倍，状如足球。而且，癌细胞此时已扩散到肝。 　　随后的几个月，巴列维国王的病情每况愈下、虽然经过多方抢救，但毫无起色。到了7月份，巴列维国王已经很难进食了。 　　1980年7月26日，巴列维国王体温骤升，全权负责治疗的法国医生弗朗丹尔告诉法拉赫和阿什拉芙，国王已近弥留。 　　消息传开，所有外出的王室成员均在当晚赶到了国王病榻前。 　　7月27日凌晨，巴列维国王进入昏迷状态，上午10时许，“万王之王”的巴列维丧命异域。护士合上他那凄惨、呆滞的双目。法拉赫王后命人退下国王的戒指，并和小王子礼萨吻过他那冰冷的双颊。 　　有人偷拍了一张巴列维国王悲惨的遗容，卖给了法国《巴黎竞赛画报》。 　　第8章　出身农家的南韩魔王 　　——朴正熙 　　南朝鲜前总统朴正熙，人称“专制魔王”。1961年5月发动政变上台，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对外亲美反共，阻挠南北统一。在人民反朴斗争屡遭镇压之际，朴集团内部称四大金刚的总统警卫室长车智澈、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青瓦台秘书室室长金正濂，陆军参谋长郑升和之间勾心斗角，发生内讧。朴正熙在内江中死于他亲手提拔的金载圭手中。专制魔王朴正熙终于成为历空的陈迹。本文将给您展现朴正熙集团勾心斗角内幕和朴正熙被刺的详细情节。 　　8.1　黑色黄昏 　　1979年10月26日晚7点半左右，天已全黑了下来。按汉城的习惯，这时正是大部分家庭进晚餐的时候。 　　南朝鲜中央情报部所在的宫井洞，灯火通明，里面人声杂乱，好像正在举行晚宴。宫井洞的外面，岗哨森严，看来一定有重大会议，因为宫井洞的外面停着几辆高级小轿车。 　　一位身穿军服的大人物走进了南朝鲜中央情报部所在的宫井洞办公室。他就是南朝鲜陆军总参谋长郑升和。他是接到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的邀请前来赴约的。他走进办公室，接待他的不是部长金载圭，而是中央情报部次长金正燮，大概金正燮已在这里等候他多时了，因为他显得疲倦，不停地打哈欠。他见郑升和走进来，立即振作精神。他告诉郑升和，部长金载圭正在陪突然到来的总统朴正熙喝酒。等总统离去后，马上赶来有要事商量。他让郑升和稍等片刻。郑升和点点头坐了下来。 　　大约7点40分、忽然听见临近的房间传来“叭叭叭”一阵枪响。郑升和猛地站起来疑惑他说：“这不是枪声吗？出事了！”金正燮也略有点吃惊。听见枪声已经停了，郑升和吩咐警卫人员到附近打听，看出了什么事。 　　还没等打听的警卫走开，只见金载圭提着手枪，赤着脚，身上沾满血迹，衣服敞着，满头大汗，摇摇晃晃地跑进自己的办公室，一把抓过桌上的酒瓶，往嘴里灌了几口。不等郑升和开口，便把他拉向门口，推上了轿车。 　　上车后，在郑升和的不断追问下，金载圭用手绢擦了擦头上的汗珠，定下神来，笑咪咪地伸出大拇指一弯，做了个枪毙的动作，示意朴正熙已被他毙了。郑升和仍不解地急忙追问道：“总统阁下死了吗？”“死了！”金载圭肯定地说。 　　郑升和再也不吭声了。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这一猝然事件发生的后果和自己应采取的对策。这时，金载圭的脑子也在高速运转，他在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 　　夜真静，只有车轮跟大地摩擦发出轻微的声音。马路上偶尔有几个人影晃过，金载圭的司机正在驾着高速奔驰的汽车在汉城大街上行驶。 　　8.2　总统的忠诚卫士 　　1979年10月26日的清晨，旭日冉冉升起，驱除了黑暗。 　　照得大地通亮。南朝鲜忠清南道唐津郡的插桥湖防潮堤上，彩旗纷飞，待剪的彩带像一条跃跃欲腾的长龙，在风中摆动。从昨天起就守卫在这儿的总统府卫戍部队的士兵们，全副武装，端着美制的自动步枪，横眉竖眼地驱赶着过往的行人和到田野来干活的农夫们。还有一些在周围徘徊的便衣警察。 　　朴正熙总统的侍卫长车智澈手搭凉篷，望了望正在用电子仪器搜索的侍卫人员，那双几乎不转动的眼睛里，透出一丝冷冷的笑意。他是个大高个，推着光头，两道扫把似的眉毛插在那张柿饼般的脸上。 　　车智澈抬手看了看表，已是9点钟了。离朴正熙飞到插桥湖的时间只剩1小时了。他向插桥湖纪念塔走去，这座庞然大物最使他放心不下。 　　其实这儿不知检查过多少次了，车智澈首先命令工兵们用金属扫瞄器仔细探查过，为防止政敌使用塑料炸药，又用特殊的电子仪器反复搜索，纪念塔的罩布放在一边，连塔身上的每条石缝都几乎被数清了，最后车智澈才放心了。 　　为了防止亡命者驾驶汽车炸弹，车智澈把整个警戒线伸到一里以外，每五步站着一个特种空降部队的士兵，每人两颗反坦克手雷。插桥湖的防潮堤上和纪念塔旁站了几十个身着便衣的总统侍卫人员，总统还将带一批侍从人员。这样的防卫是第一流的，无懈可击，车智澈真正放了心。 　　一名侍从媚笑着说：“头，这儿决不会出差错的，您去休息一会儿吧。”车智澈立刻下令将这名侍从抓了起来。在他担任侍卫长的4年间，已发生了多次危险的暗杀事件。 　　1975年10月1日，是南朝鲜的所谓“国军日”。朴正熙没敢在汝矣岛的“5·16”广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示“铜墙铁壁的威风”。原因是车智澈事先获得了密报：有人准备在阅兵式上刺杀总统。事后经过调查，原陆军将领、革命主体势力的一员、监察院院长李周一被捕，很多北方咸镜南北道籍的军人被清洗、镇压。 　　1976年6月，朴正熙动身去前线视察，出动了3架直升飞机。不料飞机突然遭到地面炮火的袭击，两架直升飞机被击落。朴正熙命大，居然冲出了火网，逃之夭夭。 　　1977年1月19日，朴正熙对中央各官厅进行所谓年初视察，竟将前来出席的政府高级官员们逐一进行搜身，原因是有情报说这些人当中有人企图暗杀他。 　　最近风声显得更紧。自从美国总统卡特与朴正熙的会谈闹得不欢而散后，有情报说美国中央情报局韩国站的站长布赖特四处活动，跟军队中的一些将领私下密谈，又与反对派新民党的党魁金泳三以及在野人士金大中、尹谱善、咸锡宪频频会面，他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联合起来推翻总统，不得而知。 　　另外，前段时间，一个漂亮的女招待怀着朴正熙的孩子倒毙在汉城黑暗的街头。据说朴正熙在一次宴会上看中了漂亮的女招待，对她动手动脚，宴会后又派人把女招待叫到他的卧室，对她施行非礼，她忍气吞声地被总统强奸了。事后，女招待的弟弟得知姐姐怀的是朴正熙的孩子，一怒之下，把她杀死了，扔在街头。这几天有情报证实，女招待的弟弟重返汉城，并带有一支手枪，一度冒充空降伞兵，出现在青瓦台总统府的附近。听说他下定决心，不杀总统，誓不为人。 　　不过。国内最大麻烦的根源还是在新民党，今年4月在第二次能源危机的冲击下，成批破产的中小型企业就有3800多家，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迅速膨胀，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人民反朴正熙集团的斗争蓬勃发展。 　　“YH贸易公司”200多名女工反解雇，要求保障生存权利的斗争，成了推翻朴正熙集团的导火索。8月初，新民党总裁金泳三让500多名示威斗争的女工搬进新民党总部4层大礼堂，并几次带领该党国会议员和党的干部到现场进行宣传鼓动，为示威女工撑腰打气。8月11日，示威女工与前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搏斗。新民党立即利用这一事件，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朴正熙浪潮。最后，车智澈出动数百名军警包围国会大厦，强行通过了对金泳三的“惩戒动议案”，剥夺了金泳三的议员资格。不料新民党和民主统一党的69名议员集体向国会辞职，同时几乎是公开的提出要朴正熙废除“维新宪法”，废除总统终身制，并警告说：“要下决心为和平移交政权铺平道路，否则将难免用不幸的方式移交政权。” 　　车智澈是个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人，他丝毫不能预见政坛的变化和发展趋势。1979年10月17日，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给朴正熙带来了卡特总统的一封信，信中严重警告朴正熙必须停止“高压政策”，要维护人权。眼亮的人都已看出，美国人做好了抛弃朴正熙的一切准备，而车智澈却傻乎乎地把自己的命运跟朴正熙拴在了一起。大概他认为任何时候跟着总统是不会吃亏的，他从没有想过一旦总统垮台了他怎么办？ 　　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一片乌云，把早晨的太阳吞没了，大地忽然间变得阴暗了。这似乎预示着将要发生某种不祥的事情。 　　这时，车智澈想起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 　　深夜，他陪同总统朴正熙和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在宫井洞中央情报部里，一道观看了10月中旬以来，南朝鲜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暴动的录像。片子是金载圭手下的人录制的。 　　屏幕上出现了字样1979年10月16日。釜山大学和东亚大学3000多名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光复洞和南浦洞，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电视屏幕上几千条手臂高举头顶，在空中有节奏地摇动。“独裁政权滚下台！”“废除维新宪法！”“停止对在野党的镇压！”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车智澈恨不得用刀把这些手臂全砍下来。同时他又觉得奇怪，金载圭为何让录相保留了这么多的反朴正熙镜头。 　　晚上8点；釜山市工人、职员、居民纷纷加入斗争行列，游行队伍猛增至1　　多人。他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袭击了庆尚南道，政府大厦，市政厅和执政的民主共和党党部，捣毁了市中心的11个警察所，烧毁了25辆警车，袭击“釜山日报社”，广播电台、电讯电话局和税务署，并用自制的枪支、燃烧瓶袭击军警。 　　车智澈坐不住了，他望了望朴正熙，总统铁青着脸，一双横目像螃蟹眼般鼓起，他便有恃无恐地跑上去，关了电视录相，大声质问金载圭：“为什么不提供准确的情报，及时镇压？” 　　金载圭当将军时，车智澈不过是个校官。金载圭是朴正熙的同乡同学，既是他的心腹，又是他的股肱之臣，而车智澈只不过是朴正熙的家奴，充其量不过是条走狗，金载圭故意充耳不闻，满脸不屑回答的神色。 　　“为什么不用大炮轰这些叛乱者？”朴正熙声色俱厉地责问金载圭。 　　金载圭脸色一变，眉头紧蹙，眼神里流露出受辱和愤懑的情绪。 　　“为什么不说话？” 　　金载圭脸上的肌肉跳了跳，却用出入意外的语调轻声说：“我怕激发18年前的政变，那次，也是从釜山、马山……。” 　　“放肆！” 　　朴正熙大怒，站起来恶狠狠地横了金载圭一眼，怒气冲冲地离去。 　　这件事使车智澈得到了很大好处。 　　长期以来，车智澈与朴正熙委以重任的耳目、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朴正熙视为智囊的青瓦台秘书室室长金正濂，朴正熙的命根子、掌握60万大军的陆军参谋长郑升和合称为四大金刚。 　　1978年冬，车智澈多次进言，终于将朴正熙的心腹、担任了8年总统府秘书长的金正派赶出青瓦台，远离了权力中心出任驻日大使。1979年春，车智澈借口一旦有事，光靠青瓦台总统府警卫部队难以应付，将控制在陆军本部的“空降特种作战部队”和“首都警备部队”的指挥权先后夺了过来。 　　使得陆军参谋长郑升和在汉城无兵可调。 　　最近的釜山、马山事件使他终于有了搞垮金载圭的机会。 　　昨天朴正熙正式授权给他组织新内阁，这分明是让他当头儿。 　　想到这儿，车智澈的柿饼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不过车智澈知道自己不能没有朴正熙。朴正熙身边的文武官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嫉妒、仇恨兼而有之。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寄生在朴正熙这棵大树上的寄生藤，一旦大树死掉或倾倒，他将无处存身了。因此为了保卫朴正熙，他可真是绞尽脑汁。 　　10点钟到了，他跳上汽车向飞机预定的降落点驰去。不知为何他总觉得今天似乎有不祥的兆头，也许是天阴了，心情压抑的原因。他总觉得金载圭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里有些令人不安的东西，也许是多心了吧？ 　　“18年前的事变重演，……”这声音又钻了出来。车智澈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8.3　金载圭顿生杀机 　　1979年10月26日清晨，阳光普照大地，却很难照进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的所在地——宫井洞。身为中央情报部部长的金载圭，今天一反常态地让秘书助手们早早的离开了办公室，并吩咐贴身警卫员守住二楼的楼梯口，不让任何人上来。 　　金载圭将自己锁在寝室里，这里面除了他刚拖进办公室的一张方凳外，就只有一张简朴的弹簧床，一部大型的国产录音机堆放在墙角的地毯上。深色的壁毯、沉重的天鹅绒红窗帘，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他情不自禁地拉了拉领带，一只手哆嗦了一下，打开了录音机。他明知没有人，仍忍不住向四周看了看。关系太大了！他脑海里又突然掠过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递给他这盒磁带时那苍白的脸，当时他还在心里嘲笑金桂元胆小，但金桂元说明了磁带的内容后，他也呆不住了，接过磁带盒，竟有接过一颗定时炸弹的感觉。 　　为了防止意外事变，这盒磁带的前面有很长一段空的。听着空白磁带发出“吱吱”轻微的过带声，金载圭感到一阵烦恼和不安。 　　今年已满54岁的金载圭，精明干练，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以军职或文职的身份干情报工作，被认为是南朝鲜搜集情报和分析情报的专家。他和朴正熙都出生在庆尚北道善山郡，又是陆军士官学校二期的同班同学。金载圭到军中服役后，始终追随着朴正熙，获得了无数军中和政府中的高位。1968年至1971年，金载圭出任陆军保安司令，1973年金载圭以中将军衔退役，1974年人阁任建设部长，1976年应朴正熙邀请，担任中央情报部部长。近年来，金载圭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了改革，将军队中跟着自己干了多年情报工作的数十名心腹军官，全部调进中央情报部，从而彻底控制了中央情报部，工作很有成绩，博得了美国政府和朴正熙集团内部一部分人的支持和赞扬。另外，他推荐老乡郑升和当上了陆军参谋总长，使郑升和对他格外感激。 　　“哈哈哈，哈哈哈……” 　　车智澈一阵发狂般的笑声，冲击着金载圭的耳膜，金载圭一惊，手中装着香摈酒的杯子掉到了地毯上。接着他发现原来是录音机里发出的笑声，紧张的神经一松弛下来，手心竟攥出了两把汗。金载圭站了起来，点燃了一支“船牌”高级香烟。 　　“金载圭是我二手提拔起来的，难道……。”这暗哑的嗓音分明是朴正熙。 　　“这些年来，金载圭用金钱内结军人，如参谋总长郑升和、第三军司令李建荣、特种空降部队司令郑炳宙少将等，都与他结成了生死之交；外应在野党和美国政府的战略思想。在内、外政策上多次提出与您相反的看法，并要求废除‘维新宪法’。常言道‘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 　　“造反”这个词在金载圭的脑海中一闪即过，没留下痕迹，但他明白金桂元给他这盒磁带的目的了。 　　磁带又发出“吱吱”的过带声，金载圭感到朴正熙的沉默就是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朴正熙作为他多年来的同事和政治上的密友，金载圭大了解他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翻脸无情的性格了。他记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刚愎自用、盛气凌人是唯我独尊的一种特殊表现，这种人最大的满足就是人们都唯他是听。”这是朴正熙这个大独裁者最逼真的写照。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是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的9名校级军官之首。政变成功后，首创南朝鲜中央情报部，对巩固朴正熙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1971年至1975年任南朝鲜总理时，就因朴正熙听到美国和日本政界不少人对他的抱怨和对金钟泌的赞扬，便将他一脚踢出了政界。金钟泌只能快快地回到老家忠清南道的农庄里，经营一些果园、牧场度日。 　　金载圭那张骨多肉少的脸紧绷着，双目喷火，往事像青蛇一样在啃噬着他的心。 　　3天前，金载圭获得准确的情报，12月29日南朝鲜五大城市将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于是他驱直奔青瓦台总统府，不料，满脸横肉的车智澈神色倨做地拦在门口说道：“对不起，总统没有传见你，我不能让你进去。”金载圭一愣，脸色立刻变得如同青蟹壳一般。费了很大劲，才忍住没去摸枪。他盯住车智澈那双蛮牛眼，一字字从牙缝里挤出来：“你立即去通报总统阁下，我有重要情报。” 　　“过时的情报吧！”车智澈不屑地回答。金载圭忍无可忍，正要不顾一切地往里闯。 　　“成何体统，都给我进来！”朴正熙不知何时走了出来，阴着脸。 　　等他们3人一同在总统府坐定后，朴正熙抬起因彻夜不眠而发黑的脸，阴沉沉地问：“什么事？这么急！” 　　“总统阁下，”金载圭说这句话时感到一阵不安。“有情报证实：10月29日全国五大城市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朴正熙不和善的目光盯着金载圭，却用平静的语调说：“你有什么措施、制订了什么方案？” 　　金载圭暗自一咬牙，“釜山事件是由于对维新体系的反抗和政策的失误，以及人们对物价的飞涨、增税的不满而引起的暴乱，这事已波及全国，应从根本政策方面着手采取措施。” 　　“就是说赞成在野党和金大中的政见罗？”朴正熙提高了声音。 　　金载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朴正熙一拍桌子，大发雷霆了。 　　“谁敢闹事，格杀勿论。”朴正熙有意朝金载圭看了一眼，“如果有人敢再举行游行示威，我就亲自下令开炮，像当年拿破仑一样，让他们全都暴尸街头。” 　　“对，柬埔寨杀了300万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杀他一、两百万示威者……。”车智澈在一旁火上浇油，故意对金载圭杀气腾腾他说。 　　金载圭哆嚏着嘴唇，痛心地说：“总统阁下，民能载舟，亦能覆舟。高压政策如筑堤拦水，不如疏通水道，缓和矛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望总统三思……”“放肆！”朴正熙几乎在嚷，“今年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YH贸易公司’女工潮，新民党议员集体辞职，釜山、马山的市民暴动……。不都是因你事前毫不知晓，事后又不能坚决镇压造成的，你的情报部都是于什么吃的？！也许，当初不对朴正熙提出那些反对意见可能倒会好些。金载圭不无懊悔地想。 　　“喝点酒怎么样……，”磁带中又响起公鸭嗓音。“叮铛叮铛”一阵酒怀的碰磕声打断了金载圭的沉思，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又摸出一支“船牌”香烟，放在鼻于下闻了闻，看了看，摇摇头又放了回去。 　　“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韩国站第10任站长布赖特跟金载圭的关系很密切？” 　　“那也是业务上的联系嘛。”公鸭嗓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言不由衷。 　　“他们之间关系较复杂，我有个情报提供者可以证明：金载圭与金桂元勾结在一起，对青瓦台进行了窃听。1976年我们对美国提供竞选经费的事，就因有人搞了窃听……，现在他们又在搞窃听……。” 　　“嗯……” 　　听到这儿，金载圭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按下倒磁带的按钮，重听了一趟，证明无误后，一股无法抑制的怨恨像火一样炙烧着他的心。他顺手抓起身边的一个空酒瓶凶狠地砸在录音机上。“啪哒”一声响，酒瓶破碎了，录音机停止了转动。但他马上又后悔没把磁带的录音听完。 　　“该怎么办呢？”他小声问自己。 　　他完全没想到朴正熙仅依据车智澈一番毫无根据的诬告就准备甩掉他。可他又怎能轻易撤手多年追求到的名誉、地位呢？特别是那种权力，那种巨大的、几乎能主宰任何人的权力。突然，他想到了布赖特，想起在一次打猎中跟他说的一番话。 　　“有的政权只能看作是智能低劣的暴徒集团。虽然智能低劣，但动物固有的生存本能方面的反应却很敏感。唯有在施展阴谋诡计方面表现的智能有着过人之处。” 　　金载圭觉得眼前一亮，有道理。当时对这番话没往心里想，现在却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对了，那次打猎时，天突然变了，云层压得很低，林中的能见度太差了，金载圭和布赖特迷了路，金载圭凭着直觉，领着布赖特竟然走出了丛林。是的，在金载圭的一生中很多事他都靠这个幸运的直觉逢凶化吉，凭着这个幸运的直觉青云直上。 　　末了，在快要走出林子边沿时，布赖特别有心意地告诉他：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来韩国访问时曾私下对他说，“朴正熙政权完全弄脏了南朝鲜。” 　　此刻，金载圭的直觉又在告诉他：美国政府准备抛弃朴正熙了。 　　一条笑纹慢慢地爬上了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冷冷的笑似乎没有牵动肌肉。 　　8.4　如意算盘 　　在朴正熙进入总统府后，青瓦台总统府日益成为一个要塞。青瓦台的正门，为防止暗杀汽车冲进总统府，在地下装有一块钢板，一按电钮，钢板会垂直冒出地面，封死正门。青瓦台后面的北岳山上密布着火力点。它周围的居民都被撵到汉江南边去寻找新的居住地了。 　　青瓦台为中心的航空禁区，几乎每天夜里都放高射炮，说是有什么飞机闯入。现在离青瓦台远些的居民也不安全了，睡在家中，不知什么时候，没长眼睛的炮弹会破壁而入。由于经常发生伤亡事件，市民们对这种频繁发生的谜一般的事件已失去了耐心。 　　青瓦台每天有50O名军人和5000多名警察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着。 　　青瓦台内所有的空地上全是水泥花盆，上面盛开的各色花卉，争奇斗艳，组成各种各样美丽的几何图案。人们沿着花盆之间的空隙，婉蜒穿行在花丛中，倒是别有一番曲径通幽的滋味。别以为朴正熙这是在有意附庸风雅，这不过是他的保安人员设计的巨大水泥路障，据说连装甲车也能拦住。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参加完插桥湖纪念塔的剪彩揭幕仪式后，回到青瓦台总统府时已经是中午13点30分。他今年60多岁，个于不高不矮，身材不肥不瘦，一付特号墨镜遮住了他那双细小的眼睛，像拂拂般凸出的嘴巴，使人感到一种野性的凶残。实质上人类的贪婪、虚伪，狡诈和兽性的残暴，都十分奇妙地交织在他的头脑里，使他成为南朝鲜历史上少有的暴君。 　　回到青瓦台，他才感到了安全感，一直阴沉沉的脸上，才稍稍有点儿明朗。在举行插桥湖纪念塔的揭幕式上，他拽动揭幕的绳索时，不知为什么纪念塔上的罩布仅仅揭开了一半。 　　十分迷信的朴正熙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起来，他心里嘀咕：难道路上要出事？难道预兆权力不稳？为什么我这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行使，居然会出现障碍，车智澈在一边更觉得心惊胆颤。他也觉得奇怪，自己曾试拽过多次，怎么现在……。 　　11点，直升飞机载着朴正熙在道高温泉观光宾馆前的院子降落时，宾馆里饲养的一头獐子，被直升飞机巨大的轰鸣声吓得惊恐万状，一头撞死在墙壁上。知道此事后，朴正熙更是不悦了，一迭声的叫飞机驾驶员快回青瓦台。不料飞机出了故障。朴正熙格外小心地吃罢了午餐，甚至连到温泉里洗个澡的想法部没有，就上了飞机回到青瓦台。 　　此时此刻，朴正熙对一切都感到释然了。插桥湖纪念塔的罩布只能拉开一半，正是在预先警告：飞机可能要出故障！ 　　飞机不在半空中出故障，而等降落到地面才出故障，可见自己真是属于那种命大、福大，造化大的人。十分迷信的朴正熙突然想起“圣天子自有百灵相护”这句中国古谚语，心里就像抹满了蜜。 　　回到自己一大片房间的隐密地下室，他摘下大号墨镜，随手扔到身旁的桌子上。 　　他感到疲倦了。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一个孤独的老头，一个权力欲极度膨胀的老头。他谁也不相信。任何自认为和他关系最密切、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总是被他不动声色地搞悼了。在他执政的18年里，他换了8个总理、13个内务部长、S个中央情报部长、10个陆军总参谋长。用没有什么基础的新人，替换掉根深蒂固的老部下。这正是朴正熙控制整个局面的一种权术。他要当一个终身的总统，只要他活着，他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凌驾于他之上，向南朝鲜发号施令。 　　对于金载圭的去留问题，此刻他的想法多少又有点改变。 　　如果搞掉金载圭，车智澈的实力必然会大增。自己的生命安全本就依赖着车智澈，一旦作为对车智澈仍有抑制作用的金载圭不存在了，自己可能难以控制车智澈……。想到这里，朴正熙打了个冷战。 　　同时他又想，也不能不考虑到金载圭已有尾大不掉之势，手下的那帮子军官多是亡命之徒，金载圭本人心狠手辣，逼急了也许会出事。看来，在没有扶植另一股势力与车智澈抗衡之前，金载圭仍须稳住朴正熙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陷入了深思。 　　门开了，车智撤端着盘生鱼片，提着几瓶可口可乐和威士忌之类的饮料走了进来。4年多来，车智澈看朴正熙的眼色行事，投其所好，准得跟乌龟预感天气的阴晴一样。此刻看见朴正熙正陷入深思，便轻手轻脚地放下东西，转身要走。 　　“等一下。”朴正熙迟疑着说，但没有抬起头来，只是狠狠地吸了口烟。 　　车智澈在室内走了走，在另一扇门前停了下来，他真想进去冲洗一下，多日没睡好觉，脑子里昏昏沉沉的，眼皮似乎有几百斤重。但看到朴正熙将吸的烟含在嘴里不吐的老习惯，车智澈明白朴正熙确实有些重要的事在伤脑筋。此刻，自己最好是别离开。 　　“中央情报部长的位置你打算让谁接任？”朴正熙站了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微微显得左肩高、右肩低。 　　“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车智澈有点不安地望着朴正熙。 　　“嗯！”朴正熙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抬起头来，两道尖锐的目光盯住了车智澈。 　　车智澈眼里闪过一丝惊恐，立刻又做出一副坦率忠诚的样子。 　　朴正熙放心了，看来车智澈是有意要搞垮金载圭，所说金桂元和金载圭在青瓦台搞窃听，多半是毫无根据的陷害，朴正熙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故意装糊涂。 　　“金载圭搞窃听有实证吗？” 　　“物证是没有拿到，但替金桂元搞窃听的人愿以高价提供窃听磁带。”车智澈回答。 　　朴正熙有点紧张了，看来事情还不大简单。这个窃听者无疑是个可怕的人，他要价高，说明窃听内容一定很重要。朴正熙吸了一口烟，室内响起一阵压抑的脚步声。 　　此刻，朴正熙的心情十分复杂。过去青瓦台对美国掌权人物进行贿赂的事，就因有人窃听而泄露。1976年10月24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披着统一教教主外衣的文鲜明是中央情报部的要员，实业家朴东宣实质上是朴正熙的私人财产代理人。7年来，他们行贿多达7500万美元，仅美国政界、财界的权威人士就多达300余人。福特、尼克松的竞选经费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是朴东宣等人赠送的。被登记为朴正熙行贿对象的美国国会议员，已暴露于世的就有90多人。 　　在华盛顿中心街的昆莱饭店和希尔顿饭店，文鲜明长期租用了一些昂贵的房间，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各种肤色、技术娴熟的20多名妖艳的妓女，专供美国国会议员调情。在乔治街，朴东宣开办妓院，常有美国国会议员免费光临。 　　这些丑闻的披露，使本就声名狼籍的朴正熙集团，在国际上更是臭不可闻，同时，也使美国主子十分狼狈。朴正熙在经济上所依赖的美援，政治和军事上所依赖的美军驻朝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贿的手段维持下来的。 　　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窃听的事件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特别是金载圭知道得太多，后果也将是严重的。朴正熙想到这里，立刻下令：“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把窃听磁带搞到手。” 　　“改组内阁的计划……？” 　　车智澈在答应搞到窃听磁带后，又提了一句改组内阁的事。朴正熙一言不发地看着车智澈，良久，才叹了口气。 　　车智澈心领神会、自作聪明地进言。“金载圭不能再掌握如此重要的……”朴正熙用疲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立刻挂个电话给金载圭，今晚咱们都到宫井洞去吃晚餐，请他找几个漂亮姑娘陪客。” 　　车智澈一下子愣住了。朴正熙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给你们俩人和解嘛。”车智撤仍没有转过脑筋来。 　　8.5　宫井洞会晤 　　金载圭正在午休，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吵醒了。 　　他半睡半醒地抓起话筒，里面传来车智澈的声音。金载圭接到朴正熙今晚要来宫井洞吃晚餐的电话，呼吸有点急促起来，他狠狠地吸了口烟，用两根焦黄的手指头，一下子将香烟掐灭了，烟头的火星炙得他的心一颤一颤的。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忙用眼睛四下一扫，见没有人注意，才从那张棱角分明的嘴里吐出一口长长的气。 　　他眯起眼睛望着写字台上的电话机，好半天才相信朴正熙不会再改变计划了，便拿起电话筒给有关人员下达朴正熙今晚要来宫井洞的指示，布置了保卫工作，命令有关人员迅速选送几名美丽的女艺人前来陪客。 　　金载圭放下电话，感到心中萌发了一种期待已久的激情，也许就是这般激情将能决定大计，将会改变南朝鲜历史的进程。 　　一个念头突然向他袭来，这个念头似乎又下完全是突如其来的。他暗暗下定了决心：“美国政府准备抛弃朴正熙了，老百姓已经抛弃了朴正熙，假如我能利用这个时机，顺应民心，这个世界将由我主宰……。” 　　这一瞬间，时间似乎凝滞了。他的脸色在矛盾中阴晴不定地变幻着。 　　终于，对权力的欲望在金载圭的心里迅速膨胀起来，掩盖了一切，于是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大的赌搏。他快步登上二楼，打开自己的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支西德制造的“尤尔塔”7连发32口径的手枪。这种枪瞄准器极佳，并有强大的冲撞力。他将子弹一粒一粒地压进弹仓，拉开枪机，推子弹上膛，又检查了一下，确信没有故障，便轻轻地把枪藏在书架后面，然后坐下来盘算行动的步骤。 　　刺杀朴正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几十年做情报工作的经验使他懂得这种事决不能依赖别人去干，因为要保证刺杀的准确性和突然性。育先刺杀者应使朴正熙不起疑心；其次这类刺杀应是既有预谋又是随机的，有机会就干，没机会就等；再次，托付任何人均不可靠，人心隔肚皮，就是亲爹娘也有可能出卖儿子的，到那时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决定自己亲手刺杀朴正熙后，金载圭反而定下心来，他快步走到电话机旁，要接陆军总参谋部。当话筒里传来接通的讯号后，金载圭像往常那样拉长着声音“蔼—，郑参谋总长，您好！今晚有空吗？我想请您来宫井洞吃晚饭。”得到郑升和十分肯定的答复后，金载圭满意的点了点头，吐出一口长气。 　　接着，他又拨通了中央情报部次官金正燮的电话，告诉他“今晚我原约定郑参谋长在宫井洞办公室里共进晚餐，可是由于总统阁下的突然光临，我不能相陪，望你替我代陪郑参谋长，待总统阁下离去，我马上前往。” 　　布置好这一切后，金载圭驾着一辆小汽车疯狂地开上了高速公路。 　　16点30分，金载圭来到宫井洞。这是一座两层楼房，外有3米高的砖墙，砖墙顶端是白色锋利的箭头的金属栏杆。楼的二层是金载圭舒适的办公室和寝室，底层设有餐厅和会客厅，楼前是花园，里面的奇花异卉争奇斗艳，中间是一个碧波荡漾的养鱼池。 　　17时10分，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来到了宫井洞。当他走进金载圭的办公室时，金载圭起身相迎，问：“总统阁下为何要来此晚餐呢？” 　　“总统大概是想缓和你跟车智澈的关系。”金桂元说完叹了口气。 　　“这能有什么用？车智澈这小子狂妄到了极点，到处伸手，咄咄逼人，真有点挟天子以令诸候的意思，谁能不头痛。”金桂元接着说。 　　金载圭冷冷地点点头说：“就是这个家伙，把事情闹到国愤民怨的地步。今晚我决定为民请愿，要‘清君侧’，干掉这小子。” 　　金桂元神色阴郁地点点头，脸似乎变得更小了。 　　“你是不是怕事后总统追究。”金载圭看透了金桂元的心理，却不肯泄露自己的计划。金桂元阴沉沉地说：“你这样干了以后，总统决不会放过我们。”“你大概觉得总统阁下是位不怕死的硬汉吧？”金载圭不无讽刺他说。“你是说用武力……。”金载圭迅速用食指堵在嘴上，轻声地嘘了一声。 　　金桂元的阴郁神色消失了。是的，朴正熙十分怕死，1974年的“枪击事件”又浮现在金桂元的眼前：1974年8月15日，南朝鲜汉城的一个剧场正举行所谓“光复节纪念仪式”。达官贵人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地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南朝鲜总理金钟泌没有出席这次纪念大会。 　　正当朴正熙致开幕词时，从观众座位上摹然站起一位青年，一边跑向朴正熙，一边向他连续地开枪射击。突然遭到袭击的朴正熙不愧是军人出身，他发出一声悲鸣迅速倒下，慌忙爬到设有防弹装置的讲台底下才保住了性命。坐在他身旁的妻子，头部中弹当场丧命。坐在左后方的金桂元亲眼看到露在讲台外的朴正熙的两条腿，抖动得像筛糠。 　　突然，电话铃响了，金载圭刚拿起话筒，里面就传来门卫急促的声音：“总统阁下的车已离开青瓦台，正向宫井洞驶来。”金载圭和金桂元会意地相视一笑，大步迎了上去。 　　他们俩走出宫井洞，总统的车已经到了。他们热情地招呼总统里边请。朴正熙、车智澈在金载圭、金桂元的陪同下步入宫井洞会议厅。他们脱下外衣和鞋子相继入坐。朴正熙坐首席，面朝正门，背靠窗，在他与窗户之间有一幅屏风。金载圭一个口哨，从屏风后面走出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美女，年龄在20岁左右，身穿半透明的长裙，丰满苗条的体态依稀可见。 　　金载圭知道朴正熙好色，且喜欢丰满的女性。他特意找来了两位身体十分丰满，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妓女给朴正熙陪席。朴正熙见两位妖里妖气的姑娘坐在他的两边，立即喜上眉梢，一副色迷迷的眼睛在姑娘丰满的胸脯上瞅来瞅去。他知道这是金载圭特意为他准备的。另外几位姑娘分别为车智澈、金桂元、金载圭作陪。 　　车智澈坐在朴正熙的右边，独据餐桌的一端。金载圭和金桂元并排坐在朴正熙的对面，金载圭在左，金桂元在右，酒过一巡，朴正熙问金载圭：“国内治安和釜山戒严情况怎么样？” 　　“没有什么新情况。”金载圭回答说。 　　朴正熙又端起酒怀呷了一口，往前挪了挪身子：“要严密注意局势，一有变化，必须用严厉的手段进行制裁。”此刻，金载圭不再想多说任何话了，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想到金载圭的存在，始终是他独揽大权的一大障碍，而朴正熙似乎对化仍很相信，一股无名怒火冲了上来。 　　“釜山的学生运动，闹成今天这般模样，其实是金部长过于宽容的结果。”车智澈用红眼珠瞪着金载圭说，恨不得把他一口吃了。 　　金载圭听金桂元说过朴正熙此行的目的是给他和车智澈两人劝和，因此勉强忍耐着，希望朴正熙会出言制止。谁知朴正熙另有打算，他明知车智澈是在发泄自己的怨气，但为了借此给金载圭一个警告，他非但没有出言制止，反而故意点头表示赞同车智澈的话。 　　“全部长对别人多次谈到美国的民主，说卡特总统是当今杰出的人才……。” 　　车智澈的恶意中伤和断章取义的话使金载圭再也不能容忍了，便出言反驳。 　　听了车智澈的话，朴正熙心里很不痛快。今年6月美国总统卡特趁参加东京7国会议之际访问汉城，同朴正熙举行了一次“摊牌会谈”，6月30日，卡特与朴正熙举行了会谈。 　　朴正熙在会谈中，觉得在西方人中算得上矮个子的卡特，固执得惊人。在会谈中，卡特一再强调南朝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保障政治权利和人权方面也有所进步。”一同参加会谈的美国国务卿万斯，把被关押的100多名南朝鲜“政治犯”名单交给朴正熙，要求予以释放。 　　朴正熙接过名单，顺手递给车智澈，冷静地说：“他们是犯法的罪人。” 　　“这是非常不民主的……”卡待激动地说，“大韩民国本是自由民主国家，只因为北方有南侵野心，只好限制了一些。” 　　“你们搞了5000多条法，宵禁制度至今已有34年的历史。你们用什么‘成吉思汗烧肉刑’、‘白热灯烤刑’、‘蛇群拷刑’……。极其不人道，完全侵犯了人权。”卡特几乎不能自主了。 　　朴正熙难得让别人把如此难听的话说完，是很少有的。作为一个狂妄自大的独裁者，他习惯于用咄咄逼人的话，打断别人的讲话。 　　“有关韩国半岛的问题是我们的内政！”朴正熙终于忍不住了，“难道美国很讲人权吗？美国的黑人运动……。” 　　会谈弄得不欢而散，朴正熙至今仍憋着一肚子气没处发泄。 　　“事实证明，对老百姓光靠镇压是不行的。釜山事件是内务长官见滋春镇压下去了，然而全国五大城市又在酝酿新调事件……。”金载圭因朴正熙是支持车智澈的，因此在争辩中多是采取用道理说明。 　　不料这番话又正好触在朴正熙的痛处。一直板着脸的朴正熙突然用责备的口气质问金载圭：“釜山局势的发生，难道不是因为中央情报部的情报不灵吗？” 　　金载圭拉长着脸，紧锁眉头，一言不发。 　　8.6　刺杀朴正熙 　　18时55分，金载圭离开座席，四处察看了一遍，5分钟后返回餐厅。 　　金载圭刚就座，车智澈便又开始发难：“釜山地区颁发戒严令，不是正好让那些反政府分子隐藏下来，为什么不大搜捕？” 　　金载圭此刻已对车智澈恨之入骨，他心里盘算着如何下手，对车智澈的话，他根本没往心里放。车智澈以为自己占了上风，更加来劲。 　　没坐10分钟，金载圭又借故离开餐厅。他快步来到距餐厅50米左右的办公室，见到郑升和已来了，由金正燮陪着。 　　他告诉郑升和、金正燮：“我正同总统阁下吃饭，望二位稍候片刻。”接着又以抱歉的口吻说，“我吃完饭后，马上就来，望二位务必等候。”郑升和、金正燮点头应允。 　　这时，金载圭认为时机到了。他召来自己的心腹，中央情报部礼宾处长朴善浩和自己的随从秘书朴兴柱，对他们说：“国家沦亡，我们也无法生存，不知你们怎样想？今天我要干掉他们。你们听见第一声枪响，便立即解决他们的警卫员，明白吗？”见二人仍有迟疑，他便给二人打气壮胆道：“这里有郑总参谋长和情报次长，你们怕什么！”听到手握兵权的陆军将领也参与此事，朴善浩和朴兴柱当即表示愿意执行计划。 　　布置好这一切后，金载圭觉得心中的恶气稍稍平息了一点。他又返回餐厅。 　　这时朴正熙正抱着一个妓女，摸着姑娘的大腿，那姑娘故意大惊小怪地抱怨：“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声音娇滴滴的。另一名妓女弹着吉他。车智澈被一个姑娘挑逗着，脸通红。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样平静和柔和。金载圭走了进来，朴正熙只顾与那女的调情，根本就没注意。 　　19时30分，餐厅厨房长南孝周端着盛满酒肴的盘子走出厨房。朴善浩走上前来说：“我要见金部长，请你转达一下。” 　　南孝周点头，走入餐厅，将酒肴放好，走近金载圭说：“朴处长要见您。” 　　19时35分，金载圭再次离席，来到厅旁的一个房间，朴善浩低声报告：“都准备好了。”金载圭满意地点点头，再次提醒朴善浩以餐厅的第一枪为信号。然后，他快步登上二楼办公室，从书架后面取出那支西德造的七连发手枪，插入右腰，用外衣盖好，返身下楼回到餐厅。 　　19时40分，金载圭坐稳后，忽然语气强硬地向朴正熙说：“阁下搞政治要顾全大局呀！”接着又指着车智澈，以挑衅和讥讽的口气对朴正熙说：“您带着这种废物搞政治，能搞好吗？”说着，从腰间拔出手枪朝车智澈就是一枪，转而又向朴正熙打了一枪。 　　车智澈右手腕被子弹打穿，慌忙逃到厕所躲避。朴正熙应声倒下伏在左侧姑娘的膝上，两个姑娘大惊失色。一个扔下手中的吉他，扶起朴正熙，另一个用手掌堵着流血的前胸和背后的伤口，间道：“阁下怎么样？”朴正熙闭着眼，忍着痛说：“我，我没关系。”说着已耷拉下了半截身子。其余几位姑娘见势不妙，偷偷溜出门逃跑了。 　　餐厅外面的朴善浩和朴兴柱听到里面枪响，也一起动手，把朴正熙的警卫人员全部击毙。 　　金载圭正在追杀车智澈，突然发现子弹卡壳，连忙出去换枪，他回来时，正碰上车智澈一边从厕所往外跑，一边叫喊：“警卫员，警卫员！”真是冤家路窄，金载圭一梭子子弹打在车智澈的肚子上。接着，金载圭又走到朴正熙的身旁，发现他仍没有咽气，就用手枪抵住他的脑袋又开了一枪。这位62岁的独裁者就这样死在了他的亲信手中。 　　干完这一切后，他松了一口气。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进办公室去会郑升和和金正燮。接着就发生了我们在前边看到的一幕。 　　刺杀朴正熙后，郑升和背叛了金载圭。他也想利用手中的兵权，企图填补朴正熙死后南朝鲜出现的权力真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保安司令全斗焕突然发动“肃军政变”。一场血战后，郑升和负伤被擒，三军将领被捕者达40余人。此后，南朝鲜的大权落在了新的军事独裁者全斗焕的手中。 　　8.7　朴正熙的发迹 　　朴正熙于1917年9月30日出生在朝鲜庆尚北道洛东江南岸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山末里。他的父亲朴松平，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朴正熙是他母亲的第8个孩子。在他上面有5个哥和2个姐姐。朴正熙的家境同当时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小小的房舍、盖着稻草的屋顶，房舍之间是一条狭窄的弄堂，一阵阵风从围绕着房屋的粗糙的石墙间吹过。 　　朴正熙的父亲给朴正熙取名康阿。康阿后来给自己取名正熙，后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小名了。朴正熙家境贫寒，童年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痛苦。他们一大家人仅靠地里的收成勉强度日。朴正熙的哥姐们很早就出门打工，他也常帮助父母在田里干活，晒得黑乎乎的。 　　别看朴正熙身材矮小，和他的哥姐们高大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身体不好。他的身体十分健壮，虽然皮肤黑但肌肉发达，长得很敦实，象块铁疙瘩，浑身都是劲。这大概是由于他是老小，比其他的孩子多吃了几年奶的缘故，据说他吃奶到5岁。 　　朴正熙在上学时，常常因不能按时交学费而受到老师的批评。朴正熙小时候文静，很少言笑，也不像许多同龄的男孩子那样淘气。他上学后，依然保持了腼腆、内向的性格。这些性格多半是由于家贫造成的，因为朴正熙幼小的心灵里已有一种很强的自卑感。这种性格体现在学习上，他是班上最勤奋的学生，常常在班里拿第一名。 　　小学毕业后，朴正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附近的大邱师范学校学习。1937年师范毕业后，他被分派到庆尚北道的一所小学教书。他所在的小学位于一个偏僻的小镇，四周山恋起伏、溪流淙淙、景色优美。对于一般安居乐业的乡村教师来说，这是个极好的安身之地，但对胸怀大志的朴正熙来说，可不是个好地方，他讨厌这儿的贫穷、闭塞、落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呆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小镇，我觉得自己象一只被关在笼中的雄鹰，浑身不自在。我要出去，在那属于我的蓝天里翱翔！” 　　机会终于来了。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军官学校于1940年在朝鲜招生，朴正熙积极应试。“少年时代的勤奋好学使他一举考中。这时朴正熙已长成一位体魄健壮的小伙子。他希望进入军校学习，然后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如果侥幸的话，他也许能谋取一官半职，衣锦还乡。但他清楚，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朝鲜半岛，象他这样普通的朝鲜青年想以正当的途径升官发财纯属妄想。对他来说，只有在战场那种异常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以血的代价出人头地。因为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靠的是智慧和勇敢而不是出身和种族。他认定了，只有战场才能使他得到晋升的机会。所以，他欣然去了满洲军校。 　　在满洲军官学校里，朴正熙继续保持了他少年时代勤奋好学的作风。1942年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名列榜首。毕业后他又被保送到设在日本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44年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伪满第6方面军第8联队任少尉军官，在河北遵化、玉田一带配合日军屠杀中国抗日军民。此时，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根本不可能为朴正熙提供多少“立功”的机会。一年后，日本宣布投降。朴正熙化装成商人混进北平。1946年6月由天津乘船回南朝鲜。回国后不久，考入南朝鲜反动势力开设的“军事英语学校”（后改为南朝鲜陆军士官学校），成为南朝鲜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军官。1946年12月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官，不久任第14团参谋长。 　　朝鲜分裂后，李承晚在美国的扶植下建立了南朝鲜政府，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政策，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194s年10月的丽水起义。丽水起义的主力是朴正熙所在的南朝鲜第14团的爱国官兵。该团原驻防在全罗南道的丽水附近。1948年10月16日，李承晚命令该团派一个营的兵力去济州岛讨伐游击队，遭到14团全体爱国官兵的反对。在朝鲜劳动党地下组织的支持下，这个团的官兵成立了“拒绝出兵济洲岛军人委员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 　　10月20日凌晨，起义军兵分两路：主力3000多人攻打丽水；另一支部队奔赴与丽水相距不远的顺天，争取第4团的支持。 　　当天上午，攻占了丽水。下午，起义军在丽水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丽水郡人民委员会”。与此同时，支持起义的第4团也解放了顺天。10月22日，由两团士兵组成的起义军，乘胜向北进军。但在美李集团优势兵力的围攻下，起义悲壮地失败了。当时，朴正熙任14团参谋长，自始至终参加了起义的全部活动。起义失败后，朴正熙被捕。为了保全性命，他供出了南朝鲜劳动党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1600多人，使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惨遭杀害。据当时的南朝鲜报纸报道，朴正熙参加丽水起义时，加入了南朝鲜劳动党，起义失败后叛变。 　　丽水起义后，朴正熙继续在军队中任职，但晋升很慢。因为朝鲜战争前，南朝鲜军队的势力在政治中无足轻重，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基本上都是美国占领军当局用右翼官僚政客起用的日本统治时期的校尉级旧军人。象朴正熙这样的少壮派军人因此而得不到重用。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朴正熙提供了晋升的机会。战争期间，朴正熙的地位迅速上升，曾先后担任第9师参谋长，陆军本部作战局次长、第2军炮兵司令等职。1953年晋升为准将。此后几年，朴正熙在政坛上迅速崛起。他作为炮兵军官参加了设在美国俄克拉荷马的福特西尔的美军炮兵学校高级班的学习，返回南朝鲜后被任命为南朝鲜炮兵学校校长。后又调到韩国第5步兵师任师长。1957年他晋升为少将，任南朝鲜陆军第1集团军参谋长。1959年，朴正熙任第6军管区司令，1960年任南朝鲜军需基地司令、第1军营区司令，南朝鲜陆军本部作战副参谋长、陆军第2集团军副司令。朴正熙终于在左右南朝鲜政局的军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此时，继李承晚上台的民主党张勉政权已无法控制日益动荡的南朝鲜政局。1961年5月16日，在美国的策划和支持下，朴正熙和金钟泌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张勉政权，结束了南朝鲜的文人政权，开始了军人统治。 　　政变成功后，朴正熙成立了“国家复兴最高委员会”。朴正熙任会议主席。这时，朴正熙为了稳定政局，把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张都映推为“国家复兴最高委员会”的议长和内阁总理，并让尹谱善继续担任总统。1961年7月，在军事政权趋于稳定后，朴正熙对军队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他首先解除了张都映的一切职务，由自己担任“国家复兴最高委员会”的议长。接着，又以“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逮捕了张都映和担任军政要职的高级军官40多人，清除了所有威胁他统治的政敌。 　　从此，这位来自小山村的农家子弟终于实现了童年的愿望，把南朝鲜的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那么，他上台后干了什么呢？让我们继续看上台后的朴正熙。 　　8.8　专横18年 　　朴正熙上台后，在南朝鲜逐步建立军事独裁统治。政变的当天，他便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紧急戒严令”，解散了国会、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在南朝鲜金境实行军事管制。 　　为了加强对南朝鲜的全面控制，1961年6月，朴正熙设立了一个由他直接控制的特务和情报机构——中央情报部，委派他的亲信金钟泌担任部长。这时朴正熙还颁布了“国家复兴非常措施法”、“中央情报部法”、“特别犯罪处罚法”、“反共法”等反动法令，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和特务，对南朝鲜人民反对军事独裁和要民主的斗争进行血腥镇压。他命令查封了南朝鲜1200多种报刊。据统计，1961年5月中旬到9月中旬，遭到朴正熙军事独裁政府逮捕、监禁和屠杀的进步人士达10万人以上。 　　在血腥镇压的同时，朴正熙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还对南朝鲜人民采用欺骗的手段。1961年8月12日，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1962年3月以前公布宪法修改草案，1962年5月恢复民主政治。这个声明还说，军事政权原来的计划是准备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把政权交给文人政府。但是“朴正熙出尔反尔，并没有在1962年3月公布”宪法“修改草案。相反，他又颁布了一个继续加强镇压和扩大清洗的”净化政治活动法“。根据这一法令，先后有4400多名民主人士被审查，剥夺了参加政治活动的资格。这时，尹谱善因对”净化政治活动法“不满，辞去了总统职务。1962年3月24日，朴正熙又兼任了南朝鲜的代理总统。 　　朴正熙在国内实行的高压政策和血腥统治，激化了国内矛盾，反朴斗争风起云涌，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这些引起了美国的忧虑。于是美国便向朴正熙施加压力，使他答应在1962年年底以前修改宪法。12月27日，朴正熙集团在美国的压力下，采取“国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同时，朴正熙正式宣布：“1963年4月上旬举行总统选举，5月下旬举行国会选举，8月中旬恢复民主政治。”接着公布了政党法，恢复了一部分被剥夺参加政治活动人士的自由，准许民间人士参加政治活动，制造了一片民主的祥和气氛。这时，朴正熙让金钟泌退出现役，负责筹建民主共和党，开始为竞选总统做准备。 　　正当南朝鲜在野党和各种政治势力，准备通过竞选同朴正熙展开政权的角逐时，朴正熙看到自己势单力孤，很难在竞选中取胜，于是在1963年2月18日宣布退出总统竞选，3月16日宣布把军政的时间再延长4年。朴正熙出此策略的原因是，他在政变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很不得人心，如果立即进行选举，对朴正熙十分不利。其次，朴正熙集团内部有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军政，强烈反对民主政治。 　　朴正熙延长军政的声明一发表，舆论哗然。声明公布的当天，汉城等地便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延长军政，要求立即实行民主。在野各党派也纷纷要求朴正熙撤销其决定。 　　美国对朴正熙的这一决定也感到十分意外。总统肯尼迪当天通过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转交给朴正熙一封信，要求朴正熙结束军政，尽快实行民政，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963年4月18日朴正熙宣布：10月中旬举行总统选举，11月下旬举行国会议员选举，12月中旬召开国会会议。 　　这次，朴正熙没敢食言，10月15日举行了总统选举。朴正熙以民主共和党领袖的身份参加竟选。由于朴正熙在选举中大肆舞弊，最后以微弱多数取胜。在进行国会议员的选举中，他又通过舞弊，使民主共和党取得了国会175个议席中的110个，独占鳌头。这样，朴正熙得以重掌大权，继续推行军事独裁统治。 　　朴正熙当选为民选总统之后，继续推行独裁统治，加强了对人民民主运动的镇压。他加强了警察和特务机构，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南朝鲜中央情报部已拥有特务40万人，每年的活动经费高达3—4亿元。朴正熙在南朝鲜恢复民主政治后，并没有给南朝鲜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南朝鲜仍是一个军警横行、特务遍地的专制社会。 　　1967年和1971年，南朝鲜举行了两次总统大选，朴正熙利用执政党地位，耍尽了花招，才得以连任。此时，南朝鲜在野的各党派和民主势力为了击败朴正熙，加强了联合与合作。民众党和新韩党首先合并，成立了新民党，发展极快，势力一天天壮大。在1971年4月举行的第7任总统选举和同年5月举行的第8届国会议员的选举中，得到的选票仅次于执政的民主共和党，成为国内第二大党。 　　新民党势力的壮大，直接威胁到朴正熙的独裁政权。1971年选举结束后，朴正熙进一步加强了对新民党的打击。朴正熙以违反“反共法”、“选举法，，等罪名，大肆迫害新民党领袖。新民党总裁金大中，被迫离开了南朝鲜，流亡日本、美国等地。但是，南朝鲜国内反对朴正熙集团独裁统治的斗争不断发展，朴正熙意识到，如果继续实行民主政治，即使他在选举中进行操纵和舞弊，也很难取胜，有被赶下台的可能。 　　于是，朴正熙便于1972年10月17日撕去了民主政治的伪装，赤裸裸地实行独裁。他以“来自北方的南侵威胁”为借口，发布了“紧急戒严令”，解散了国会，禁止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一切政治活动，在南朝鲜实行了军事管制。接着，又于11月21日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南朝鲜人民投票，通过了他炮制的“宪法修正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维新宪法”。这个宪法大大扩充了总统的权力，为朴正熙实行独裁统治制造了法律上的依据。所以有人认为，朴正熙的“维新宪法”的实行，是继“5·16”军事政变之后的又一次军事政变。 　　朴正熙的“维新宪法”实施后，南朝鲜人民要求废除“维新宪法”和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朴正熙集团在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同时，极力打击和限制新民党等在野势力。新民党领袖金大中，在1973年写了《独裁和我的斗争》一书，强烈抨击朴正熙集团的独裁统治，要求废除“维新宪法”。金大中计划于8月15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促进韩国民主化和祖国统一演讲大会”。8月8日下午1时，金大中在东京皇宫大饭店遭到南朝鲜中央情报部4名特务用麻醉药麻醉后绑架，被押回汉城，受到非法监禁和审讯。由于南朝鲜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1975年初朴正熙被迫宣布恢复金大中的自由。但在1976年3月，朴正熙再次逮捕金大中，判金大中10年徒刑。朴正熙还多次颁布“总统紧急措施”，作为镇压人民斗争的法律依据。他还以违反“总统紧急措施”、“反共法”等罪名，肆意逮捕、屠杀民主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 　　在南朝鲜人民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的同时，朴正熙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尖锐起来。朴正熙为了保住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不断消除来自集团内部有可能危及他地位的政府官员。参加“5·16”政变的元首们一个个被排挤出政府，前面提到的金钟泌只是其中之一。 　　70年代后期，南朝鲜各种矛盾加剧。朴正熙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以总统侍卫长车智澈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以高压的血腥政策维护统治；以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为首的。‘稳健派“主张用温和的方式延缓危机，维持统治。两派的矛盾在1979年8月南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中激化。迫使稳健派金载圭决心刺杀朴正熙，由他们来继续南朝鲜的统治。于是出现了我们在前面叙述的一幕。 　　第9章　名噪一时的流亡总统 　　——马科斯 　　1965年11月，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压倒优势的多数击败竞选对手莱逊当选为菲律宾1964年独立后的第六任总统。同年12用30日他身穿民族传统礼服就职。在就职仪式上，马科斯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坛，进行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论内政方针、谈对外败策，信誓旦旦，慷慨激昂，持续半个小时的演说精彩热烈，曾被19次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马科斯在1969年第一任总统期满后，以推行社会改革为政纲竞选连任。 　　1972年，马科斯第二任总统任期将届满，依照菲律宾宪法他将不得再连任总统。为了在总统的宝座上呆下去，为了建立他的马科斯王朝，马科斯寻找借口，悍然宣布军营，以枪杆子维持他的政权。由于马科斯的倒行逆施，菲律宾在经济上濒于崩溃，在政治上危机四伏，人民群众的怒火如即将愤发的火山1983年马科斯的健康恶化，继位权之争这到白热化。在这一年8月21日，马科斯指使人在马尼扭机场暗杀了他的头号政敌贝尼尼奥·阿基诺，以此为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马科斯不断地品尝着苦果：众叛亲离、遭到人民的反对、被美国后台老板丢弃、于1986年2用25日带了几十名亲信被迫仓皇出逃，流落异域。1989年9月28日10时40分马科斯病死檀香山。一代王朝，覆灭于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 　　9.1　阿基诺殉难：罪恶的谋杀 　　1983年，是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执政的第十八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十八年中，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和奢侈无度的生活，使他在国内极不得人心，他的政权摇摇欲堕。更糟的是，折磨马科斯多年的肾病，此时更加恶化，马科斯不得不动手术更换肾脏。1983年8月，67岁的马科斯在马尼拉的肾脏中心做了第一次肾脏移植手术。这次肾脏移植手术的结果却不容马科斯乐观，移植失败了，马科斯的免疫系统排斥这个外来的新器官。泄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马科斯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保密措施，但他健康恶化的消息还是被外界得知。小道消息不径而走，很多人猜测，马科斯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一场继承权位的争斗悄悄地开始了。 　　在这极为微妙的关头，菲律宾原参议院议员贝尼尼奥·阿基诺，在经过了两年多的国外流亡生活后，决定返回他的祖国。 　　马科斯明白：要是阿基诺回到菲律宾，当时处于四分五裂的反对党就会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从而对他的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马科斯对阿基诺的回国决不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 　　在1983年春天，阿基诺便决定要返回祖国。因为在菲律宾只是起着橡皮图章作用的国会即将举行新的一轮选举，阿基诺想在选举中为团结反对党各方面力量而尽自己的努力。 　　阿基诺刚刚作出这个决定，便受到了马科斯政权的种种威胁：如果阿基诺硬要回国，可能会受到暗杀；他的生命安全将得不到保障等等。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还飞赴美国对阿基诺软硬兼施，劝阻阿基诺回国。伊梅尔达先来软的，她告诉阿基诺：“你不要回国，如果你呆在美国缺钱花，你可以从我在曼哈顿银行的户头中随意支取，一切手续都给你办妥了。”阿基诺不为所动。软的不行，伊梅尔达又来硬的，她告诫阿基诺：“我们在国内有许多忠诚的追随者，他们可能以为他们杀死你就是帮我们的忙，我们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做出这种傻事。”阿基诺依然不为所动，让伊梅尔达碰了一鼻子灰。阿基诺不忍坐视政治上腐败透顶、经济上业已陷入绝境的祖国不管，他已下定决心，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明知危险，毅然回国。 　　1983年8月上旬，阿基诺在美国得知马科斯做了肾脏移植手术且病情危急的消息后，便决定尽快起身，回归祖国。在回国前，阿基诺给他的日本朋友石原慎太郎写信说：“不久，我将冒着危险出发返回祖国，迄今为止。在菲律宾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走过这条危险的道路。我准备象甘地一样，为了同可鄙的独裁者作斗争，以事实和公允终究会带来胜利的唯一信条武装自己，回归祖国。” 　　1983年8月13日，阿基诺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在波士顿机场与夫人科拉松·阿基诺挥泪而别。阿基诺为了掩盖他的确切计划，摆脱马科斯派来监视他的行踪的秘密警察，阿基诺首先飞到日本东京，然后又到香港和新加坡。从新加坡他又到马来西亚探望朋友。在吉隆坡，为了摆脱盯梢，菲律宾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给了他一份写着别人名字的假护照。 　　持着这份假护照，阿基诺来到了香港。然后从香港飞往台北，从而完成他的最后一段旅程——台北至马尼拉。 　　一批从秘密渠道得悉消息的新闻记者聚集到台北，准备护送阿基诺回国。其中有一位名叫肯·卡希瓦亚拉，他是阿基诺的连襟，以旧金山为基地的老资格电视记者。在登机返回马尼拉的前夜，阿基诺和卡希瓦亚拉在俯视台北的大旅馆的一个房间里长谈。阿基诺说：“我刚从马尼拉得到报告，我下飞机的时候可能在机场受到枪击，然后他们再将开枪打人的人打死。所以我要穿上这个。”说着，他拎起一件防弹背心，然后又半开玩笑他说：“你知道，要是他们打我的头部，我就没救了。” 　　当夜零点30分，阿基诺与日本友人石原慎太郎通了一次国际电话。阿基诺在电话中告诉石原慎太郎：“这大概是你我的最后一次通话！”阿基诺的话音，让人明显感到十分沉重，他接着说：“我在那一国度里能够幸存的概率、恐怕怎么也超不过百分之二十。” 　　“究竟为什么？”石原慎太郎不解地问。 　　“刚才，马赛达由纽约打来电话，说马尼拉机场已经准备了双重暗杀计划。” 　　“双重暗杀是什么？”石原慎太郎感到惊讶。 　　“好象是要搞一个冒牌犯人，当场将他和我一起干掉。”阿基诺解释说。 　　“原来如此，那他们是干得出来的！”石原慎太郎肯定他说。 　　马赛达是纽约律师，他曾在马科斯政权中担任过政府官员，其妻是马科斯的姻亲。马赛达因与马科斯发生冲突，逃亡国外。对此，石原慎太郎是清楚的，因此他一点也不怀疑马赛达提供的消息。石原慎太郎真为阿基诺捏了一把汗。这时耳机里又传来阿基诺的声音：“马赛达让我只身返回美国以防不测。” 　　“他说得对，我也同意。你如果不听，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台湾政府，让他们拘捕你，然后押送回美国。”石原慎太郎说。 　　“别说傻话啦！”阿基诺说：“你想，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我不能让朋友们空等一场。我乘坐什么航班，还不清楚。不过，反正我听说，明天下午将有数以千计的朋友们，扎着黄色缎带，赶到机场欢迎我。“ 　　“至于缎带，过半年或一年后再准备去吧。我认为，你还得在南方某个海岛上岸躲一躲，然后再回马尼拉。”石原慎太郎恳切他说。 　　“这就行啦，我明天回国，懂吗？我是菲律宾人呀！我可不愿意老死在美国或者医院里；要死，就死在菲律宾的土地上！这你会理解吧？”阿基诺激动地说。 　　“这我理解。”石原慎大郎感到再也没有理由劝阻阿基诺了。 　　“OK，那么，再见吧。还有别的吗？”阿基诺最后说。 　　“没有了。祝你走运！只有这个愿望。”石原慎太郎无可奈何地挂上了电话。 　　呵基诺放下电话后，用圆珠笔在天头印有饭店名称的信纸上，给自己的亲人——妻子、一子三女分别写了一封信。阿基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亲爱的柯莉：再过两、三个小时，我将怀着一种虚幻的、难以捉摸的期望，启程上路，也许就此了结长期的斗争。昨晚离开波士顿后，才第一次睡了个好觉。不过，仅仅是由于旅途劳顿呢，还是因为来到此地，总算安心了呢？此刻，要对你倾吐的，真有千言万语。然而，既无时间，又缺少了一架打字机。一写起来，恐怕就会龙飞凤舞，难以辨认。要说的话就是一句：我爱你！ 　　你总是在艰难岁月里，陪伴在我的身边。并且，我还给你留下了很多辛酸的回忆。然而，了解我的人，或许能懂得我那主观的、近乎外交辞令的话语。但我深信不疑，你一定谅解、或者会谅解我的。唯其如此，你才能理解我为何坚持这种生活原则。 　　我至今未能发财。因而，能够留给孩子们的，几乎一无所有。我只作自认为对自己最相称的事，那就是献身于国民大众。人们终究会对我的献身作出评价。望你将这当作我留给孩子们的唯一遗产。财产虽然没有，我却要留下金不换的东西。……“1983年8月21日，是个星期天。上午11时15分，在台北中正国际机场，一架巨大的波音767飞机，完成了起飞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准时起飞。这架华航811航班飞往马尼拉。 　　阿基诺和随行的10位新闻记者、两个日本电视摄制组搭乘的就是这架飞机。一路上，阿基诺和同行的记者们断断续续地谈话。 　　当飞机飞到吕宋岛上空时，阿基诺起身离开座位，走进厕所。在厕所中，阿基诺穿上防弹背心，外面又套上白色短袖衫。穿好防弹背心后，阿基诺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落座后，阿基诺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手上摘下自己的金表，交给坐在邻座的连襟肯·卡西瓦亚拉，并嘱咐说：“我只想把东西交给你。别忘了飞机一着陆，你就尽快去我家一下，让家人把日用品送到监狱。”阿基诺想，一下飞机，他就可能被直接送进监狱。 　　巨大的波音767飞机继续在菲律宾上空飞行。阿基诺透过飞机舷窗，急切地向下望着，他想多看几眼离别了两年多的祖国的山水。机身下，象大海一样翻滚着的白云，遮住了阿基诺的视线。阿基诺虽然看不见下面的陆地和海洋，但他依然是那样兴奋。那表情仿佛他已将他那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的祖国的山山水水尽收眼底：那高耸的群山俯视着茂密的绿色热带雨林，在碧波荡漾的50万平方英里的大海上散布着7000多个岛屿，其中最大的两个岛：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一北一南遥遥相对，中间若断若连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几千个岛屿。 　　就在阿基诺出神地遥望他的祖国河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在他的祖国吕宋岛上的两处防空设施上，先后有两批四架装备着各种武器的菲律宾F—5喷气式战斗机奉命紧急起飞，任务是寻找阿基诺乘坐的班机并将其迫降在马尼拉以北35英里的巴萨空军基地。因为天空多云，这四架战斗机都扑了个空。因此，阿基诺乘坐的班机得以朝马尼拉机场正常飞1983年8月21日，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与往日大不相同：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如临大敌。一清早，大约5000名航空保安部队的士兵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把守着机场的各个进出口，对进出机场的所有的人严加盘查。尽管如此，仍有大约1万名的欢迎群众集合在那里，还配备着一个演奏着《系上黄带子》的军乐队，他们在准备欢迎阿基诺的到来。 　　下午1点05分，一架波音767飞机穿云破雾，呼啸而来，稳稳着陆，缓缓地滑行到8号门下机处。 　　飞机着陆后，就被保安警察和航空安全部队围了起来。发动机一停，在飞机左前方的机舱门被打开并与通向8号门的廊桥对接时，三名着制服的安全人员——两名是航空安全指挥部的，一名是城防指挥部的，迅速冲进飞机客舱。这三个人径直走到阿基诺面前，一人拿起阿基诺的提包，两人架起阿基诺的胳膊，连拉带拖地向飞机舱门走去。 　　这几个人簇拥着阿基诺，刚进入飞机过道，保安人员立刻打开了飞机左侧的紧急出口，下面有一架梯子直通跑道。阿基诺和两个警察开始沿着阶梯往下走，后面一位警察堵住了飞机出口，使那些与阿基诺同机到达的新闻记者无法走出飞机。 　　突然“呼”的一声枪响，间隔约3秒钟后，是第2声、第3声，又隔1秒钟后，是第4声又隔2秒钟后，是第5声。此后是尖叫声，呼喊声，一片慌乱和惊恐，大约持续17秒钟之久。接着是一气发出的约23响枪声。 　　机舱里的记者透过窗口，看到阿基诺四肢分开，脸朝下趴在地下，鲜血从脖颈向外喷涌。在阿基诺身旁，还趴着一个穿牛仔裤的被警察乱枪射死的人。 　　阿基诺从座位上被架起到枪响仅仅经过50秒钟，一切都发生在一瞬之间。阿基诺双脚还未踏上自己祖国的土地便被谋杀了。 　　为了掩人耳目，事后马科斯政府宣布：阿基诺是被一名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上飞机的名叫加尔曼的共产党人刺杀的，这位刺客当场被击毙。这位刺客就是谋刺现场那位趴在阿基诺身旁的穿牛仔裤的人。事情果真如此吗？马科斯为什么要谋杀阿基诺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9.2　马科斯其人 　　1917年9月11日，马科斯出生在菲律宾伊罗戈省的塞特镇。这是菲律宾北部的一个小镇，也是以勇猛刚强、刻苦耐劳而著名的伊罗戈人的聚居区。 　　马科斯的祖父名叫法比安·马科斯。马科斯的祖父年青时当过教员、法官，还当过农场主。1889年，马科斯的祖父被任命为依罗戈省巴达市市长。在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马科斯的父亲从小就受到了精心的培育和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马科斯的父亲到马尼拉师范学院——当时菲律宾的最高学府去深造。在大学学习期间，马科斯的父亲学习成绩优异，学院授予他许多奖章和奖状，同时他还有极好的口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极富感染力。 　　1916年4月，马科斯的父亲与比他大5岁的约瑟法·爱德拉琳结婚。约瑟法·爱德拉琳是一个农场主的女儿，与马科斯的父亲是同乡，也是同学，同样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结婚后的第二年，约瑟法·爱德拉琳便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费迪南德·埃曼努尔·马科斯。 　　马科斯的父母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员。以后，马科斯的父亲又转而学习法律，在菲律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面当律师，一面从事政治活动，曾被选为北伊罗戈省第二区议员。在政界闯荡了多年以后，马科斯的父亲当上了达沃省的省长。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马科斯从小就受到了比他父亲小时候更严格的教育。马科斯的父亲着重培养小马科斯的吃苦精神和顽强意志，例如让人带着小马科斯到比较原始的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去体验那凶狠、残酷的猎取人头的生活习俗。同时，马科斯的父亲还鼓励小马科斯参加各种体育锻炼，让他有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小马科斯从5岁开始就学习拳击、摔跤，稍大以后，又学习骑马、游泳和射击。马科斯的母亲则着重培养小马科斯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她一心想让小马科斯将来成为一个小说家，于是，她发挥善于讲故事的专长，给小马科斯有声有色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小马科斯往往听得入了迷，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小马科斯的语言能力。同时，通过听故事，小马科斯对《圣经》发生了兴趣，以后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1934年，马科斯17岁时进入菲律宾大学攻读法律。1935年，菲律宾从美国人那里争得了自治权，菲律宾人民需要选举首届总统，所有的议员也需要改选。马科斯的父亲与胡利奥·纳隆达桑竞选议员。纳隆达桑竞选获胜。在与亲友庆祝竞选胜利后，纳隆达桑回家吃过晚饭，在窗前休息时，被人开枪暗杀。1939年，在马科斯即将毕业时，因涉嫌谋杀他父亲的政敌胡利奥·纳隆达桑而被捕。后来马科斯虽被宣告无罪释放，但他与纳隆达桑之死究竟有无关系却一直是个谜。在被捕期间，马科斯参加了全国性的律师会考，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这两件事一度使他成为菲律宾的新闻人物。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菲律宾，马科斯脱下了律师的黑袍，穿上了军装，并参加了菲律宾有名的巴丹保卫战。 　　在战争中，马科斯虽然立了一些功，但决非几十年后他自己或别人所吹嘘的那样：“为最终胜利作出贡献，对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曾在贝桑格·帕斯单枪匹马击溃50名日军”，是“菲律宾历史上受勋最多的战士（32枚勋章）”。 　　马科斯有正式记载的政治生涯是从1949年他刚刚32岁时参加众议院的竟选开始的，这次竞选他成功地被选为众议员。以后，在1953年和1956年马科斯两次巩固了自己的议员地位。在这期间，他担任过前总统罗哈斯的特别助理，众议院工商委员会主席和自由党领导人。1959年，马科斯走进了参议院，并于1963年当上了参议院议长。这时，马科斯雄心勃勃，公开宣称要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科斯与曾为之奋斗14年之久的自由党一刀两断，然后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以此换取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并成为国民党的唯一总统侯选人。1964年4月，选举第六任总统的大选开始，马科斯竭尽全力参加竞选，并动用了他的“秘密武器”——其夫人伊梅尔达。 　　9.3　从“塔克洛班玫瑰”到“马尼拉女神”再到“马科斯夫人” 　　伊梅尔达1929年7月2日生于马尼拉，此时马科斯是12岁的少年了。伊梅尔达是她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一个小珠宝商的女儿特立尼达所生的6个子女中最大的一个。“她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曾生有5个子女。 　　伊梅尔达9岁那年，她的母亲离开了人世。为了摆脱丧妻后的悲伤，改换一下环境，1938年伊梅尔达的父亲带着全家从马尼拉迁往莱特省省会塔克洛班居住。这以后直到1952年伊梅尔达23岁，她一直生活在塔克洛班。高中毕业后，伊梅尔达考入圣保罗学院教育系，她父亲当时也在圣保罗学院任教。因家庭人口众多，经济困难，为了维持学业，伊梅尔达过上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尽管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但伊梅尔达却十分好强，她格守一句格言：“要永远在嘴角挂着微笑，要永远把泪水藏在心底。”随着年龄的增长，伊梅尔达出落得越来越俊俏美丽，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伊梅尔达不但貌美，而且还有甜美的歌喉和出众的歌唱才能，这一切使她在塔克洛班颇有名气。她17岁那年，曾与一位美国少女并肩坐在一辆花车上，参加1946年10月20日庆祝美军在莱特省登陆两周年游行，出尽了风头。一年之后，在1948年的花卉节上，伊梅尔达幸运地被遴选为“塔克洛班的玫瑰花”，从此后，伊梅尔达更加引人注目，同时也招来了好色之徒的纠缠。这时有许多好心人向她父亲吹风说：“伊梅尔达居住在莱特简直是浪费才华，她应该到马尼拉去。”此时在马尼拉当议员的伊梅尔达的堂兄丹尼尔看中了伊梅尔达在竞选和游说中可以发挥的政治价值、在社交中的交际花功能，便主动邀请伊梅尔达到马尼拉去住，并答应支付去马尼拉旅费。在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后，1952年，23岁的伊梅尔达带着5比索只身去闯大千世界马尼拉了，到马尼拉后，伊梅尔达寄居在堂兄丹尼尔家，并找了一份音乐书店售货员的工作干。丹尼尔在马尼拉竞选议员时，曾带着她到各地帮助竞眩选。伊梅尔达充分发挥自己貌美、善于演讲、歌喉甜美的优势，为丹尼尔拉了不少选票。从此，伊梅尔达在马尼拉开始小有名气。 　　1953年2月15日发行的《本周》杂志情人节专刊的封面采用了经伊梅尔达同意刊登的大幅伊梅尔达头像，刊物投递到千家万户之后，作为“封面女郎”的伊梅尔达名声大振。 　　为了摆脱困境、出人头地、跻身上层社会，伊梅尔达暗暗地把希望寄托在争当马尼拉小姐的选美比赛上。伊梅尔达报名参加了1953年的菲律宾全国选美比赛，比赛结果令她大失所望，落选的结果让她难以接受。她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她不服输，决心抗争一番。她直接找到当时的马尼拉市长拉克松那里，百般纠缠，最后终于争到了一个“马尼拉女神”的称号。过了几个月，在经过11天闪电般的热恋之后，这位“马尼拉女神”便成了“马科斯夫人”。 　　那是1954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25岁的伊梅尔达跟着堂嫂去国会看望当时任议长的堂兄丹尼尔。国会正在激烈地辩论当年的预算方案，在讲台上一位议员正在演说，他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堂嫂在伊梅尔达耳边悄悄地说：“这位发言的是在野的自由党议员马科斯，他口才极好，能言善辩，有‘北方的金嗓子之称’，你听他的演讲，真够精彩的。”伊梅尔达当时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她对台上那位头发乌黑光亮、皮肤呈浅棕色的议员只是瞄了几眼，就拉着堂嫂一起回到汽车里去了。回到汽车里后，她们给丹尼尔写了一张便条，说要等他一起回家。丹尼尔怕她们挨蚊虫叮咬，写了个回条，建议她们到有冷气设备的咖啡馆里等他。 　　夜里11点，马科斯在演讲结束后也到咖啡馆喝冷饮。刚一走进咖啡馆，马科斯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窗子旁边的伊梅尔达。伊梅尔达俊俏秀美的容貌，天真无邪的气质，象磁石一样吸引住了马科斯。马科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唯恐坐失良机，于是便频频发起攻击，他首先示意一位同来的记者，记者会意，介绍他们相识。继而他又请在场的一位议员再次介绍，以便让自己引起伊梅尔达的注意。马科斯感到这还意犹未尽，马科斯离开座位，径直走到伊梅尔达身旁，用近于鲁莽的口气对坐在座位上的伊梅尔达说：“请你站起来一下好吗？”伊梅尔达对马科斯提出的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非但不反感，反而顺从地站起来，微笑着望着这位三番五次接近她的议员。马科斯敏捷地向前跨了一步，站到伊梅尔达身旁，用手比了比两人的高度，如释重负他说：“我比你高三厘米，真是太妙了。”然后，马科斯请伊梅尔达重新落座，与她轻松而友好地交谈了起来。在交谈中，马科斯悄悄告诉伊梅尔达，说他爱上了她，并说他要娶他，还要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将整个世界奉献在她的脚下。 　　第二天，马科斯便顾不得参加国会辩论了，他急切地正式向伊梅尔达求爱。马科斯按照家乡传统的求爱方式，给伊梅尔达送去两大束玫瑰花，花里夹着一张写有“一切都如此美好，为什么？”的卡片。伊梅尔达接受了马科斯的赠花，也接受了马科斯的求爱。从比，马科斯就成了议长丹尼尔家的常客。当马科斯得知丹尼尔议长一家要到菲律宾著名的避暑和游览胜地碧瑶度复活节时，他自告奋勇要陪同前往。马科斯驾着他刚买不久的白色小轿车，载着伊梅尔达同行。在汽车行驶的5个小时内，他们由默然相对到谈笑风生，感情急剧加深。 　　经过11天，他们走完了从邂逅相识到办理结婚手续这段艰苦的历程，37岁的马科斯娶了25岁的“马尼拉女神”，为纪念对伊梅尔达11天的追求，马科斯赠送给她一只镶有11颗钻石的戒指。1954年5月1日，他们在马尼拉圣米格尔大教堂举行了天主教式的盛大婚礼。从此，伊梅尔达正式成了“马科斯夫人”。 　　婚后，伊梅尔达想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贤妻良母，但马科斯却不以为然，他鼓励伊梅尔达要胸怀大志，成为他攀登权力巅峰的伴侣和助手。 　　9.4　入主马拉卡南宫 　　在和马科斯结婚的时候，伊梅尔达的一个叔叔是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法官，另一个叔叔是马尼拉市市长。与马科斯结婚后，美貌聪明而又有政界亲属关系的伊梅尔达，为马科斯的政治地位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把马科斯推向菲律宾政治的前台。在伊梅尔达的协助下，马科斯赢得了礼智岛全体选民的支持，于1959年成功地进入了参议院，接着，伊梅尔达广泛接触政界显要、工商界大亨、律师和新闻记者，并赢得了他们对马科斯的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1963年，马科斯当上了议长。 　　1964年，雄心勃勃的马科斯决定问鼎马拉卡南宫，参加第二年举行的总统竞选马拉卡南宫即菲律宾总统府，它位于马尼拉巴西河下游美丽的风景区，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那里绿树环抱、草坪常绿、风景优雅，简直就是一个大公园。马拉卡南宫原是西班牙、美国统治时期总督官邸所在地，后来成了菲律宾总统府、最高权力的象征。 　　为了让丈夫当上国家元首，伊梅尔达利用她的家族的政治背景，使马科斯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大会的提名。 　　1964年4月大选开始后，伊梅尔达竭尽全力配合马科斯竞选，她为马科斯修改讲话稿，参与制定竞选计划，每天招待几十到几百人的来访等。 　　为了扩大马科斯的影响，伊梅尔达推出一部史诗性影片——《光荣的人》，这部影片完全是为马科斯歌功颂德的，影片将马科斯极力抬高，说马科斯在二战时期弃笔从戎、英勇抗敌，曾组织一个叫做“马哈里卡”的游击队，为菲律宾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影片的情节大部分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但因该影片情节曲折、富于感染力，曾轰动一时，马科斯的声望因此急剧提高。伊梅尔达还陪同丈夫到处奔波，笼络人心。他们夫妇几乎走遍了菲律宾的所有城镇，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发表演说，甚至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徒步行走，同满脸满手乌黑的农民握手拥抱。伊梅尔达在竞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伊梅尔达走到哪里，那里的人们总要让她唱歌，而她总是有求必应。她精力充沛，能胜任这种甚至职业歌唱家也难以胜任的歌唱旅行。她还成立和领导一个“蓝衣妇女助选团”，团员们穿上蓝色工作服，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工作。她们向选民们散发传单，赠送钢笔、帽子、牙刷、手绢等小礼品，以此来收买人心。伊梅尔达充分发挥了她的魅力，为马科斯拉了大量选票，成了马科斯参加竞选的秘密武器。 　　1965年11月，马科斯竟选获胜，当选为菲律宾独立后的第六任总统。马科斯夫妇终于如愿以偿，于1965年12月30日搬人总统官郦—马拉卡南宫，开始了他们长达20年的逐步走向独裁的统治。 　　9.5　独裁统治 　　马科斯上台之初，还是颇有作为的。菲律宾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基于这样的国情，马科斯深知农业是立国之本，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实行了“土地改革”，采用向地主购买土地然后低价转卖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40多万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菲律宾过去是殖民地经济，主要种植美国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如甘蔗、烟叶、马尼拉麻、椰子等等，而粮食却长期依靠进口。马科斯意识到了不生产粮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便下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从70年代初，马科斯发动了一场“绿色革命”，开展全国性的种植“奇迹稻”（优良稻种）的运动，他规定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下乡劳动15天。伊梅尔达率先响应，带领一些省长下田劳动。通过以上种种努力，菲律宾的农业大有起色，从1976年起，粮食已能自给，1977年起，粮食还能少量出口。 　　按照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每届四年，只能连任一届。 　　1969年马科斯竟选连任总统获胜，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这届任期到1973年为止。 　　1969年，马科斯蝉联总统职务时，菲律宾社会矛盾与他1965年初上任时的矛盾四伏、政治混乱、犯罪率明显升高、世风日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70年初，马科斯继任不久，一群游行者公然对马科斯总统提出指责；一伙加入新人民军的大学生冲进马拉卡南宫，烧毁了两辆小轿车。从那时起，菲律宾社会暴力冲突接连不断，逐步升级，这表明马科斯政权日益不得人心。 　　1971年8月21日，自由党群众大会正在基阿波教堂前的米兰达广场上举行，突然，3颗手雷在人群中爆炸，致使几十人身亡，数百人受伤，8名反对党领袖被当场炸死。马科斯乘机在第二天宣布：中止不可非法逮捕人的“人身保护权”，获得了不经司法机关批准便可随便抓人的权利，开始执行他的对人民的高压政策。 　　到1972年夏天，马科斯感到他的地位受到了反对党领袖阿基诺的咄咄逼人的挑战，为了达到他长期统治菲律宾、建立马科斯王朝的目的，他公开宣称：“为了菲律宾的长远利益和稳定＼他必须继续执政。为此，他于1972年9月21日签署”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并颁布了1081号公告，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事管制。 　　在军法管制期间，菲律宾人民生活在高压政治之下：新闻和集会自由被取消，众多的社会团体被解散，政治清洗，逮捕政敌。在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至少有6万名“破坏分子，，被捕入狱，几百甚至上千名可疑分子死于军人和警察之手，或无声无息地销声匿迹，这些被秘密逮捕或处死的人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记者、教士和律师。 　　不仅如此，马科斯还耍了许多手腕来强化他的统治。1973年，马科斯政权搞了个新宪法，把菲律宾的美国式总统制改为英国式责任内阁，并规定现任总统在军管时期兼任总理，直至临时国会选出新政府为止。1978年6月，临时国会开幕，马科斯宣誓就任总理，正式行使总统兼总理职权。1981年被迫宣布取消军管，为确保权力不被削减，同年4月又通过公民投票再次修改宪法，把政体改为法国式总统制。新宪法规定总统在非常时期拥有绝对权力，总统任期改为6年，不受连任一次的限制。 　　搞独裁必然要任人唯亲，马科斯深明此理。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马科斯重用亲信，包庇亲属。马科斯让伊梅尔达担任环境保护和安置部长、全国妇女委员会主任兼马尼拉市市长，儿子邦格是北伊罗戈省省长。其他亲属也大沾其光：母亲何塞法拥有一家海运公司和两个木材加工厂；叔父皮澳·马科斯是铜矿和金矿的业主，侄子马里亚诺主管唱片公司和娱乐中心，姐姐福尔图纳控制着旅行社、海运及货运公司，弟弟帕西菲科上20多家公司的总裁。在国会，马科斯的新社会党控制了88％的议席，90％的盛市长也都是新社会党成员。 　　马科斯对政权的支柱——军权尤为重视，陆、海、空三军司令、总参谋长、总统府警备司令、国家安全情报局长和首都警察部队司令等要职，都是由马科斯亲自挑选的绝对忠于马科斯的人担任。军队中大量的高级军官都是马科斯安插的他的伊罗戈省同乡，三军和保安部队90％的将级军官都是伊洛戈省人，保安军22名将军中就有18名伊罗戈省人。驻守马尼拉周围的卫戍部队中伊罗戈省人占绝大多数。 　　在政治上搞独裁的同时，在经济上马科斯采取了开放外国投资市场，鼓励赋税、利润自由、保证资金回收、生产面向出口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外国银行的巨额贷款使菲律宾债台高筑；石油和肥料价格飞涨使那些凭着农业改革自立起来的小耕种者无法生存；国际性的经济萧条影响了菲律宾的商品出口和国内市场；政府的管理能力和贪污腐败现象加剧了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与此同时，马科斯夫妇拼命搜刮民财、榨取人民血汗，他们的财产急剧增长。马科斯就任总统前，拥有财产3万美元，到了1985年，他光是在纽约就有3.5亿美元的财产。马科斯当政二十年，他获得的财富估计在五十亿至一百亿美元之间，其中贪污金额就多达三十亿美元。一百亿美元完全收回的话，能够偿付菲律宾外债的40％，数额相当于菲律宾一年预算的三倍多。 　　侵吞了巨额财富的马科斯夫妇在生活上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国内到处是他们的行宫，国外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豪华别墅。伊梅尔达更是挥金如土，她外出旅游时，总有一队警卫、记者、服务员和马尼拉的贵妇组成的浩荡队伍随行，大摆其谱。1981年，她正式出访肯尼亚、墨西哥和美国的费用共80万美元。在纽约，她下榻的饭店每晚收费1700美元，小费每次给100美元，并且每天要订1000美元的鲜花。有一天，她上午买了100万美元的珠宝，下午又买了200万美元的古董。1978年在保加利亚，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竟买走了价值25亿里拉的珠宝。她在国内的生活也同样奢侈，在她逃离菲律宾后，人们在她的居室里看到的日常用品简直让人吃惊：在卫生间梳妆台上，摆满了法国香水，她的面盆镀了一层纯金。在衣橱里，在2000副手套，3000双皮鞋，1700个小提包，5000条短裤，500个胸罩，200双袜子和数百件出自欧洲时装大师之手的名贵服装，这些东西足够开一家百货商常与马科斯一家挥金如上的奢侈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经济形势逐年恶化。1984年国民经济下降5.5％，1985年下降4％，通货膨胀63.8％，工厂开工率40％，1000多万人失业或半失业，外债高达256亿美元。经济衰竭，捉襟见肘，丧失了偿还国际债务的能力，甚至连利息都拿不出来。全国人口中约有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独裁统治的政治高压下，人民的这种不满情绪总有一天会要爆发出来，掀翻独裁统治。而引起这种爆发的导火线就是贝尼尼奥·阿基诺的被逮捕和在一瞬间饮弹身亡。 　　9.6　众怒难犯 　　贝尼尼·阿基诺是位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人物，他17岁时成为全国最大的报纸《马尼拉时报》的记者，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报道，基里诺总统曾因此亲手授予他荣誉勋章。他28岁时被选为省长，34岁时当选为参议员，38岁成为自由党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连续创造了菲律宾政治史上最年轻政治家发展速度最快的纪录。1954年10月11日他与科拉松·苏木陇科胡昂科结婚，婚后生有4个子女。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生于打拉省一个地位显赫的家庭，1946年她随家迁到美国，在美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1953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到菲律宾，进入马尼拉大学学习法律。与阿基诺结婚后，她便当起了家庭主妇。 　　阿基诺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反对党领袖，马科斯对他又恨又怕。1972年9月22日，即马科斯宣布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二天，马科斯以颠覆罪和叛逆罪等罪名逮捕了阿基诺。次日晚，阿基诺被转押到戒备森严的博尼费乔堡。1973年8月，阿基诺被推上军事法庭，法庭指控他犯有谋杀、颠覆和非法拥有武器罪。谋杀罪指的是1967年打拉省一个村庄首领的死亡事件。颠覆与非法拥有武器罪是说他向共产党恐怖分子提供武器，以推翻马科斯政权。阿基诺对这些指控给予了驳斥。1974年4月，法庭第二次开庭，阿基诺以绝食40天表示抗议，最后被送进医院，强制进食。1975年初，为了向马科斯表示抗议，阿基诺又一次进行绝食，绝食31天后，体重减少三分之一，两腿不能站立，两眼视物不清，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1977年11月25日，军事法庭认定阿基诺有罪，并宣布对他的判决——“由行刑队处死”，由于阿基诺患有轻微的心肌梗塞和美国的干预，这一判决没有执行。因为阿基诺长期坐牢，心脏受到了损害，需要做心血管搭桥手术，也由于各方面的压力，1930年3月18日马科斯被迫同意暂时释放阿基诺。在获释几个小时后，阿基诺就在夫人和孩子们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去美国治病。到美国后，阿基诺在做了三项心血管搭桥手术后，便与家人在波士顿住了下来。住下后，阿基诺便正式打破马科斯在马尼拉强迫他作出的不发表政治言论的誓言，谴责这一协议是“同魔鬼签订的条约”，并警告马科斯总统说：“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菲律宾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团体准备打击独裁统治，“用爆炸、暗杀和绑架军政要员的方法迫使马科斯政权屈服”。 　　此后不到3个星期，打击便开始了。9座建筑物同时发生了炸弹爆炸。因事先通知居民撤离，所以没有人受伤，但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影响。1980年10月，“美国旅游协会”来到菲律宾旅游观光，行将结束时，他们在马尼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马科斯应邀参加并讲话。在他正讲话时，突然“轰”地一声，一颗微型炸弹在距他10米远的座位上爆炸了。 　　座这下立时被炸出一个一米见方的坑，那位坐在炸弹上的官员被炸得血肉横飞，周围多人受重伤。马科斯被气浪冲倒，失魂落魄，瘫倒在地。此后合法的、非法的反抗马科斯独裁政权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马科斯政权摇摇欲堕。到1983年，马科斯肾病严重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在美国过了两年多流亡生活的阿基诺，不忍坐视他的祖国陷入绝境而不管，他不顾马科斯夫妇的威胁和利诱，执意回国，欲与马科斯夫妇一决雌雄，推翻他们的独裁统治，拯救祖国和人民，马科斯深知他的劲敌阿基诺回到菲律宾将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他就残酷地做出了消灭阿基诺肉体的决定。如本文开头所描写的那样，一场预谋已久的谋杀案便发生了。 　　罪恶的谋杀夺去了阿基诺宝贵的生命，提是，正如阿基诺写给他的日本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正象战斗不息的编辑恰摩罗·裴德罗之死成了尼加拉瓜摩查王朝覆灭的导火线一样，我之死也许会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线。假使马科斯将我枪杀，那将会给予我最大的荣誉。因为，那样一来，他将会使我永垂不朽。”阿基诺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他的死果然在菲律宾触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示威活动。 　　1983年8月31日，是阿基诺遗体下葬之日。从阿基诺家到下葬之地桑托·多明哥寺院有20多公里，这天清晨在这20多公里街道的两旁站满了悼念、送别阿基诺的群众，人数约达200万人。数干名厌恶马科斯政权的人跟随着阿基诺的灵车步行20多公里，葬礼一共进行了11个小时，整个马尼拉城有如一座浓烟翻腾的活火山，各式各样的人们有的站在房顶上，有的从窗户中探出身子，有的爬上汽车车顶，大家挥舞着手臂，高喊着口号，悼念阿基诺，谴责马科斯。“正义属于阿基诺，正义属于祖国”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 　　傍晚时分，一场特大雷雨袭过马尼拉，在滂沦的雷雨中，送葬的队伍却有条不紊，为灵枢增辉洗尘的闪电与暴雨吓跑的只有恫吓群众的军警。葬礼之后，成千上万的愤怒群众向包括总统府在内的政府机构投掷石块，在一个月内就有几十人在同警察的冲突中被打死。迷信权力的独裁者大概以为，杀死阿基诺，那为阿基诺所号召的反对声浪就会烟消云散。可是，事实正好相反，阿基诺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变成了狂风暴雨也无法扑灭的大火而熊熊燃烧，这场大火将化作无数支火把，被千千万万的人承接，去烧毁独裁统治的宫殿。 　　为了平息严重威胁马科斯独裁统治的群众风暴，马科斯很快成立了以最高法院法官阿格拉瓦女士为首的五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一成立就受到了种种干扰：有人不断地打匿名电话、写匿名信给调查委员会，进行威胁和恫吓。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受到了暗中监视，在调查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布满了窃听装置。这些干扰的幕后操纵者就是马科斯及其鹰犬。 　　1985年1月，菲律宾检察院正式向法院控告马科斯最得力的鹰犬——武装部队参谋长贝尔等25名军人及一名政府官员，指控他们与阿基诺谋杀案有牵连。1985年2月，法院正式受理此案。此案被舆论界称为“本世纪菲律宾的最大案件”。 　　此案的审判对象主要是军人，可想而知绝不会有什么公正的结果的。法庭还未正式开庭，菲律宾83名现役将军中的65名便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申明他们对贝尔“不可动摇的信任与支持”，以此向法庭施加压力。法院在传讯证人时障碍重重，不少有价值的证人神秘地失踪或死亡，使取证工作难以进行。比如，阿基诺临上飞机前，曾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中说，马尼拉的一个“关系”通知他说，阿基诺一到马尼拉就会被打死。后来查获，这个“关系”是负责保安警察情报工作的阿奎尔准将，他是阿基诺的大学同窗和密友。可是阿奎尔同他的妻子在阿基诺被谋杀后不久便在一次奇怪的夜晚车祸中双双身亡。阿基诺被谋杀时有两名士兵亲眼目睹，法庭去调查这两名士兵时，军方告知这两名士兵在同反政府军游击队交火时被打死。其实这一切都是军方干出的杀人灭口的伎俩。 　　1985年12月，法院正式作出判决，宣布贝尔及其他25人无罪。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人们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马科斯独裁政权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马科斯已预感到了形势对他不利，在1984年国民议会改选议员，反对党一举占据整个议会席位的三分之一，从十几个席位增加到六十多个，这使马科斯心中十分不快。随着形势的发展，马科斯看到自己积怨甚深，人心日渐转移到反对党方面，为了稳定人心，巩固自己的政权，马科斯在1985年11月3日宣布提前一年半举行大选，大选日期定于1986年2月7日。大选的结果不但没有使马科斯的美梦实现，反而更加速了他的垮台。 　　9.7被人民遗弃 　　阿基诺夫人，她原是一名家庭主妇。丈夫遇刺身亡，极大地刺激了她的政治热情，她发誓要团结人民，“推翻如此天生固有、组织严密的暴政”。马科斯宣布举行大选后，阿基诺夫人认为反对党内部派系复杂，矛盾重重，不利于竞眩要想在大选中获胜，内部必须联合，并且要有自己的领袖。开始，阿基诺夫人并没有想自己去参加竞选，因为她心中没有底。后来她征集到120万人的签名后，才下决心参加竞眩反对党内部也通过协商，达成协议，承认阿基诺夫人为反对党领袖，确定她为总统侯选人。1985年12月3日，阿基诺夫人正式宣布，“为翻过20年独裁统治后新的一页”，她愿意作为侯选人参加1986年2月7日的大眩开始，马科斯对阿基诺夫人参加竞选并不介意。他对记者说，他的对手是个女人，这使人很为难，因为他不愿“同妇女争论”，他甚至嘲笑他说：“我和女士们对话一向感到愉快，”马科斯控制的新闻媒介也积极配合马科斯，使出浑身解数来贬低阿基诺夫人。国家电视台曾播放过这样的节目：当播音员列举了一系列内政外交难题之后，画面外传出一声女人的叹息，并无可奈何他说：“唉，这样的事情简直叫我没有头绪，要解决这些难题还得靠男人呀！” 　　阿基诺夫人不为污辱、诽谤、恶意攻击所动，她全力以赴投入竞选活动，几乎每天都工作16小时。她的双脚踏遍了整个菲律宾，每到一处，她都慷慨陈词，发表演讲，接见选民。逐渐地阿基诺夫人赢得了选民的信任，博得了全国13个党派的支持。越是临近大选，阿基诺夫人的信心越足。 　　呵基诺夫人在菲律宾的声望越来越大，马科斯感到形势有些不妙。马科斯大低估经过磨难、貌似脆弱的阿基诺夫人了，他更没有看出人心向背、大势所趋。待与阿基诺夫人几经交手、连连败北之后，马科斯才明白过来，但已经为时过晚。困兽犹斗的马科斯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地与阿基诺夫人较量。 　　1986年2月7日，投票正式开始。共有5500万人口的菲律宾。选民为2600万。这次投票共设85000个投票站，投票站遍及全国74个省的60个城市、1532个乡镇和自治市。这次大选是自1935年11月美国允许菲律宾成立“自治政府”之后的第十次总统选举，也是第一次进行的总统大选，选举任期为6年的总统和副总统各一人。 　　为了赢得大选的胜利，马科斯在投票、计票中大做手脚，利用自己有权、有钱的优势，千方百计地拉选票。他给选民金钱让其投自己的票，武力威胁选民让其投自己的票，对不投他票的人无端取消选民资格。对于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则软硬兼施，先以重金收买，收买不成，便逼迫他们退出投票站，并伺机篡改投票结果。此外，选举中还发生了抢夺票箱，临时更改投票地点以便作弊以及雇佣“选民”多次投马科斯票等丑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不少地方，马科斯的竞选人员站在选举站门口，他们给每个前来投票的人递上一个信封，上面印着“圣诞快乐”的字样，此时已是2月，圣诞节已过去两个多月了。信封里装着一张大钞票和一张已经签上选举马科斯记号的选票。人们在愉快地把钱收起来后，仍选阿基诺夫人，一点儿也不领马科斯的情。 　　在选举期间，马科斯还千方百计地争取教会的支持。在菲律宾，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90％，教会的力量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天晚上，伊梅尔达急匆匆地赶去红衣主教海梅·辛的家里，献上了她带去的金质小礼物并恳请海梅·辛主教的支持。海梅·辛不为所动。嘲讽她说：“这种时候来总不太好吧？别人会以为你来和我睡觉的。”伊梅尔达羞愧难当，悻悻而去。 　　按选举法规定，投票一结束，就应开始计票并公布选举结果。然而在投票结束8小时后，政府仍未公布选举结果。迟迟不公布选举结果，原因是马科斯手下的人正在大做手脚，他们在用电子设备修改得票数，设法将阿基诺夫人领先的15万张选票改在马科斯名下。2月8日晚，当正式宣布马科斯领先15万张选票时，选举委员会计算中心的41名统计人员愤然离去，以示抗议，并向社会揭露了涂改选票的情况。 　　2月8日晚，第一轮投票结果刚刚计算出来，马科斯和阿基诺夫人便各自宣告胜利，双方均称自己在选举中得票遥遥领先，弄得人们真假莫辨。 　　在这关键时刻，菲律宾主教会议通过了一份主教宣谕书，宣谕书中说，政府“收买选票，威胁恫吓，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谋杀成风，利用权力进行犯罪活动”，缺乏基本的道德准则。在天主教徒在国民中古90％的国度里，教会的倾向对人心的向背有着极大的导向力。更多的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纷纷倒向阿基诺夫人，谴责马科斯。 　　2月15日，菲律宾议会宣布马科斯在竞选中获胜。消息传出，国内外舆论大哗。第二天、在马尼拉举行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会上阿基诺夫人宣布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动员人民用非暴力手段迫使马科斯下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阿基诺夫人得到了举国上下大多数人的同声支持，马科斯得到了举国上下大多数人的同声谴责。 　　随着形势的发展，阿基诺夫人的威望越来越高，她不断组织大规模的集会活动，揭露马科斯在大选中的舞弊行为，号召人们推翻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马科斯一面表示愿意与反对派和解，一面向美国人许愿，他将进行许多革新以安抚群众。他还宣布，打算建立一个“国务委员会”，让阿基诺夫人参加，新内阁将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应付目前的经济危机。 　　对马科斯的口头许诺，阿基诺夫人不予理睬。而美国却因此改变了态度，由偏向反对派转而支持马科斯政府。里根发表谈话说，选举中有无舞弊行为，这是小事，关键是要稳定国内形势。他劝阿基诺夫人要与政府通力合作，不要再搞游行示威。里根的建议遭到阿基诺夫人的严辞拒绝；在美国国内，里根的讲话也受到国会议员的普遍批评。迫于舆论，里根只好派他的外交官哈比卜赶赴马尼拉。 　　哈比卜名义上是去了解菲律宾的情况，实际上是去探查马科斯和阿基诺夫人之间的实力差别和人心向背，以便向美国提供在他们之间决定取舍的情报。哈比卜在菲律宾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他先后几次会见马科斯和阿基诺夫人，此外他还秘密会见了国防部长恩里莱、代理参谋长拉莫斯等。 　　2月22日，恩里莱和拉莫斯突然发生兵变，宣布脱离马科斯，支持阿基诺夫人。恩里莱和拉莫斯说他们不满于马科斯的专断独裁，憎恶他在大选中的舞弊行为，表示要誓死为阿基诺夫人而斗争。阿基诺夫人立即发表声明，支持这次兵变。 　　恩里莱，拉莫斯（马科斯的表弟）的倒戈给了马科斯致命的一击，他感到震惊。马科斯苦心经营军队多年，在他当权以来从来没有背叛过他的军队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这对他的打击比失去宗教的支持要大得多，消息传到他耳中，他好象听到了对他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一样。马科斯恼羞成怒，下令派空军十五攻击联队去轰炸恩里莱和拉莫斯的营地，不料执行命令的人却驾机投奔恩里莱和拉莫斯去了。马科斯命令参谋长贝尔尽快调外地的精锐部队进京平乱，但没有回音。他还通过电台、电视台号召忠于他的平民携带武器到总统府周围来保卫他的安全，结果响应者寥寥无几。 　　2月24日晚，里根总统的发言人斯皮克斯给马科斯发来电报，建议他到美国政治避难，马科斯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甘心于失败，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2月25日凌晨2时，马科斯预感到败局难以挽回了，他的态度由强硬变得缓和了。他打电话给正在国会开会听取哈比卜关于菲律宾局势汇报的美国参议院议员拉克索尔特，试探美国的态度。马科斯在电话中间了几个问题：白宫刚刚发表的要他离职的声明是否算数？成立菲律宾联合政府，由他任名誉总统，阿基诺夫人任总统有无可能？如果他真的离职，到美国安全有无保证？拉克索尔特回答得很干脆：美国态度明确，希望他下野；现在提出与反对派分权为时已晚；到美国居住安全绝无问题。凌晨3点，拉克索尔特在会见里根后又与马科斯通了电话，正式通知马科斯说，里根认为现在提分权是行不通的。这话使马科斯对美国后台老板彻底失望了，他迫不及待地对着电话大声问：“那我怎么办呢？”拉克索尔特说：“依我看你得赶快走。”马科斯沉默了一会儿颓丧他说：“我……非常……非常……失望。”声音有如哭泣。几个月前，马科斯失去宗教的支持，他虽有些遗憾但还信心十足；几天之前，失去军队的支持，他感到象失去了左膀右臂，大势已去，还能作出一些最后的挣扎。现在失去了美国的支持，马科斯感到象被人抽去了脊梁骨一样，再也无法站立和行动了。 　　他不能不认输，也不能不考虑退路了。 　　2月25日上午接近9点30分，马科斯打电话给恩里莱，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由恩里莱、阿基诺夫人和他组成三人执政小组统治菲律宾，被恩里莱拒绝。马科斯听说阿基诺夫人要在10点钟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便也决定马上搞一个总统就职典礼。两个小时后，一个自欺欺人的总统宣誓就职仪式在马拉卡南宫冷冷清清地举行了。 　　2月25日中午12点，马科斯最后一次在马拉卡南宫的阳台上露面，陪伴他的有夫人伊梅尔达、女儿伊梅和伊雷内，儿子邦格。马科斯强作镇静地向聚集在楼下的一群支持者致意，并发誓要继续执政6年。最后，马科斯夫妇给他们的支持者们唱了一首《为了你》的歌，以此来稳定人心。 　　2月25日傍晚，马科斯打电话给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博斯沃思，要求提供帮助，尽快派直升飞机将他们从被群众团团围住的马拉卡南宫运走。晚上8时许，围在总统府外的群众涌到大门附近，高呼“打倒马科斯”、“反对独裁统治”等口号。 　　2月25日晚上8点30分，4架美国提供的“愉快的绿色巨人”式直升飞机在马拉卡南宫降落，9点零5分，马科斯一家及其随从、亲密朋友等90人分乘这四架直升飞机，向距马尼拉80公里处的美国驻菲律宾最大的空军基地克拉克飞去，30分钟后到达克拉克空军基地。 　　马科斯一行逃离马卡南宫后不到一小时，菲律宾电台和电视台就播放了这一消息。 　　消息传出，菲律宾举国沸腾，特别是在首都马尼拉，人们从四面八方象潮水般地涌进马拉卡南宫。以往戒备森严、百姓难以接近的马拉卡南宫、最高权力的象征地，此刻成了人民群众欢庆胜利的狂欢场所，愤怒的群众把伊梅尔达的巨幅画像扔进金鱼池里，挥拳把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马科斯画像击穿。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并高呼口号：“人民必胜”，“我们自由了”，“科丽（阿基诺夫人的昵称）万岁”等。 　　人们尽情地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美国政府在马科斯一家逃离马拉卡南宫后很快做出了反应，国务卿舒尔茨发表声明，承认科拉松·阿基诺政府，“赞扬马科斯总统的决定”，认为“理智和同情以最有利于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方式取得了胜利”。 　　马科斯王朝覆灭了——在它还没有真正建成以前。 　　马科斯以他的丑恶表演从反面告诉世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独裁者绝没有好下场；与人民为敌的人，终将被人民所遗弃。 　　1986年2月26日凌晨4点零3分，曾经不可一世的马科斯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担架上，被他的随从小心谨慎地抬上了一架美国C—9洲际运输机，与夫人一起飞往1500公里外的关岛，其他家庭成员和亲信乘坐C—141运输机紧随其后。飞往关岛是马科斯所不情愿的，他在克拉克空军基地停留的几个小时内，曾面红耳赤地与美国军官争论，让美国空军把他们一行运到他的老家伊罗戈省去。马科斯还贼心未死，想到伊罗戈省后，集结忠诚他的部队，东山再起，夺回他失去的政权。美国军官坚决拒绝他的要求，他只好悻悻地躺在担架上被人担上飞机，以此表示他离开祖国是身不由己的。 　　经过4个半小时的航行，马科斯夫妇一行于26日上午8点34分抵达关岛。在关岛马科斯一行稍事休息，马科斯到医院接受了检查和治疗后，他们又登上了飞往美国檀香山的飞机，当晚到达檀香山，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马科斯到檀香山后，一住就是三年半多。在这期间，马科斯夫妇想去别的国家，但他们想去的国家没有一个表示同意收留他们的。因为在他们出逃后还不满一个月，菲律宾新政府就照会有关国家，哪个国家收留马科斯，菲律宾就同哪个国家断交。病人膏盲的马科斯多次提出想回国，但都被阿基诺政府拒绝。马科斯夫妇在檀香山只好深居简出，品尝着流亡的痛苦、幽居的烦闷、被人民遗弃的苦水……1989年9月28日10时40分，马科斯客死檀香山，菲律宾政府坚决不允许马科斯的遗体运回菲律宾下葬，马科斯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回报——葬身异域。 　　1989年10月15日，马科斯家族在一系列努力失败后，马科斯遗体在檀香山火奴鲁鲁庙宇纪念公园谷地下葬。这位死有余辜的独裁者丑恶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他留给他的祖国和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却没有随他而去，菲律宾人民永远也不会饶恕这位恶贯满盈的独裁者。 　　第10章　多行不义而自毙的奸雄 　　一多伊 　　1990年9用10日，38岁的利比里亚总统塞缨尔·卡尼翁·多伊在人们的咒骂和唾弃声中一命呜呼。多伊死后，他的尸体被停放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所小医院里让人们自由参观。多伊的尸体一丝不挂地摆放在一张病床上，看上去，那尸体活象一个怪物：双耳被割去，剩下了两个黑窟窿；双手上的十个指头被割去，仅剩下光秃秃的手掌；那雄性的象征——男性主殖器被齐根割去，留下了一个黑糊糊的小坑……。不少好奇者闻讯后都去医院象观看怪物一样地去参观多伊的尸体，欣赏这个作恶多端者的可耻下常对多伊早就不满的蒙罗维亚居民，听到多伊被处死的消息后欢呼雀跃，为了表示庆贺，自由战士纷纷向空中鸣枪，那劈劈啪啪的枪声好似喜庆的鞭炮。多伊之死，人们没有丝毫悲哀的表现，反而象过节似地庆贺多伊之死，并异口同声地说，多伊死有余辜。这是为什么呢？请看下文。 　　10.1　政变夺权，一步登天 　　利比里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面积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非洲大陆的面积是它的268倍，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利比里亚是一个小国，只有7个独立了的非洲国家面积比它更小，这7个独立国家是，冈比亚，斯威士兰，卢旺达，布隆迪，莱索托，多哥，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有三个邻国：西北面是塞拉利昂：北面是几内亚；东面是象牙海岸。 　　东南面濒临浩瀚的大西洋，其海岸线长达563公里，出海容易，与一些非洲内陆国家相比，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利比里亚的250万人口，主要由几个主要的西非民族组成的土著非洲人和十九世纪上半叶来自美国与西印度的黑人移民后裔构成的。 　　利比里亚共和国，是非洲第一个和最老的共和国，建立于1847年。1847年，在美国殖民协会的一手扶植下，建立了利比里亚这个国家。它建立后被美国黑人后裔统治了130多年，在历史上一直属于美国势力范围，利比里亚诞生后，一直遭受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外国资本垄断公司，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占有巨大的铁矿和橡胶种植园，享有铁路、港口、机场及其他一系列特权，外国资本渗入利比里亚经济的各个部门，攫取了高额利润，从而导致了利比里亚的资源大量外流，民族经济调蔽，劳动人民进一步贫困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还派遣所谓的和平队、传教士开设医院，创办学校，对利比里亚进行各种文化侵略活动，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 　　1980年，利比里亚这个位于非洲西部的小国家曾经扬名于世界，受到世人的关注。这不仅仅是由于上述利比里亚的概况，而主要是由于在这一年的4月12日，有17名士兵在这个国家发动了一次流血政变，并且一举成功，这个事件令世人对利比里亚刮目相看：非洲黑色大陆上虽然政变频繁，但由十多个士兵发动政变且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利比里亚的这17名士兵打破了这个纪录，创下了首例由十多个士兵政变成功的特大新闻。世人对此感到惊诧，尤其惊诧的是，这次政变的领导者居然是一名上士。这位上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让我们对他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名上士名叫塞缪尔·卡尼翁·多伊，他1952年5月6日生于利比里亚南部大吉德州的图宗镇，是克兰族人。青少年时代，他曾在绥德鲁的理查森浸礼会初级中学读书。1969年7月入伍，1970年在蒙恃塞拉多州托迪的塔布曼军事训练营完成受训后，先后被派到希夫林军营和蒙罗维亚的巴克莱训练中心营第三营受训，四个月后，由国防部选拔到蒙罗维亚的无线电和电讯学校学习，1971年毕业。两年后即1973年升为代理上士。1975年8月升为上士，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在巴克菜训练中心的兵营联合学校及一所高级中学进修。1979年1月—7月在托迪军事训练营地接受训练。 　　后被分配到巴克莱训练中心，任第三营副官。1979年10月升为军事长。身为下级军官的多伊，有着雄心勃勃的政治野心，他不甘心永远屈居下僚，他垂涎着总统的宝座，梦想有朝一日一步登天，坐上总统的宝座，成为一国的元首。为此，他收买亲信，等待时机，秘密制定行动方案，准备时机一旦成熟，便将他的政变计划付诸实施。经过几年的潜伏等待，到1980年4月12日，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一切准备就绪，他和他的16名亲信士兵海誓山盟后，正式行动了。 　　1980年4月12日夜晚，三面被大西洋搂抱、呈半岛状的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仿佛也疲倦了，那白天喧闹的市声渐渐平静了下来，那海岸上的沙滩在夜幕的遮掩下静静地躺着，仿佛要睡着了似的。奔波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大都上床睡去，远处那黑人的非洲鼓声也疲倦了，悄悄地收起了最后一个鼓点。 　　只有那不知疲倦的海浪象顽皮的孩子不停地拍打着蒙罗维亚的堤岸。这时，在利比里亚总统府里，现任总统托尔伯特还未上床休息。1971年托尔伯特的前任、杜伯曼总统在当了27年总统后去世了，托尔伯特也就在这一年继任了总统。一晃，9年过去了，托尔伯特还牢牢地坐在总统宝座上，这使这位美国黑人后裔感到很欣慰，他没有给美国黑人后裔丢脸，他保住了自1847年以来利比里亚总统均为黑人后裔担当的纪录。 　　多年来，托尔伯特总统养成了一个习惯：临睡觉前抽一支大雪茄。1980年4月12日夜晚，还和往常一样，托尔伯特总统抽完了他那支又长又粗的黑雪茄，然后走到窗前伸了一个懒腰，望了望窗外静温的夜景，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便在仆人的帮助下上了床。上床后，托尔伯特总统很快便进入了梦乡，有节奏地打起了重重的呼噜，那呼噜声仿佛附和着隐隐传来的浪涛声，越发显得夜的静谧。托尔伯特总统睡得很香、很甜、很放心。白天里的一切情况表明，利比里亚这块黑土地上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无忧无虑的托尔伯特总统没有理由不去舒心地睡个好觉。然而，托尔伯特总统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杀身之祸正慢慢向他逼近。 　　就在托尔伯特总统打着呼咯熟睡的同时，一个年纪大约28岁，长得又黑又壮的当地克兰族土著人上士却在夜色的掩护下执行着他蓄谋已久的政变计划，这个黑人上士就是塞谬尔·卡尼翁·多伊。多伊和他的16名亲信士兵在离首都蒙罗维亚不远的一个秘密地点海誓山盟后，便乘小船从海上直驶首都蒙罗维亚海岸。小船驶到离蒙罗维亚岸边还有大约100米距离时，为了减小目标，多伊命令他的16位亲信士兵弃船下海，泅渡到岸边。16位亲信士兵听到多伊一声令下，都跳入海中，多伊最后一个跳下海，跟着他的16位亲信士兵向岸边游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游到了岸边。上岸后，多伊小声地清点了一下人数，知道没有落下一个人，于是他便小声地但很果断地向他的16位亲信士兵下达命令：“进总统府！” 　　多伊和他的16位亲信士兵凭着训练有素的夜袭和格斗本领，顺利地解决了进入总统府沿途的各道岗哨，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总统府。多伊他们事先早已弄熟了地图上标出的总统府的路线，此时他们按照预定方案，直逼托尔伯特总统府的住处。在托尔伯特总统住房的门口，当卫兵惺松的睡眼看到一道寒光逼来时，那恐慌的“氨声还没有来得及喊出来，便一头裁倒在地。多伊和他的16位亲信士兵解决了最后一道岗哨的卫兵，便极其敏捷、迅速地鱼贯而入托尔伯特总统的住房。 　　外面发生的这场无声的战斗，托尔伯特总统一点也没有察觉，他仍然在用那与隐隐传来的海涛声相呼应的重重的呼噜在为他的梦吹打着节奏，显示着他睡眠的安稳和香甜。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熟睡之时，小小的军士多伊会过关斩将、闯入警戒森严的总统府，并会贸然闯进他的卧室。但是，托尔伯特总统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真的发生了、而且变成了现实。多伊和他的16名亲信士兵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托尔伯特的卧室。多伊手提大刀，循着呼噜声直奔托尔伯特总统的床而去，多伊轻手轻脚地几步便窜到了托尔伯特总统的床头，当他抡起手中的大刀向托尔伯特总统砍去时，托尔伯特总统仍然鼾声大作，沉浸在梦乡之中。多伊手中的大刀重重地砍下去，紧接着一股鲜血直喷出来，溅了多伊一身。就在这一刹那，托尔伯特总统的性命便在梦乡之中被结果了。 　　“我们成功了！”多伊的亲信们喜形于色，小声的欢呼着。 　　成功的到来比他们预想的要顺利得多，这使他们显得既兴奋又惊恐。大功告成的喜悦使他们从高度紧张中立时松懈了下来。 　　“不！现在还不能说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我们还要把部长们都收拾掉，斩草除根，争取彻底的成功。现在，谁也不能松懈，必须连续作战，实施下一步行动方案。”多伊边说边凶狠地挥了挥手，制止了他的喽罗们的欢呼。 　　第二天，多伊和他的喽罗们用枪逼着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官员给各部部长打电话，要他们到总统办公室来开会。各部部长们此时还被蒙在鼓里，压根儿也不知道上士多伊发动了政变，托尔伯特总统已被杀害。13名部长们接到电话后，遵命先后来到了总统办公室。等13名部长全部进入会议室后，多伊和他的哆罗们一拥而上，乌黑的枪口对准了13名部长，直到此时，部长们才知道自己中了多伊的奸计，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根本无法反抗了，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 　　这些丝毫未作反抗的部长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顺从听话而受到多伊的优待。多伊明白，要实现他的总统梦，这些人一个也不能留下，留下就是遗患，就有可能死灰复燃，老总统托尔伯特的阴魂就会不散，必须斩草除根，一个也不留地将他们全部处死。残酷的命运等待着那13名软弱、顺从、可怜的部长们。多伊让他的喽罗们用枪将那13名部长押解到他们泅渡登陆的那片海滩上，让他们面对浩瀚的大西洋站好，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推到海边砍掉脑袋，多伊在用这种独特的方法来庆祝他政变的成功，用部长们的血来感谢大海对他政变成功所给予的帮助。 　　多伊上士一步登天，摇身一变，一夜之间就从上士变成了总统，这真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在其他国家，昨天的上士成为今天的总统，这既不可能，也不可想象。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在利比里亚居然奇迹般地成为现实，这使多伊得意忘形，他想尽情地品尝那坐在总统宝座上的滋味。 　　利比里亚人对多伊发动政变，夺取总统宝座并不反感。因为利比里亚自1847年独立以后，都是美国黑人后裔当总统，还从来未有过一位自己民族的总统，利比里亚人早就盼望自己民族的人当总统的一天，当电台里传出“多伊出任总统”的消息时，利比里亚人民欣喜若狂，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手舞足蹈地欢呼多伊政变的成功，庆祝终于有了自己民族的总统这件大喜事。利比里亚人民期待自己民族的总统多伊执掌的新政权能给他们带来以前所没有的种种好处。 　　10.2　大开杀戒，横征暴敛 　　多伊靠发动流血政变上台，代表了利比里亚多数土著人的利益，取代了100多年之久的美国黑人后裔的统治，按说，这在利比里亚历史上可以称作是一种社会进步。然而，多伊当上总统以后的所作所为却令他的人民失望了。多伊上台10年来胡作非为，政治上极端腐败，经济上搞得一团糟，多伊本人及其政权遭到利比里亚各界人士，包括广大土著民族的反对和唾弃。 　　多伊追求的是对权力的满足，他入主总统府后，考虑的不是如何想方设法振兴他的国家，而是考虑如何千方百计地镇压自己的政敌，使自己坐稳总统的宝座。多伊当上总统后，利用手中的特权，将自己的军衔由上士晋升为将军，虽然如此，他的经邦治国的智慧和才能却没有随着军衔的飞速提升而有多少长进。他自知统治国家缺乏能力，许多人对他口服心不服，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搞武力压服，滥施淫威，搞高压政策。多伊搞起这一切来，心狠手辣，残酷无情。他残酷地在政府各部门中清洗了旧政权的官员之后，又唯恐昔日同他一起发难搞政变的16名亲信士兵将来有一天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推翻自己的统治，结束自己的性命，落得个与前总统托尔伯特同样的下场，于是他便罗织罪名，毫不留情地把那16名亲信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处死。当年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协助多伊搞政变的这些亲信士兵，耳边还回响着起事之前多伊与他们一起立下的海誓山盟，什么生死与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事成之后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等等，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到“开国元勋”的殊荣，没想到他们的“头儿”却抢先一步背叛了自己的誓言，竟把屠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一个个惨死在自己赤胆忠心、舍生忘死为之效忠的“头儿”的手下。 　　在利比里亚国内，各阶层人士对多伊的黑暗统治的不满，愈演愈烈。人们不但私下、背后表示对多伊政权的不满，还有很多人公开站出来发动政变，将对多伊政权的不满变成推翻多伊统治的实际行动。在多伊当政的10年中，多伊的部属曾发动过大大小小的政变达36次之多，其中每一次这样的政变，都把多伊搞得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多伊并未因此、将他的独裁统治有所收敛，他仍然牢牢地握紧大权，我行我素，对自己的政敌一概血腥镇压，大开杀戒，剪除异己，使利比里亚这个西非小国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为了恐固自己的统治，在残酷镇压自己政敌的同时，多伊还不遗余力地拉拢、收买效忠于自己的人。在政治上，多伊极力扶植他所在的部族克兰族人的势力，而对反对他的吉奥族和马诺族则竭力排斥，甚至血腥报复。这样一来，便使国内部族矛盾不断激化。1985年，出身吉奥族的奎翁巴将军政变失败后，多伊并不满足于把投降的官兵处死示众，他还要发泄更多、更大的仇恨：他派军队到奎翁巴将军的家乡宁巴州去斩草除根。在这次行动中，数以千计的无辜者惨遭屠戮，有二、三万人逃命邻国，沦为有家不敢回的难民。 　　士兵出身的多伊不仅气度小，心狠手辣，而且还爱财如命，贪得无厌。他在国内横征暴敛，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钱财，供自己大肆挥霍。据说，在他当政的10年中，他将两亿多美元的巨款中饱私囊。他还以送老婆到国外“治病”为由，把侵吞的国家的钱存入外国银行，以备不虞。一位移居加纳的前利比里亚学生领袖说：“最保守的估计，多伊在国外的存款有6000万美元。” 　　多伊还以“国父”自居，强令全国13个州，轮流给他过生日、庆寿诞。每次过生日，都要花300万美元以上。上行下效，多伊政府官员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贪赃在法。这种腐败的统治，把利比里亚国内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10.3　危如累卵，四面楚歌 　　1980年，利比里亚人均收入达2000美元，曾是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自多伊上台后，由于他的政府贪污腐败，不治国政，使利比里亚的经济大幅度衰退，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下降3％，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列入世界最穷的43个国家之一。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多伊还大举外债，几年的时间便使利比里亚债台高筑，1989年外债达到17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一倍多。由于无力还债，国际金融组织于1987年停止了对利比里亚的援助，经济急速衰退，使利比里亚占国家外汇收入70％的铁矿砂和占国民生产总值50％的天然橡胶的出口锐减。全国20家主要国营企业有18家严重亏损。经济的大幅度衰退导致了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政府经常一连三四个月拖欠公务人员工资，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老百姓怨声载道。多伊政权的腐败，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大家暗暗地诅咒多伊早点完蛋。多伊犹如坐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1989年，前政府官员查尔斯·泰勒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兵造多伊的反，查尔斯·泰勒振臂一呼，很快得到许多部族的支持和响应，从此，拉开了多伊覆灭的序幕，多伊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查尔斯·泰勒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曾是多伊的好友，80年代初曾任多伊政府中的副部长等职，后因多伊指控他犯有贪污罪，泰勒于是和多伊闹翻，昔日的朋友一下子反目为仇了。为了躲避多伊的迫害和远祸全身，1984年泰勒不辞而别，逃往美国。泰勒出逃后，多伊并不善罢甘休，从此对泰勒不闻不问，放他一条生路。心狠手辣的多伊明白，只要泰勒人还在，他就心不死，以后肯定会再给自己找麻烦的。留下泰勒就是留下一个隐患，必须设法除掉这个隐患。于是多伊通过外交途径，指控泰勒是携带100万美元公款逃跑的，要求美国政府出面，逮捕泰勒，并将泰勒引渡给利比里亚政府。美国警方根据利比里亚政府的指控，在美国逮捕了泰勒，并准备引渡泰勒到利比里亚。1985年，在美国警方准备引渡泰勒之前，泰勒事先得到了消息，他知道，如果他被引渡到利比里亚将必死无疑，多伊肯定不会饶恕他的。于是泰勒寻找机会越狱逃跑。后来，泰勒到了科特迪瓦，组织流落在那里的利比里亚难民中的一帮年轻人到别的非洲国家接受军事训练，为推翻多伊政权做了军事上的准备。 　　1989年圣诞节前夕，泰勒带领100多名武装人员越过边界，在宁巴州向政府军开火，利比里亚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 　　泰勒起兵打回利比里亚后，他率领的反政府军全国爱国阵线部队受到许多部族的响应，他的部队日益壮大。在国外，泰勒的反政府军全国爱国阵线部队得到利比亚、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等国的支持。得道多助，泰勒的军事力量迅速扩大，足以与多伊分庭抗礼、决一雌雄了。 　　1990年6月29日，泰勒调兵遣将，兵分东西两路，向首都蒙罗维亚夹击，蒙罗维亚城南临大海，北面是大片沼泽地，只有东西通道。反政府军全国爱国阵线部队动用了大炮、火箭筒、机枪，向守卫在市郊的政府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扫除了设在通道上的哨卡，4000多人的攻城部队几天之内就把这座50万人口的城市包围得水泄不通。多伊和他的死党拼命顽抗，想方设法阻挠攻城部队入城，并扬言如果泰勒的反政府军全国爱国阵线部队如果强攻入城的话，他们将炸毁城市的主要建筑和设施。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伤亡，同时也为了城内50万市民的生命安全，泰勒命令他的部队采用以困代攻的战术，逼迫多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动投降。 　　多伊领导的政府军被泰勒率领的反政府军全国爱国阵线部队的强大攻势所吓倒，在守城战斗中士气低落，不但损兵折将，而且还时有逃跑倒戈事件发生，这使多伊的政府军兵员大减，后来城里的守城部队只剩下1000多人。多伊的国防部长巴克莱和总参谋长杜巴将军看到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也先后悄悄地溜到国外去了。多伊失道寡助、众叛亲离，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局面。 　　视权如命的多伊，宁肯毁掉城市，殃及全民，也不愿轻易交出政权。早在几个月前，即1990年4、5月间，多伊就着手给自己留了后路：他把自己的钱财大量地转移到国外，并把老婆、孩子也送到国外。这样既留下了后路，又消除了后顾之忧。而他自己，则下定决心负隅顽抗，以保住垂危的政权。多伊之所以童兵压境不肯投降，除了以上原因外，还在于他过分迷信他认为任何人也无法攻破的总统府。曾使多伊多次引以为自豪的总统府，是他用重金请美国人负责设计，由以色列人耗巨资兴建的。总统府内部为钢筋水泥结构，坚如磐石，伺若金汤。总统府地下室有好几层，其中有会议室、作战指挥室、卧室、客厅，还有仓库、医院等等，设备齐全，安全舒适。整个总统府尤如一个大碉堡，易守难攻。为负隅顽抗，求得转机，多伊在总统府的仓库中早已备足了粮食、弹药，企图利用反政府军全国爱国阵线部队求胜心切的心理，让他们上钩去贸然攻打总统府，并在战斗中利用总统府易守难攻的特点，大量伤亡爱国阵线部队的士兵。然后再利用蒙罗维亚城区的有利地形拼命还击，扭转败局，以图东山再起。 　　反政府军全国爱国阵线部队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攻打多伊的总统府，但由于总统府的结构易守难攻，爱国阵线部队一直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总统府久攻不下，反政府军全国爱国阵线部队内部却发生了内证，内证乏后分裂成了两个对立派——泰勒派和约翰逊派。这样，利比里亚的形势便变得复杂起来，形成了三军对垒的混战局面。 　　可怜的西非小国利比里亚实在经不起战争的折磨了。旷日持久的内战使全国工业生产停顿，通讯中断，海空交通断绝，整个国家处于瘫痪状态。战火吞噬了数以千计的无辜者，40多万人背井离乡逃往邻国，沦为难民。首都蒙罗维亚的状况更惨：7月初开始断电，无食品供应，许多居民只有靠雨水解渴、采树叶充饥。全市宵禁，多伊的士兵枪杀无辜、掠夺民财的事件时有发生，市内有4万多人逃到教堂和外国使馆内避难。7月30日，多伊的士兵在夜间突然闯入一家教堂，开枪打死了200多名在那里避难的妇女和儿童，把教堂内避难人的财物洗劫一空。 　　利比里亚的几个邻国和国内的教会组织均希望和平解决利比里亚的混战局面，7月份，经过利比里亚教会组织调解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从中斡旋，交战双方曾经举行了几轮会议。但这几轮会议中，交战双方互不相让、讨价还价，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闹得不欢而散，混战的局面丝毫没有改观。在谈判过程中，爱国阵线始终坚持：多伊必须辞职并离开利比里亚，否则无停火可言。而多伊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姿态，假惺惺地提出，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他愿意“靠边站”，甚至“下台”，并表示可以承认全国爱国阵线和另外几个被禁的反对党合法化，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将在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后辞职，但他坚决拒绝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清楚，如果他被迫离开利比里亚，那他就将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他东山再起的希望将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他只要不离开利比里亚，就有东山再起、复夺政权的可能。因此在让他出国这一点上他丝毫不让步。对这一点，爱国阵线也毫不松动，坚持多伊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利比里亚，必须出国。谈判出现了僵局，武装冲突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利比里亚人民看来还要长时间地生活在混战之中了。对此，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干预了。 　　10.4　死无完尸、天理昭然 　　面对日益恶化的利比里亚局势，西非的尼日利亚、加纳、几内亚、塞拉利昂、冈比亚五国首脑和多哥、马里的政府代表于8月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派遣一支2000人的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利比里亚。会议发表的公报说，这支部队的使命首先是使这个国家实现停火，然后帮助建立一个能使利比里亚人民接受的临时过渡政府，在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利比里亚一年之后举行全国大选，大选之后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起一个正式的政府来行使管理利比里亚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多伊和约翰逊签订了停火协定，泰勒却坚决反对外国军队介入，同时加强了对多伊的攻势，加紧攻打总统府，想尽快解决问题。停火协定的签订，使多伊侥幸获得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扭转败局、反败为胜的一线希望还未破灭，这给了他困兽犹斗的勇气。 　　在内外交困中，多伊更加留恋他的总统宝座了。每当他夜里从噩梦中醒来坐在床头之时，他脑海里总会浮现出10年前他带领16名亲信士兵发动政变、杀害老总统、夺得总统宝座的那个不寻常的夜晚，眼前总会出现身首异处的老总统，想起老总统溅到他身上的鲜血。想着想着，不知为什么，老总统的身影却变成了他自己，他也落了个老总统的下场，每想到此，他都惊恐万状，歇斯底里地大叫：“不，我是总统，我永远是总统，任何人也休想让我交出总统的宝座。”多伊10年前用刀和血换来的总统宝座，他决不允许别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被包围期间，被利比里亚人称为“传统盟友”的美国，同交战各方均保持着密切联系。美国一再表示：“如果多伊想要离开利比里亚而求美国帮助的话，美国可设法把他运走并找到容身之地。”实际上美国政府同爱国阵线已达成默契，泰勒许诺在内战中不伤害美国侨民，保护美国在利比里亚的重要设施，还答应夺取政权后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尼日利亚、多哥等国也曾表示可接纳多伊到他们的国家去避难，但多伊拒绝这些国家对他的恩惠，坚决表示不去任何国家避难，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离开利比里亚。 　　多伊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亡命之徒，他虽然已成为瓮中之鳖，但他还认为他还可以利用爱国阵线泰勒派和约翰逊派之间的矛盾、争斗，伺机寻找新的转机，保住自己总统的座位。他懂得，一旦他离开利比里亚，他的处境将不会比自己10年前当上士时的处境更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爱国阵线泰勒率领的部队加紧了向总统府的进攻。在与共同的敌人——多伊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泰勒与约翰逊有消释前嫌、握手言和的趋势。这个情报传到总统府，使得多伊的最后精神防线开始崩溃了。他把自己反锁在总统府的地下室里，狠命地踱着步，绞尽脑汁地设想、寻觅着出逃的计策。想来想去，并无良策逃出重围，他暗暗地给自己打气：决不能束手待毙，一定要设法冲出重围，找到一个便于东山再起的地方潜伏下来！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西非多国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利比里亚后，几内亚总统孔戴的特使从弗里敦乘船秘密访问蒙罗维亚，并设法向多伊转达了孔戴总统的口信：“希望他到几内亚避难。”多伊着特使的手，高兴得真想跳起来。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喜讯，因为多伊多日来已经精明地盘算到：尼日利亚、多哥虽然也发出信息，邀请他去避难，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利比里亚的紧邻之国，距离利比里亚都较远，不利于日后的卷土重来。而几内亚则是利比里亚的紧邻，两国国土相连，是一个死灰复燃、反攻国内的理想避难地。既然泰勒能从紧挨着几内亚的宁巴州起兵攻打总统府，我多伊到了几内亚，也一定能从宁已州卷土重来攻打你泰勒，总有一天，我还要从你泰勒手中夺回失去的江山。如此一想，多伊一反往日宁死也不肯出国避难的态度，爽快地接受了几内亚总统孔戴的邀请，并让特使将他的态度转达孔戴总统。 　　几内亚总统孔戴给陷于灭顶之灾中的多伊扔过来的这根救命稻草，使多伊的情绪大为改观，他的心境从极度消沉落魄之中迅速转变为异常兴奋激动，他想尽早把他出走几内亚的计划落实下来。1990年9月8日是星期六，多伊自鸣得意，兴奋不已，一再闹着要去见维持和平部队司令，商谈他出走之事。在事先未正式通知维持和平部队的情况下，多伊急不可耐地来到了维持和平部队的总部。这下多伊真的在劫难逃了，急于出逃的多伊万万没有想到，他已经主动地钻进了爱国阵线部队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了。 　　爱国阵线领导人约翰逊及时得到了多伊外出的情报，情报是怎样得到的，众说纷坛，有的说，多伊外出，总是由鸣着警笛的开道车开路，借此大张声势，约翰逊是从警笛声中判断出多伊离开了老巢外出的；也有的说，是维持和平部队的人泄了密。不管情报来自何方，多伊外出的消息终归被约翰逊及时得到。约翰逊得到这个情报后，感到这真是天赐良机，捉拿多伊此其时也，于是，他立即采取行动，迅速布置兵力和火力网，包围了多伊的车队。 　　在维持和平部队总部，多伊同维持和平部队司令谈妥了出逃事宜，他事先打好的如意算盘现在即将变成现实，多伊感到很满意，他仿佛已经飞到了几内亚一样，有一种将危机远远地甩到了身后的快感。多伊趾高气昂地从维持和平部队总部走了出来，快步向他的专车走去。在他走向专车的短暂的几秒之内，突然一阵乒乒乓乓的枪声响了起来，随后便是南点般的子弹向他飞来。这是约翰逊布置下的爱国阵线部队的战士向他开的枪。这突如其来的枪弹，打得多伊和他的警卫人员措手不及。有几个反应快的警卫人员开枪还击、但已是寡不敌众了。在激战中，多伊双腿被打伤，他的警卫人员还想还击，却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六、七十个多伊的随从当场在爱国阵线部队战士密集的火力网中毙命，自由战士一拥而上，活捉了多伊。多伊双腿被打伤，无法行走，被自由战士抬着，送到了约翰逊的司令部。 　　往日一手遮天、不可一世、作威作福的多伊，在约翰逊的司令部受尽了折磨，尝够了想死死不成、想活活不了的滋味。为了弄清楚多伊私吞的巨额公款的下落以便日后追回这笔公款，在多伊拒绝坦白的情况下，自由战士对多伊实加了严刑，用拷打和种种折磨逼迫多伊吐露实情，多伊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不说话进行反抗。自由战士每问一次被侵吞的公款存于何处，多伊如果拒绝回答，自由战士便割去他的一个手指。如此反复了十次，多伊的十个指头被陆续割了下来，两只手只剩了手掌。多伊被断指后，他仍然拒绝回答他在国外存款的地方，自由战士又割掉了他的双耳。在这种情况下，多伊还是抗拒，自由战士又割掉了他的生殖器。在自由战士对多伊施加酷刑的过程中，多伊几次昏迷过去，为了取得多伊的口供，几次打强心针把他救活过来，多伊到死也不肯透露他在国外存款的详情，他带着这笔存款的秘密到了另一个世界。 　　1990年9月10日，多伊在人们的咒骂和唾弃声中一命呜呼了。这个用非常手段窃取总统职位的野心家，由于倒行逆施，被人民从总统宝座上拉了下来，扔进了历史垃圾堆，死有余辜，遗臭万年。自绝于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抛弃他，历史又一次验证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 　　全书完